李定广、裘江丨千古名篇《登鹳雀楼》的作者真相

唐诗名篇《登鹳雀楼》的作者，唐宋两朝典籍所载说法有七：

其一、朱斌。出自唐芮挺章、楼颖所编《国秀集》卷下。

其二、朱佐日。出自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十二引唐张著《翰林盛事》。

其三、王之涣。出自北宋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卷三百十二。

其四、王之美。出自北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

其五、王文奂。出自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

其六、王之奠。出自南宋陈应行《吟窗杂录》卷五十。

其七、王文涣。出自南宋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卷三十九。

当代学者莫衷一是，判给朱斌的声音最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林贞爱《<登鹳雀楼>非王之涣诗》①之后，共有近十篇论文论证作者应是朱斌。尤其是陈尚君②、佟培基③、张忠纲④、刘学锴⑤等先生力主“朱斌说”。也有学者认为朱佐日是武则天时人，即初唐人，比朱斌、王之涣时代更早，应该判给朱佐日。有不少学者撰文认为朱斌与朱佐日是同一人。⑥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判给王文奂。⑦当然，也有学者撰文再次肯定作者就是王之涣。⑧

其实港台学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就在争论《登鹳雀楼》的作者问题，余光中先生写于1980年的《三登鹳雀楼》中提到吴宏一先生根据芮挺章所编《国秀集》，推断此诗当为朱斌所作，又据祝诚的《莲堂诗话》说是朱佐日所作，且疑朱佐日或即朱斌。余先生在文中说：“希望吴先生再加考证，把此诗的著作权查个水落石出，免得王之涣落个“五首半”之讥。”⑨余先生生前未能获得满意的解答，本文勉力完成他的遗愿。

《国秀集》是由唐国子生芮挺章初编于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国子生楼颖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续补定稿并撰序⑩。该书卷下“处士朱斌”名下选一首《登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重楼。”与今传王之涣《登鹳雀楼》除了题目不同，正文仅一字之差，当是同一首诗。该书在“王之涣”名下也收了的三首七绝。

出自《国秀集》的“朱斌说”，是当今所知典籍中对“白日依山尽”作者的最早文献记载，也是今存唐五代典籍中对该诗作者的唯一记载，乍从文献学的角度看确实非常有力，因为其他诸说的首出文献都比《国秀集》晚，先出文献占优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从考据逻辑上说，并非晚出的文献就一定不如早出的文献可靠，并非早出的文献就一定没有错误。笔者起初也是相信“朱斌说”的，但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朱斌说”可谓疑点重重。

1、 “朱斌说”何以在《国秀集》之后整个唐、宋、元、明再无响应？直至明末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和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才重又提起？清代以后复归沉寂，再无人主张此说？

首先，《国秀集》编纂粗陋，有内容自相矛盾、作者张冠李戴等严重问题，历代不认可。

《国秀集》流传至今已历经一千多年，但人们对该书的相关情况似乎知之甚少。笔者多年研究唐诗选本，对《国秀集》了解较多。此书编者芮挺章与楼颖二人同为玄宗开元末国子生，国子生即国子监所属如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等就读以备应试的学生，唐代称“生徒”，修完学业通过“监试”获得参加进士科考试资格，称为“国子进士”，与地方州府推荐的“乡贡进士”身份一样。注意：唐人称的“进士”是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是没有考取前的称呼（考取后称“前进士”），与明清所谓的“进士”指考取后的人完全不同。《国秀集》中芮挺章与楼颖二人的署名分别为“进士芮挺章”和“进士楼颖”，可见两人当时已获得参加进士考试资格。他们编《国秀集》目的之一应该是为科举考试“练兵”服务，故所选多为五七言近体。唐代是抄本时代，想得到许多人的“家集”很难，晚唐太子校书郎顾陶花三十年时间编定《唐诗类选》，仍感叹“终恨见之不遍”①，芮挺章与楼颖二人既非官员，亦非社会知名文人，仅为两个在校学生，没有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交往范围小，以二人当时的身份和能力，其编选《国秀集》的材料来源，亦不过是学馆内资料以及身边人的习作，名家作品只能假手转抄、笔录所见零篇散章而已。其所录诗人的选择范围，所录诗人水平高下，所选诗歌文字正误，作品归属是非等，错误甚多，甚至严重自相矛盾。如楼颖自序称其选录范围是“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之“见在者，凡九十人”②。但所录刘希夷、杜审言、宋之问、董思恭诸家均卒于开元以前，李峤、张说、张九龄、王泠然、崔曙、王之涣等人，在楼颖编成作序时也都不是“见在者”。可见其自相矛盾之严重。其所选诗人及相应诗作尤失水准。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烈批评：“其所选十数名家而外，皆不知名，故其诗多不工。”③民国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评曰：“顾观其所选，如李峤、宋之问、孟浩然诸人，入选都非佳构，至若梁洽、康庭芝、董思恭、郑审、程弥纶、荆冬倩辈，其诗尤庸陋。”④即使选了盛唐名家“如李颀、常建、孟浩然、张九龄等，所选也都非佳作”⑤，可见编者资料来源之局限。再者，初唐既然选了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为何不选同时的四杰、陈子昂？既标榜只选盛唐，初编于唐玄宗天宝三载（744），续补定稿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又为何李白、杜甫、岑参均不见收，反而收录年辈稍晚于杜甫、主要活动于天宝、大历时期的樊晃、严维？还有，其所录作品归属张冠李戴者，如：卷下“李颀”名下所收《白花原》一首，经李珍华、傅璇琮、佟培基等先生考证，实为王昌龄《白草原》，作者、题目皆误①；卷下“于季子”名下所收《南行别弟》一首，经傅璇琮先生考证，实为韦承庆诗②。值得注意的是，《国秀集》编选分为上中下三卷，卷上“凡二十四人”，卷中“凡二十四人”，何以卷下突然“凡四十人”？而且作者张冠李戴的问题都出在卷下。卷下乃全书收尾工作，芮挺章“堆案飒然，无与乐成，遂因绝笔”③之后，应是后来楼颖续补定稿草率所致。因此，卷下所收所谓朱斌《登楼》诗或是楼颖在草率续补中张冠李戴。

其次，《国秀集》淹没不传，至宋代被发现于旧书摊后又经宋人转抄、明人翻刻，难免讹误。

既然《国秀集》朱斌诗张冠李戴的可能性较大，那为何盛、中、晚唐至五代人没有纠正呢？《国秀集》抄本自编订以后，经唐五代直至北宋元祐三年（1088）均不见对其有任何文献提及。宋代官方书目最全面的《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均未著录。傅璇琮先生也认为“且终唐之世，是否流传，也不甚清楚，《新唐书•艺文志》未曾著录，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流传不广。”④若不是刘景文于元祐三年（1088）发现于旧书摊，曾彦和“借本录之”（曾彦和跋）即借来转抄，恐怕也难逃亡佚的命运，亡佚就不存在“朱斌说”了。其转抄中剥蚀之讹，鲁鱼亥豕之误，必不能免。且《国秀集》唐宋抄本早佚，目前可见最早版本不过是明初翻刻本，翻刻中难保不会再出讹误。直至明末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和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才重又提起则《国秀集》，并提出《登鹳雀楼》作者问题，恐与转抄、翻刻不无关系。若此，则“朱斌说”更加值得怀疑。

2、《国秀集》编者对王之涣了解甚微，连其代表作《凉州词》都弄错。

《国秀集》还有一特点，就是在编选诗人时总是冠之以身份头衔，即便所选诗人在被录入集中时并无任何官阶、头衔，通常也冠以“进士”或“处士”等名号。《国秀集》将“白日依山尽”诗归之于“处士朱斌”，至少说明编者对朱斌还有所了解——知其为处士。而《国秀集》所选九十位诗人中未列任何官阶、头衔、称号的仅有四人，依次为：薛维翰、孙欣、王之涣、王羡门。而这四人，正是编者因所知甚少因而胡乱编写的诗人代表。薛维翰是玄宗时期人，尤工绝句、擅写闺怨。有名句“频放剪刀声，夜寒知未寝”行世，早在开元中便已进士及第。《唐诗纪事》载“维翰登开元进士第”①，而《国秀集》只书姓名，可见编者对其所知甚微。孙欣与王羡门在当时亦当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孙欣和高适有交且曾获其赠诗（高适有诗《别孙欣》）。王羡门则在当时亦早有名声，宋代陈思刊印的《宝刻丛编》“唐泸州刺史康玄辩墓志”，便是“唐王羡门撰（开元十二年）”②。能为泸州刺史作墓志，定不是无名小人物。考之薛维翰、孙欣和王羡门事迹，可以确定编者对所知极为有限的诗人才只录姓名。傅璇琮先生在列出四人名单之后，说：“由此可见，即使在天宝时，王之涣的事迹就已所知甚少了。”③傅先生所言不虚。同是唐人的薛用弱在其《集异记》中记录“旗亭画壁”事时，也反复将王之涣称为“王涣之”。再看《国秀集》对所录王之涣诗的文本，当头一首便是王之涣“传乎乐章、布在人口”的名篇《凉州词》。然《国秀集》所载却是：“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直上白云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编者竟然将王之涣的代表作都搞错了，前两句诗的顺序完全颠倒，为“粘对”格律所不允许。这样低级严重的错误恐怕难说是粗心的“错简”，而是其对王之涣了解甚微。编者既不熟悉王之涣的作品，也不了解其生平仕历，那么将其名作《登鹳雀楼》错放在朱斌名下也是很有可能的。

“朱佐日说”最早为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所载：

范成大自注此条引自盛中唐间人张著的《翰林盛事》。不仅将《登鹳雀楼》系之朱佐日，并且对其有相关的身份、背景描述。朱佐日的形象较之朱斌更加丰富鲜活，诗的归属也是以故事的形式交代清楚。可知朱佐日乃武则天时期的人，“两登制科，三为御史”自然也非常人。如果此条成立，那么朱佐日活跃于武后时期，颇有可能性是《登鹳雀楼》的作者。

读者疑问的是：朱斌和朱佐日是否同为一人？若不是一人，《国秀集》和《翰林盛事》同是唐人作品，成书时间前后仅相差一二十年，何以出现两人同占一诗而唐宋人皆不予纠正？若同为一人，“处士朱斌”和“两登制科、三为御史”朱佐日的身份矛盾如何化解？

遍检两《唐书》《全唐文》等重要的唐代文献，皆未载朱佐日、朱承庆父子姓名，唯宋以后的几部吴地地方文献如《吴中人物志》载其父子姓名，内容与《吴郡志》基本相同。

值得庆幸的是，上世纪出土的唐人墓志中，有一方朱佐日墓志，全称《大唐故信都郡武强县尉朱府君墓志》，志云：“佐日，会稽人也。”已与《吴郡志》所载之“郡人”不合。后云其“年卅，国子进士擢第，居无何，署信都郡武强县尉，以判选也。天宝十三载七月终于睦仁里私第，春秋四十九”，并云“屈于黄绶”①，那么其平生仅官至县尉，与《吴郡志》所载“两登制科、三为御史”抵牾。据墓志，朱佐日生于公元705年，该年武则天去世，所谓“天后尝吟诗”便是无稽之谈。

当然，范成大所引《翰林盛事》之朱佐日，与出土墓志之朱佐日，生平差异较大，会不会是同时代同姓名的两个人？这种巧合也不能绝对排除。即便墓志的出土，难以完全否定“朱佐日说”，但结合另一条证据，应该可以否定“朱佐日说”了。这条证据就是，《吴郡志》所载朱佐日子朱承庆“年十六登秀才科”事，是违背史实的。唐代的“秀才科”很是特殊，虽有设置且为常选科目但极其难考。李林甫在《唐六典》谓秀才科“取人稍峻，自贞观后遂绝”②。《通典》和《旧唐书·职官志》均谓秀才科贞观后废绝。“贞观”为唐太宗年号，从公元627到649年，也就是说公元649年以后就没有“秀才科”了。但《新唐书·选举志 》则云“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③。《文献通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自永徽二年起，便不再有秀才及第的记录。“永徽”为唐高宗年号，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就是说，“秀才科”最迟于公元651年便停废。朱佐日之子朱承庆若要登秀才科，必须在永徽元年（650）以前。而范成大引《翰林盛事》谓其父亲朱佐日在“天后”当政时期任“御史”，“天后”当政时期即公元684年至705年，“御史”属于从七品上阶至从六品下阶官员，为唐代中低级官员。按最低推算，假定武后当政的第一年即公元684年，作为中低级官员的朱佐日就已经50岁，则高宗永徽元年（650）朱佐日才16岁。其子朱承庆应该尚未出生，则其“登秀才科”便是天方夜谭。

范成大《吴郡志》自注此条引自唐人张著（张鷟之孙）的《翰林盛事》。关于《翰林盛事》一书的记载，从《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到《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可见在有宋一代《翰林盛事》还是流传较广的，既然大家都能见到《翰林盛事》一书，何以宋人均不将《登鹳雀楼》诗归于朱佐日呢？这从侧面说明宋人看到的《翰林盛事》中很可能并无此记载，应该是范成大为了标榜吴地人杰地灵而误录了“小说家言”。还举一条旁证：早于范成大的王十朋在注苏轼诗“井落依山尽”句时引“唐王文奂题鹳雀楼诗云：白日依山尽”，又在注苏轼“笔研耕学死”句时“援张著《翰林盛事》：王勃能文，请者甚众。金帛盈积。人谓，心织而衣，笔耕而食。”①此前担任掌管文书秘阁图籍秘书监的王十朋在见过《翰林盛事》后，不把《登鹳雀楼》著作权归朱佐日，却把著作权归于“王文奂”，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王国维曾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即用文献资料与考古文物相结合的方法,来考证客观的历史实在。这一科学方法数十年来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进一步发挥，解决了许多重大疑难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唐人题诗的鹳雀楼至宋代是否还存在？其上诸家题诗的墨迹保存时间是否足以让宋人看到并抄录？也就是说，如果能亲眼看到鹳雀楼上诸家所题之诗的署名，并誊录下来，那应该是最可信的，其他纸质文献的不同记载皆可忽略。因为作者本人亲手题写在鹳雀楼上的诗，还能署错名吗？

首先，我们看看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的《续诗话》：

司马光是绛州夏县人，鹳雀楼名胜就在其家乡附近，应该很年轻时就去看过，假定他20岁（公元1038年）去登楼，距离盛唐人题诗约300年。司马光正是有感于部分唐代诗人“姓名湮没不传于世”，于鹳雀楼之上抄下王之美与畅诸的两首诗。“不数”者，不算在内也。从司马光这段话可见“王之美、畅诸”二人到北宋时名气不大，不算名人和贤士，人们不大了解他们。如果此“白日依山尽”的作者“王之美”就是王之涣的话，说明司马光对王之涣也不太熟悉，否则应会纠正为王之涣。

其次，我们看看北宋大科学家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

文中的“留诗”指留题诗。沈括从鹳雀楼看到并抄录的与司马光略有不同。从这段话可知，鹳雀楼上唐人题诗甚多，沈括认为最好的有三篇，即李益、王文奂、畅诸三人的题诗。“畅诸”与司马光看到的相同，所不同者，“白日依山尽”的作者一记为“王之美”一记为“王文奂”，必有一人看错，或者两人都不确。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沈括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许多从亲眼所见的文物中誊录诗文，以及用文物对纸质文献中的诗文进行订正的事，沈括往往亲眼目验方敢去伪存真，体现了沈括对于诗文记录的科学、客观态度。如卷十四“艺文一”这两条记载：

卢宗回登元和十年(815)进士第，题诗慈恩寺塔当在该年春，距离沈括抄录时已经270多年。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题诗距离沈括抄录时约330年。沈括作为极具理性、客观的科学家，他对于鹳雀楼上唐人题诗的记录是严谨真实的。不过，他何以把“白日依山尽”诗作者录成“王文奂”？

最后，我们看看宋陈应行辑《吟窗杂录》所载：

《吟窗杂录》一书是汇集自魏文帝至北宋梅尧臣的诗格类著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蔡襄之孙蔡传（1066—1126）所辑，蔡传是北宋人，一本记为南宋初人陈应行所辑。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1、正文中“留题”二字，说明确实是从鹳雀楼题诗上录下来的。2、只各录了三人的一联名句，说明他认为在众多题诗中惟有这三人诗有佳句。3、把“欲穷千里目”一诗的作者记为“王之奠”，又与司马光所记“王之美”、沈括所记“王文奂”不同，三人中必有两人看错，或者三人都不确。

此外，南宋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也有类似记载，又把“白日依山尽”作者记成“王文涣”。不过，北宋彭乘《墨客挥犀》卷三、北宋李颀《古今诗话》等，也均有类似记载，均把“白日依山尽”作者记成“王之涣”。

通过以上罗列分析，现在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题诗距离司马光、沈括抄录时约300—330年，岁月既久，楼上字迹自然漫漶剥蚀，加上唐人题诗多为行草，若诗歌正文某些字剥蚀不清，倒可以结合诗意和格律得到较准确的推断，若作者姓名字迹漫漶不清，判断起来就要困难得多，所以不同的人辨认的结果也就不同，“王之涣”“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奂”“王文涣”这五个名字之中，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参照《文苑英华》《唐诗纪事》等宋代较权威的唐诗文献，以及查考五个名字作为诗人在唐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初步推断应该是“王之涣”正确。

那么《文苑英华》中所录“王之涣《登鹳雀楼》”是否也录自鹳雀楼上题迹呢？今检《文苑英华》卷三百十二，王之涣此诗紧随“畅当《登鹳雀楼》”后①。“畅当”实为“畅诸”②，应该是明人弄错③，畅诸是开元时人，畅当是大历时人。从《文苑英华》将这两首《登鹳雀楼》排在一起，而不和王之涣、畅诸（或畅当）的其他诗排在一起，可以推断，也是录自鹳雀楼上题诗。

《文苑英华》主编李昉（925—996）看到题诗大约在公元944（本年20岁）—982（本年九月始编《文苑英华》）之间。而据王之涣墓志，王之涣（688—742）是绛州（今山西绛县）人，鹳雀楼虽离其家很近，但当时并非特别有名，他登鹳雀楼题诗时间，在其辞官归乡“悠游青山……在家十五年”④之时，据李希泌先生确切考证，在公元727—741之间⑤，距李昉看到题诗相隔220年左右。到司马光、沈括等看到题诗距离王之涣在鹳雀楼题诗大约300—330年。

有学者质疑：鹳雀楼上王之涣等人题诗到宋代还能否看到墨迹？会不会是宋人补题的？不然为何唐人李翰《河中鹳鹊楼集序》只提到畅诸诗而不提王之涣诗呢？⑥

“鹳雀楼”一名“鹳鹊楼”，在唐代河中府 (今山西永济市)①，唐·殷尧藩《和赵相公登鹳雀楼》诗自注：“楼在河中府，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宋人眼中的鹳雀楼已是名胜，自然受到保护。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载宋真宗曾至河中府登鹳鹊楼。②

据乾隆《蒲州府志》卷三“古迹·鹳雀楼”载：“唐世诸公犹多题咏，历宋至金明昌时犹存。……元初楼已就毁。”③明昌是金章宗年号，即公元1190—1196年。金明昌时犹存，被毁是在哪一年呢？鹳雀楼被毁是在金元光元年（1222）即蒙古成吉思汗十七年，本年蒙古木华黎进攻金河中府，金守将侯小叔下令烧毁鹳雀楼和蒲津渡浮桥。《金史·侯小叔传》载：“夜半坎城以登，焚楼、橹，火照城中。”④金、元大战中一场大火，将这座“江北第一名楼”化为灰烬！

那么，鹳雀楼上王之涣等人题诗到宋代李昉、司马光、沈括，历时已220—330年之间，还能否看到墨迹呢？前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他到慈恩寺塔抄录唐人卢宗回题诗事，该题诗已270多年，仍然清晰可辨。再举一例，长安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唐人题名拓本《慈恩雁塔题名卷》也是由宋人拓下的，今藏中国社科院，收有唐贞元二年（786）到咸通四年（863）的雁塔题名，较为清晰。该拓本的来历，宋陈思《宝刻丛编》载《慈恩雁塔唐贤题名十卷序》有详细记载：

据此可知，雁塔题名拓本是宋徽宗“重和戊戌”之“明年”即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所拓。贞元二年（786）的题名到宣和元年（1119）共333年。既然333年的雁塔题名，仍可清晰辨认，那么鹳雀楼上王之涣题诗到宋代李昉、司马光、沈括时在220—330年之间，怎么就不能辨认呢？

既然宋人仍能辨认，那么就没必要补题。况且，如果真是宋人补题，那字迹一定非常清晰，就不会有宋代诸名家从鹳雀楼所录姓名出现“王之美”“王之涣”“王文奂”“王文涣”“王之奠”的差异。这些所誊录姓名的差异，不正好从反面说明，鹳雀楼上诸诗的字迹不是宋人补题，而是漫漶剥蚀的唐人旧迹吗？再者，臆测宋人在文物上公然造假，亦不太恰当。

既然不是宋人补题，那为何唐人李翰《河中鹳鹊楼集序》只提到畅诸诗而不提王之涣诗呢？让我们先看李翰《河中鹳鹊楼集序》：

据李翰此文，鹳鹊楼（鹳雀楼）为后周宇文护始建。“河南尹赵公”即赵惠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春，河南尹赵惠伯新调任河中尹②，李翰在其幕下，秋八月奉命登鹳雀楼集会而作此序。序中对于前人鹳雀楼题诗只提到“前辈畅诸”一人，而不及王之涣，何也？

其实在建中二年（781）八月李翰登楼之前，已在鹳雀楼题诗的不止畅诸一人。撇开王之涣不说，李益、耿湋等人亦早已在鹳雀楼题诗了。李益鹳雀楼题诗，宋代沈括等人已抄录。李益（746—829）是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769)进士及第，大历六年(771)又中“讽谏主文科”，授华州郑县主簿。“华州郑县”即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在华山脚下，离蒲州鹳雀楼仅一河之隔，李益登鹳雀楼必在大历六年(771) 任郑县主簿时。耿湋（736—787），是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人，代宗宝应二年(763)登进士第，虽然鹳雀楼就在其家乡，但登楼题诗应在其进士及第成名之时，故耿湋《登鹳雀楼》诗当作于宝应二年(763)或稍后。

可见，在李翰登楼前至少有四人题诗鹳雀楼：畅诸、王之涣（或朱斌）、李益、耿湋。而李翰序文只提畅诸一人，盖因畅诸是“前辈”，且有功名和时望，畅诸在玄宗开元初即登进士第，九年(721)中拔萃科。而王之涣既无功名亦无时望，李益、耿湋又与李翰是同辈人，当时声望也不大，故皆未提及。如果“白日依山尽”诗是朱斌所题，李翰又为什么没有提朱斌呢？其实，序文只需列举个别榜样，不必全面记录，即使到李翰之后鹳雀楼上唐人题诗更多，北宋司马光专门去抄录，也只录二人，沈括也只录三人。

颜真卿侄子颜防贞元九年（793）所撰《鹳鹊楼记》①，对鹳雀楼题诗应有更详细的记载，可惜今已不存。中唐高僧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提到：“故有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②这应该是《文苑英华》之前最早引用王之涣《登鹳雀楼》诗句的，但没提作者姓名，大概也是因为对王之涣不甚了解。

首先，从朱斌、朱佐日、王之涣三人生平看，朱斌除了《国秀集》称其“处士”外，其生平籍贯一无所知，历代文献未见任何记载，朱佐日则无论是会稽人还是吴郡人，均离蒲州鹳雀楼甚远，其墓志亦未云其到过蒲州。王之涣的籍贯长期以来被误作“太原人”（《唐诗纪事》）或“蓟门人”（《唐才子传》），直到上世纪初其墓志被发掘出来，才知道他是河中府绛州人，鹳雀楼正在起家附近，加之墓志载他辞官回乡“悠游青山……在家十五年”，所以他登鹳雀楼是必然的。还有，《登鹳雀楼》诗的豪迈风格与墓志介绍他的个性与诗风“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皦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亦相合。

其次，从历代对此诗归属的判断看，王之涣占有压倒性优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彭叔夏撰写的《文苑英华辨证》十卷，专门对《文苑英华》中“字画鲁鱼，篇次混淆”③进行辨正，这本“考订商榷，用功为多”④的书，对《文苑英华》所收王之涣《登鹳雀楼》诗的著作权并没有提出异议。古人直接讨论这一名篇的归属问题，表达自己看法的，大概是清代的王士禛，其《池北偶谈》卷十七“朱佐日”条中说：

王士禛认为“朱佐日说”证据不足。只是王士禛所说的明人张昶的《吴中人物志》，并非“朱佐日说”的最早记载，而是来自范成大的《吴郡志》。

为全面了解历代学者对“白日依山尽”一诗的态度，兹将历代重要典籍中对这首诗归属的记载情况列表如下：

从表中可知，历代支持“朱斌说”的总共三个半典籍，皆是唐诗总集类文献，再未查到支持“朱斌说”的第四个典籍。

支持“朱佐日说”的总共十家典籍，没有一部是唐诗总集类文献，基本上是地志类文献，皆源自范成大《吴郡志》，范成大自注引自唐人张著《翰林盛事》，然《翰林盛事》一书早已亡佚，无从查考。

历代全部诗话类典籍皆支持“王之涣说”，唐诗总集类典籍除了表中这三个半典籍外，亦全部支持“王之涣说”。一般认为，宋人对唐诗的判断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通过检索统计发现，宋代文献中，除了吴地方志文献外的全部文献皆支持“王之涣说”，这一点决不可忽视或小觑。我们知道，清代人多擅长考据，饱学之士甚多，除了《全唐诗》将此诗分属“王之涣”“朱斌”名下外，其他唐诗总集、诗话、笔记等皆支持“王之涣说”。

总结：通过以上的文献排比和逻辑论证，首先，可以十分确定的是，“朱佐日说”乃“小说家言”，实不可信。其次，可以确定的是，北宋司马光、沈括等不同的人从鹳雀楼漫漶不清的题诗中辨认此诗的作者为五个不同名字：“王之涣”“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奂”“王文涣”，有一个共同点是这首诗的作者一定姓“王”，不姓“朱”，再联系《国秀集》“张冠李戴”等诸多疑点，所以此诗作者为“朱斌”的说法也可以排除。最后，再结合王之涣墓志所确认的生平尤其是籍贯，以及历代文献尤其是宋代文献对此诗归属的记载，在“王之涣”“王之美”“王之奠”“王文奂”“王文涣”这五个名字中，可以判定“王之涣”是正确的。

至此，“白日依山尽”一诗的著作权真相应该水落石出，当是王之涣。

李定广（1966—），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诗词。

裘江（1992—），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唐宋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