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公园里的慢生活

作者 ▏纪廷孝

河北江东处处灾，唯闻全蜀少尘埃。

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

——《陈情献蜀皇帝》前蜀·贯休

陵阙凄凉俯旧邦，恨流滚滚似长江。

穿残已叹金凫尽，缺落空余石马双。

——《后陵》宋·陆游

众所周知，我们成都是全国有名的休闲城市，它几千年不变的城市名称背后，是一代代人的不懈打造，筑城建房，经营百业，于是有了美景、美文、美食、当然也不乏美人。

外地人来本地，他们中许多人都能感受到成都人的那份闲适甚至慵懒，但是当地总体的各种经济指标，生活指数，绝对在全国名列前矛。这里的人们除了创造生活，还会享受生活，不然上列的“四美”岂不是要被辜负了。这种生活状态，极为符合时新的“慢生活”理念，成都目前的“快交通，慢生活”就是对这座城市的一种褒扬。

快交通列位都有个人的切实体会，它公路铁路四通八达，天上有飞的，地下有钻的，半空中还有高架的，不久也许还有水路远航的。前不久本人就坐地铁10号线，专为喝茶去了唐代才子王勃写“风烟望五津”的新津县五津镇，若不是交通便利，哪个坐车坐轿甩连二杆爬山越岭跑那么远仅为喝杯茶又转来，除非是四医院跑出来的。

名流易中天说：“生活在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费那么多力，做那么多事情，只要消消停停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行了。”

有位诗人木心先生，写过一首诗叫《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以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可惜先生已经作古，他生前如果能来成都过日子，就不会怀念这发生慢生活的从前了。

前面提到的两首诗，实际是两首七言律诗的上半段，这都和我们的永陵公园有关。贯休是位大和尚，他就告诉我们，外地也许疫情也许水灾旱灾虫灾，成都却少有影响，老人家带起保温杯饭盒子，骑起驴儿就来啦。

他是天复三年来的成都，也就是903年，距现在又过去一千一百多年了。他那年七十一岁了，“垂垂老”还要天远地远的从浙江“得得来”，就是因为这里“少尘埃”嘛。

他是听闻过许多地方情况的了，比如说荆楚，比如说齐鲁，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山东，都是灾害不断，唯一听说的就是此地大好。他来向蜀皇帝献诗，蜀皇帝是哪个呢？他就是后来永陵的墓主人家王建。王建一高兴，就赏了他一顶禅月大师的帽子戴起，之后他的名片上可能会印上“享受国家副部级待遇”。大师在蜀地享受了九年幸福的慢生活，书法、绘画、写诗无所不精，至八十岁才去世，为我们留下了一本讴歌成都的《禅月集》。

成都还有个优点是包容，诸葛亮、刘关张、杜甫、贯休、陆游都不是当地户口吧？成都接纳还热爱他们。华西坝修医院修学校的外国人，民间主流上并不排斥。抗战时几大学入川，成都也是与他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开放的心态，促进了成都的文化交流与提升。

蜀王王建也是个外来户。他是许州舞阳人，也就是河南人。他参军先是当田令孜的部下，后又随田将军投了川西节度使陈敬宣。唐昭宗大顺三年，他杀了田令孜和陈敬宣，攻据成都，被朝廷任命为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他娃又蚕食东川，取得山南，三川之

地。扩大了地盘，实际拥有了今四川全省。

那时已经是唐朝后期，中央政府拿他一点办法没得。唐僖宗时的中和二年，当时没有考上公务员的黄巢造反，他手下的大将朱温又归顺了唐朝，为了牵制朱温，两年后唐昭宗还封王建为蜀王。

果不其然，朱温在907年拱翻了唐朝，把个国家改名叫梁。王建知道后，假巴意思向东嚎哭，随即称帝，国号蜀。成都便进入五代前蜀时期。传说王建少年时曾有偷盗前科，事情弄爆了夜晚与同伙藏在武阳古墓间，听到两个鬼在说：“蜀王在此。”同伙对王建说：“你那样子不同一般人，以后必然有异常的举动。”结果硬是兑现了这种说法。

历史上成功者当王当皇帝，不成功当匪当寇，甚至死得非常难看。王建是幸运的，成都也是幸运的。王建过了十年皇帝瘾去世，他第十一子王衍继位。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唐派兵伐蜀，王衍投降。前蜀政权虽存在仅在十八个年头，但王氏父子能尊重知识分子，故蜀中一度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

这个时段，他手下重臣韦皋、温庭筠等都是光耀唐代的大诗人，他们把作品集中在一本叫作《花间集》的书中，其中就有不少描写成都慢生活的。

王建洗白了，阴阳堪了西郊一块地，上风上水，吉利祥和，汇报到了王衍那里，他连说“中，中，中”。四川南面习惯将姓氏与排行连在一起称呼，如张大、李二、赵三、钱四，但这种称呼不适用于王建，不是因为他是皇帝，而是因为他排行第八，——叫人王八不是好孩子。王建还属兔，叫他兔崽子也要不得。但他陪葬的御印，把子上就是刻的兔子。

前面提到的诗词，后一首是宋代人陆游所作，在他眼里，王建墓已经是“穿残已叹金凫尽”了，即是说多次遭盗墓贼光顾，所有值钱的包括金鸭儿都被偷光了。

老人家还说：“缺落空余石马双。”即是破败的坟茔上，还残存着至少两匹石马，想必当年还是有一定规模的。就是陆大爷这首诗，他自己有个注解，说是“后陵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

可奇怪的是，历朝历代帝王坟都是修在地下，拿我们成都来说，明代朱元璋在成都那些儿孙，就都是埋在外东石灵一带地下，可王建墓就在地面垒土为坟。陆游这话，不该记的记住了，哪个？那是摸金校尉。

可能有人不晓得啥叫摸金校尉？那就是盗墓贼噻。而广大人民群众成天忙于油盐柴米——你说还有酱醋茶？

错！小老百姓肚儿亏圆就万福了，调料、茶水是先富起来才讲究的哈。哪个去默到一个大土包？大家这里久而久之，居然还讹传成抚琴台，说是这附近曾挖出过几只大缸，被说成是埋在地下弹琴可以共鸣的。说是三国时诸葛丞相曾在此处抚琴，当年先生在营门口屯兵垦荒，骑马来此也不是难事。又有说西汉的司马相如也在这里弹琴，他们的慢生活我信，我是不明白他一个蓬溪人，背着个琴到这荒郊野外来弹啥子。网卓文君吗去邛崃弹嘛，书上说网到了就文君卖酒，他先生穿个火窑裤洗酒具，忙得毛根立起，哪还有条件来过这种慢生活？

抗战时期有人在这里挖防空洞，发现这是一处古墓葬，由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主持发掘清理，王建墓才重见天日。但是当时民族危亡，前方吃紧，后方匪患、汉奸骚扰，在这种情况下，王建墓必然不可能开发修建成一座公园。

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有幸在这青草繁茂的小山坡割兔草，捉迷藏。我兄弟当时在三英小学读书，——这学校后来改名为西安路小学。他同学一家就是这里的守陵人。这小坡的后面绕过一条小渠，这小渠叫作茅草堰。对岸是一片菜地，肥沃的黑土中，生长着茁壮的白菜、萝卜之类。菜地尽头是高等工业学校的红砖后墙，我们叫它“高工校”，后来学校改名无线电机械学校，我们又叫它“无机校”。早年陈毅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陈毅有个哥佬倌叫陈季让，家住少城半节巷。他是国军少将师长，后来受冲击少，你懂的。他和后来的民革遗老多有往来，我父亲属黄埔军校16期，便是其中之一。他有个女儿下乡又与我同一地方——叙永后山茶场，她是县政协委员，境遇当然比我好，这个你也懂的。成都电视台九十年代曾在黄金档的《今晚800》连续几天播出《最后的知青部落》，也许有人还有点印象，就是说的这地方。

要说西安路，它就和本市众多以地名为名的街道，绝不相同。那些“陕西街”、“福建营”、“昆明路”、“洛阳路”、“江汉路”、“白下路”等都与原地域有关，有说法是1938年底中央黄埔军校迁蓉，设立多处分校，分校所驻街道即以原分校所在地命名。又据说都是以清代驻军原来的兵源地而命名。

西安路50年代初似属第六区，之后为西城区，新区划归金牛区。

西安路的脱胎换骨毫无疑问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其实从石灰街这头过来，一段是南巷子，紧挨到王建墓的这段是三洞桥，过了三洞桥再走下去，才叫西安路。

我们的白果林，在2011年前是单独的街道办事处，所辖有中新路、文华路、百寿路、青西路、金罗路、银杏路、荣光路等，而西安路街办又有西安路、抚琴东路、三洞桥街、西屠场、观音阁、枣子巷等街巷。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是资源独享，轻装上阵；合是强强联手，协同作战，分与合都会有它的道理。正如上述中的一些街巷，也许有的涅盘转身，有的又渐行渐远。

白果林是有历史的。说是历史的某个时段，某户人家在此地广种银杏，留下了这个地名。我相信大家是爱国的，那么具体讲你会爱成都，爱你的社区，你的家园，关于白果林名称来源，在贵区的某街巷、某条地铁线的某出口，有简单明了的介绍，作为一个社区人，你们比我了解更加细致。

南巷子下来不远还有座红砂石的拱背一洞桥，叫做任家桥。桥头卖煮红苕的茅屋是以前我们时常的“吹、捧、拍”快餐，冬天天亮得晚，早起的学生大老远就看到那里炉火熊熊，大气烹天，干荷叶作盖煮的红苕香气扑鼻。

桥边另一家姓蓝，姓蓝住在南巷子只有那么合理了。他家是做豆腐卖的，记得十冬腊月北风吹的天气，捧个瓷碗去帮一位老奶奶端豆腐，双手冻得真想把碗丢了。桥头还有一个塔式化纸炉，红砂石的塔身上刻着“敬惜字纸”，常有一位太婆捡些废纸在炉膛里焚烧，那是传说不敬惜字纸的娃娃会瞎紧眼睛的时代。于今当年的茅屋及准文物的桥早已荡然无存了。

现在加油站对面那条巷子，以前两边全是黑油油的良田，春季满田是金色的菜花，肥胖蜜蜂在称作胜利油菜的花园中且歌且呤。倘如是栽秧过后，入夜便一片蛙声，明灭的萤火映着亮油壶的光，——那时玩兴很浓的半大儿童喜欢捉黄鳝，他们把楠竹片削成布满尖齿的夹子，一端套以橡皮以操控开合，如果运气好，大半夜能够夹到好几斤。

春夜的田水还是沁人的冷浸入骨，但孩子们都极兴奋，后半夜挎着沉甸甸的竹笆篓，唱着不成调的新歌，昂扬而返。而我曾在暗夜的田埂上遗失了母亲灯下千辛万苦制作的布鞋，酿成至今心底的遗憾。我家由于是在田野中四不挨，门牌就归到三洞桥街了，住在这里直到九十年代的大拆迁。

站在永陵公园侧面的街边打量，斜对面就该是我家原来的位置。有人问你家咋个在田坝中间立葱葱的修个院子喃？那阵是跑警报得嘛。日本鬼子的飞机三天两头跑来轰炸成都，有一回炸得少城公园躲藏的人手杆脚杆、肠肠肚肚的挂在树子上，那叫一个惨。这个地方当时叫远呀，郊外呀，象是多安全的呢。嘿！现在一下子就属市中心，内环线了。安逸吧！快吧？

快就对了。这是建设快，交通快，快交通噻。羊市街西延，在这里穿过异型钢管厂的厂区，打从王建墓门口过去，那头要一直杀拢犀浦、都江堰，那么多路车联结，早晨在双桥子吃了火锅粉下来，中午就在都江堰南桥喝茶享受慢生活了。

这个异型钢管厂离我家后门不远，最早是剥取废车胎钢丝做钢夹子，后来又冲压废铁片做小刀，再后来才发展成加工异型钢管的。离这后门更近的金钢砂布厂，这厂也生产砂纸－－简单点讲，就是在纸上布上涂上胶水，洒上金钢砂，再晾干。于是厂门口路边上的小坟丘，晴天都晒满这些产品。

现在的农业银行河边，那时有个水闸，下面就是娃娃些的天然游泳场，热天水声轰隆，半截子幺爸些惊乌呐喊，惊扰着王建的好梦。

西安路派出所还是几十年前的原址，只不过延展接上现今的西安路。曾记得一次因为要办理社保，需要当年下乡时由原居住地转移户口的复印件，前往此处查询。无奈经过“革文化命”的十年，原件早已不存，虽然所上特许我进入档案室翻检旧卷宗，终是一无所获。他们又急人所急，变通开出证明并盖上所上鲜章。

尽管社保局规定不认鲜章，这道程序由其他渠道证明解决了，但是他们这种为民办实事的工作作风，至今让我感动和铭记，值得点赞。

再转过来是老字号的“带江草堂”，五十年代初期临河一溜还是茶园，有条件享受慢生活的人在这里喝茶看田原风光，还有流动艺人来表演连箫、花鼓、金钱板等，时值朝鲜战争时期，金钱板打的是“美国兵打仗鼻梁上戴副眼镜（儿），包包头揣了些糖糖果果（儿）。上战场枪一响跑得象兔（儿），全不管当官的喊破喉咙（儿）。”

这里几十年承袭的大蒜鲢鱼是他们的看家菜，大跃进的年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这里来

品尝了这成都一绝。

六十年代初，当时挺过来的人都记得饿得白鹤伸颈的日子，那时“带江草堂”与时俱进，卖的是三角钱二两粮票的盖浇饭，菜菜汤汤淋在饭上，有两三片肉盖在上面，这已经是足以让许多人羡慕的了。

真三洞桥是红砂石拱桥，并不当路，与西安路联结的桥是厚木板加铁抓钉固定，板缝中可以看到河水不快不慢地流淌。

王建墓侧边是三洞桥干休所，这里有个老作曲家杨星火婆婆，她写过一首歌远近闻名，记得好象是《叫我们怎么不歌唱》，也许爱唱歌的老年朋友还记得。老人家于2000年去世，让我们为她致以敬意。

再对面我们称“民委”的房子，也是老邻居了，难得的放一场露天电影，守门的还严防死守，令周边闻讯而来的孩子们常常是大失所望，悻悻而归。

王建墓的新生得益于改革开放，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王建墓抬棺力士用青石刻成，上面刻了二十四位乐伎，她们所用的乐器为我们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文化艺术的一个侧面，为现代研究当时音乐、乐器、服饰、发式等等都提供了具体的参照物。

现在这里林木茂盛，环境幽雅，早上老年人打太极拳、练青城剑，学生娃背课文，绝对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场所。这里大隐隐于市，不张扬，少喧嚣，连茶园都一派静穆，我有时在附近的网红打卡地枣子巷徜徉，往往转到此地，一本书、一碗茶坐上半天，无可救药地怀旧，这方土地上，父母在此终其一生，我们的少年青葱岁月，下乡十七年、壮年下岗、拼博......留下太多太多的记忆。如今生活节奏慢下来，正好回味与品咂不一样的往昔。

到了薄暮，城市的步伐慢了下来，学生们放了学，上班的也大多回了家，不论丰俭，总有一餐热饭热菜果腹。

商家的霓虹灯次第亮起，街道华灯初上，广场渐渐热闹起来，一群跳舞的人们，广袖飘逸，漫舞轻歌，那青石刻成的二十四乐伎，似乎也为这恬适的日子所招唤，她们徐徐苏醒，要加入到这欢乐的人群之中，于是广场上檀板轻击，笙歌舒缓，好一曲霓裳盛世华章。

（文中图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