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好人赚钱的时代来了
口 述：王志纲 战略思想家、智纲智库创始人
编 辑：余心丰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本文根据王志纲在第九届智纲智库大会上的主题演讲精编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讲演，我们谈谈大变局这个话题。
为什么要讲变局？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很多人看不清方向，很多企业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很多昨天成功的门路与手段，成了今天失败的罪魁祸首，很多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规则，都成了过期产品。
不止商业的逻辑发生巨变，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巨变，这一年以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家人也好，同学也罢，在争论某个问题时往往都会撕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家庭、同学群都吵得不亦乐乎，甚至到了“割袍断义”的地步，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变化太快，不断急转弯，很多人都被甩了下去，即使勉强留在车上的，也是眼冒金星，顾此失彼。
因此，当我们谈论当下或者未来的变局时，任何就事论事的方式都是说不清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场变局，会清晰很多。
从李鸿章到邓小平
变局这个词，其实是李鸿章先提出来的，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李鸿章提出了：“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历史学家蒋廷黻对这一观点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李鸿章面对的“千年变局”究竟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三千年来的农耕与游牧之争，变成海权与陆权之争，敌人不再从草原上来，而是从海上来。
在“陆海之争”的背后，真正的变局是近代化，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带动了整个世界工业化的浪潮，近代化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
从周秦之变以来，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制度，不管经过了多少朝代的更替，格局几乎都没有变过，经过数千年的洗礼，逐渐变成了一个“局”，一代代地完善、增补，遇上了问题，就修改、微调，找出折中的方法。
数千年来，每个朝代的顶尖人物都投入到这个“局”的完善中来，如同大浪淘沙……
当然，这个“局”也受到过冲击，经过了多少异民族的入侵，满清自己也是外来者，但是这些外来者顶多就是军事实力强，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治理能力都远不及中国，都会被慢慢同化。
但是1840年以后，李鸿章所面对的可不是这样的入侵者，而是从科技、金融、制度、组织等全方面落后于人，是令人心生绝望的差距。
作为时代最杰出的人物，李鸿章朦胧地感觉到了这场变局，而且终其一生，都在为这场变局而努力。
这个照片上的诗是李鸿章写的，画则是120年前《辛丑条约》签约现场，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慈禧带着光绪皇帝逃跑，李鸿章复出，回京和洋人谈判，最终签署了《辛丑条约》，基本上宣布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偌大一个帝国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就在签订《辛丑条约》后不久，李鸿章在万众唾骂声中病逝，并留下一首绝命诗：
其中两句话非常深刻：“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三百年国祚兴衰，八千里民生涂炭。
遥想当年21岁时，李鸿章进京考试，也曾写过一句类似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但经历数十年的苦苦支撑，李鸿章也从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少年，变成了大清朝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顶梁柱，不再有一眼望穿万年的豪迈，只剩下绝望与无奈。
不止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这些一根根晚清的顶梁柱，最终还是没能撑起大厦将倾的大清政权。
李鸿章死后不到10年，清朝覆灭，中国真正迎来了救亡图存的百年变局。
百年前的中国，就像一座破房子，谁都可以来踢一脚，民族自卑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认为整个中国一无是处：制度不行、文化不行、文字不行，甚至是人种不行。
我印象特别深，年轻的时候，看了这100多年来中国文化人的反思，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不行，连文化大家鲁迅都主张废掉汉字，甚至还宣扬“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鲁迅并非个例，这股思潮发源于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为了向西方学习，严厉地批判民族劣根性，进行国民性反省，全面西化，并且确实收获成效，赶上了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班车，在中国头上作威作福，因此很多中国的文化人就觉得我们的文化确实是劣等文化，要彻底西化才能救国救民。
然而在绝望之中，中国人更加迸发出了救亡的激情，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领导国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跌宕起伏的奋斗。
我们曾经抛弃传统，也曾寻梦马列；曾经师从美利坚，也曾求学日本；几度“国破山河在”，最难孤行四海间……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终于到了1949年，中国才回到有序的历史轨道上。
我去年写了本书叫《大国大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两三千年来，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国，有一个最典型的原则：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什么叫大道理？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国人发现，只有拥有一个强大中央、统一国家，才能最有效地保护好它的国民，抵御住外来的自然灾难和战争。
但凡有个强大的中央，中国绝对繁荣强大。中央弱小，全国一盘散沙，老百姓就生灵涂炭。历史上很多时期都是这样。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选择什么路，成了最大的问题。邓小平专门做了一件事，去新加坡访问。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当年邓小平去法国留学时，坐船经过新加坡待了一天，他看到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华人社会。
短短几十年，新加坡成了全世界不可小觑的花园国家。之前西方人说亚洲人种不行，日本崛起之后没人说了，又说中国人种不行，但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国家，为什么也能崛起呢？小平是抱着这个疑问去的新加坡。
李光耀晚年写了几本书，其中讲到了和小平的这次交流，邓小平问了他一句话，同是华人，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发展成这么发达的国家？
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破产的农民和渔夫，而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走到今天，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文化根基深厚、人才辈出，只要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和稳定的经济环境，只要官员们能够勤政，只要走市场经济，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
这次会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邓小平听完李光耀的建议，没有吭声。但这句话对他影响非常大。
从此之后，他坚定不移地把中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最终经过了40年来几代领导人的不断努力，还有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终于让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强国之林。也直接造成今天美国跟中国正面相对的大格局。
在电视剧《走进共和》中，梁启超曾建议李鸿章叛变清朝，被李鸿章拒绝，他对梁启超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从李鸿章到邓小平，这两位跨越百年的掌舵者身上，我们更能以宏观的视角审视这一变局。
若果说千年变局是让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苏醒，百年变局则是从绝望开始的漫漫复兴路，那么去年的这场庚子变局，则又一次改变了世界，原以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的新冠疫情，最后却成了西方的滑铁卢。
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恐怕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从民众的角度而言，这场庚子变局也是一场极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自百年变局以来，国人的自卑情绪一直存在，尤其是部分公知，崇美恐美之风盛行，言必称希腊，凡是中国的都是糟粕，自我否定，未战先垮。
这股风潮直到去年还很严重，尤其是国内首先爆发疫情的那段时间里，很多人奋而发声，“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仿佛中国的体制已经无可救药。
但让人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治好崇美病的，反而是美国糜烂的疫情。今天就算再亲美的人，也无法回避现实，再一味捧臭脚了。
有意思的是，我和不少人交流，发现越是年轻人，越爱国，越对国家的未来充满自信，甚至出现了“越出国、越爱国”的情况，尤其是经过疫情，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古往今来，一切案例都表明，自信和从容的国民心态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
习总书记最近说了一句话，“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
这句话真是平淡又充满力量，“平视”的背后，有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天翻地覆！
原本在边缘地带的中国，今天突然走到世界的主舞台中央。
最近拜登上台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有句话全世界都在传“在我的任期内，我坚决不容许中国超越美国”。
这句话听了就觉得怪。拜登任期才4年，他的潜台词是说中国在4年之内就有可能超过美国，这简直比我们自己最乐观的想象都要乐观，很有意思。
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怎么回答呢？
“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这句话回答得非常好，只考虑怎么改变自己，至于客观上超过你，我不考虑。
但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焦虑，美国总统居然会说出这种话，这背后表明了美国已经站在万丈深渊旁边。
所以为什么美国感到后怕？因为一旦被超过，它所依靠的无形资产，包括通过美元薅全世界羊毛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相继爆发，那就不单单是老大老二的问题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崛起了，占地方了。
这里面，我想到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当时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对广东可以说非常了解。苏东坡当年流放到广东时，曾形容广东人：其面如猴，其身如鸟。带有着强烈的优越感。
到上世纪80年代广东突然崛起，全国人民对老广是又爱又恨，既羡慕又排斥。还记得那时即便是像中央电视台这样严肃的主流媒体，在小品、相声中讽刺暴发户、奸商之时，其主角往往操的都是带广东味的普通话，还有的称广东白话为“鸟语”。但凡出现一个奸商，说的肯定是广东话。
中国现在就是享受了当时广东的“待遇”。很多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丑化、妖魔化中国，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们从骨子里都认可中国的强大。
背后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背后是两大陷阱。
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总结出一个观点，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纵观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共15次老大易位，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次。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
美国作为多年来的老大，收拾掉的“老二”数不胜数，从一战前后的英国、二战时德国到战后的欧盟、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再到解体的苏联，都曾遭受过美国的战略遏制。
在拜登上台之前，很多人都抱有一定期待，认为拜登会主动缓和中美关系。我则完全不抱类似的幻想，民主党向来更喜欢在对华议题上做文章，出于弥合国内矛盾的角度考虑，对华强硬也是拜登用来迎合民众的手段之一。
第二个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很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想迈向发达国家最终都没迈过去，像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等。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个危险。14亿人口中，还有大量亟待发展和致富的民众。所以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必须扶贫、造血。
作为社会观察者，20多年来我行走中国，从未见过政府消除贫困的意志像今天那么强烈。
近些年我在各地考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发现，当地干部把扶贫工作作为重点狠抓不懈，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贫困户各项难题，可见决心之坚。这就是中国制度上的优越性。
想要冲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点就是高科技上必须突破，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科技将是重中之重，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
原来可以模仿、跟跑，生产一些低端产品。现在要想继续前进，在科技上得领跑、突破，否则是没有未来的。
菲律宾、泰国和拉美为什么最后走不动了？就是因为高科技上没有突破，不能成为火车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中国不搞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搞高科技。所以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短时间内都是一个没法调和的矛盾，这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晰。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没有未来了呢？并不是，在政客的打压和民众的排华情绪之下，有一股暗流在悄悄涌动，那就是商业的力量，也是规律的力量，我把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三次‘借腹生子’”。
回顾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新科技带来的拉动效应。信息时代虽然起源于美国，但中国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可以说独步天下。一切经济竞争中，最根本的竞争是市场机会的竞争，只有嫁接到市场，技术才会产生价值。
我在硅谷与很多美国科学家交流时，他们讲到，美国的原发型创新像受精卵，而中国齐全的产业体系、产业配套和工程师红利就像是天然的卵床。两者必须结合，经过着床、孕育、怀胎、分娩的一系列过程，才能孕育出最终的产品。
任何一项高新技术都需要通过市场应用来完善，需要通过规模应用来成熟。中国14亿人口消费升级和巨大产业转型的需求，成为引导创新的“中国动力”。
从最早比尔·盖茨开启的PC时代，到乔布斯开启的移动互联时代，再到今天马斯克引领的智能时代，这些企业家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微软帮助中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大批门户网站应运而生，中国赶上了信息时代的快车；苹果虽然在中国赚取了大量的差价，但无意间也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大湾区产业链的升级与完善，其所开创的移动互联时代也催生了中国的一大批新兴巨头，甚至可以说华为今天在终端上的成功，也离不开苹果的孕育。
在眼前的特斯拉，也是一个中美之互补的成功案例。可以说是中国人把马斯克抬上首富之位，上海工厂的批量投产解决了产能问题，供应链本地化让造车成本大幅下降、中国人对特斯拉的热情又打开了巨大的市场，如果不是在中国，马斯克可能早就被美国的疫情拖死了。
很多像富士康、三星这类的企业，自以为是，觉得中国离不开它们，需要靠它吃饭，其实恰恰相反，中国能托起一个特斯拉，就能托起成百上千个类似的企业，庞大的市场不会因为缺了谁而停转，一走了之很容易，再想回来就难了。
生意人最现实，资本没有国界。“中美合作”所释放的巨大利益，通过新科世界首富的诞生，清晰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因此，即使在中美关系这么严峻的今天，从华尔街到硅谷，比尔盖茨也好、马斯克也好，桥水基金的瑞·达里奥也好，都在为中国说好话。
与其说他们热爱中国，倒不如说这批真正主导美国的精英们，深刻地知道中美合作的巨大利润空间，所以他们才不会和钱过不去。
近20年来，当两国的差距越来越近，美国试图让中国自主西化的想法又遭到破灭后，摩擦是理所当然的。
但无论从产业结构、文化理念、政治制度上，中美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欢喜冤家，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这话讲了几十年，但再没比现在这十字路口，这关键点上更发人深思了。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美国难过，中国在美国的打压下也难过；美国问题成堆，中国问题也不少。
所以下一步就是一个“熬”的时代，好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难的时候，中国难美国更难，你难竞争对手更难，先不要谈什么力争上游，谁能熬得久，谁就能在对手的尸体上爬起来，打扫残局，重整河山。
谁不倒，谁就占据了基础。美国人未来怎么折腾，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防御、反击，但最终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中国怎么去解决自身的问题。
第三部分讲破局，怎么“熬”。只有打不死的时候，才有坐下来谈的可能。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时代变了，改革开放进入了下半场。很多企业家原来“甩开膀子挣钱”，现在感受到了不适应，处处受限，为什么？因为整个中国现在从数量增长、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变成先富带后富，至少要共同发展，甚至是公平优先。
这该怎么解读呢？十九大报告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社会主义主要矛盾。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可以说是指导中国未来至少20年的大方向、大道理。
早在2015年，也就是十九大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更多王志纲精彩内容，关注智纲智库公众微信号“wzggzswx”）当时轰动很大。我预言中国要走向“三个重建”，第一重建秩序，第二重建文化，第三重建生态。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是“大破”的年代，经济上破掉了“计划经济”，思想上也破掉了禁锢，但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却在滑坡，生态环境也是大规模破坏。
过去的三十年里，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发展就是硬道理。鼓励的就是敢冲、敢想、敢变通。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很多投机者都成了高官或富翁。这三十年甚至有一种潜规则在江湖上传得很广，叫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多少人一边骂腐败、一边投奔腐败，一边骂着道德沦丧、一边昧着良心做事，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6年过去，回过头看，三个重建全部兑现。
第一个秩序重建。原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贪腐问题之严重，说是千疮百孔都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结束了，中央树立权威，官场风气彻底改变，就是要做到令行禁止，甚至要倒查二十年。
第二个文化重建。尊老爱幼、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传统的价值观要重新提倡，必须要对得起天地良心，然后我们才能可持续。杀鸡取卵、不择手段，这个民族是没有救的，一定要建规矩、立章法。
第三个是生态重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之前喊了多少年，基本看不到成效，力度之大，小作坊小矿山说关就关，说整顿就整顿，不管触动谁的奶酪，一查到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拼命挣钱、不择手段挣钱的老板，感到不适应，这是必然规律。大家要有思想准备，以后靠数量发展、不计代价的方式，从生态、政策、文化上都不会允许的。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到来，新消费需求、新技术引领、新增长模式都将导致整个环境重新洗牌。整个中国发展到今天，终于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好人赚钱的时代到来了。
这是一个老板跟我讲的，他说原来我们要当坏人，如果不当坏人就赚不了钱。而到了现在，“坏人”赚钱的路越走越窄，以往那些追求翻跟斗走，高杠杆、短平快的玩法行不通了，那些想通过歪门邪道，讲故事、变概念、上市骗钱的玩法也该被丢进垃圾桶里了。
那个唯华尔街规则是从、升起来就是太阳的时代正式宣告一去不复返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应当脚踏实地做好实业，摒弃投机心理，打造核心竞争力。
在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大时代里，需要专业精神、长期主义，而一切的前提，则是选准赛道，也就是要具备战略思维，明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大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继往开来；中到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价值实现，一个区域的发展，一个企业的转型；具体到个人，如何尽早明晰自己的优劣势？如何找到自己感兴趣、有感觉、并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这些都离不开战略。
重视战略的人，相当于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越走越顺。战略决策把握好了，少走弯路，有些人速度也不慢，但路选错了，总是在断头公路上跑，所以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有些企业，看起来业绩屡创新高，实则积重难返，跑得越快，离死亡就越近，这正是忽视战略的悲哀之处。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只有掌握了战略，才能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确定的方向！
今天的演讲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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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王志纲寻找战略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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