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丨人能弘道，道亦弘人：孔子的六个面向

文丨王正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至圣先师”“文宣王”，历代有关孔子的著述层出不穷；而经过近代以来对孔子的批判与重估后，孔子现在被理解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之一。这种评价的古今之变，既意味着人们对孔子的理解摆脱了传统中国对孔子的过度神圣化与完美化，又体现着我们现在对孔子的理解其实是在西方的学术分科和现代教育体系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孔子的理解，已经无法摆脱西方的视野了。那么，这样带有西方思想色彩的对孔子之理解到底利弊如何？会否导致我们认识不了作为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孔子呢？这样的问题对西方人来讲可能更为致命：作为从来没有进入儒学文明圈（指东亚和东南亚）的西方人，他们可能真正理解孔子么？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万分困难的，历代汉学家、在西方工作的中国思想研究者、面向西方的中国学者，都进行了非常艰辛的工作。应当说，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很多对孔子的阐发也十分深刻。但其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问题：此前的诸多研究未能多维度呈现孔子在中国传统中的丰富面向，而且它们对孔子的呈现还是难以摆脱固有的西方哲学思想之视野。而笔者近来读到的倪培民著《孔子，人能弘道》一书，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从而更好回答了上面的一系列问题。

倪培民这本书的的最大特色在于他既不是从传记角度来阐述孔子的一生，也不是从概念范畴的体系来介绍孔子的思想，而是从孔子在古今中西不同视野下所呈现的多重面向来言说孔子。所以他既讨论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作为开宗立教者的孔子”，也讨论了“作为哲学家的孔子”“作为政治改革家的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更讨论了“作为凡人的孔子”。这六个面向的选择，可以看出倪培民的良苦用心和他对孔子的深入理解。

孔子首先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所以当然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记述孔子的人生经历。但是倪培民在讨论“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时提示我们，孔子的形象与意义是不断被后世所塑造的，所以历史上的孔子既包括孔子本身的历史也包括关于孔子的历史，而关于孔子的历史就是儒学在孔子之后的发展。因此倪培民在这一章除了简要介绍孔子的生平外，更对儒学在孔子之后直到现代的发展进行了鸟瞰，可称一极其简短但不失学术性的儒学小史。

儒学在历史上也有儒教之名，是与佛教、道教鼎足而三的带有宗教性的思想学说，所以孔子本人堪称儒教的“开宗立教”者。但是孔子所立的这个教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与佛教、道教有着重要差异，所以倪培民在第二章花了很大精力来探讨孔子意义上的教意味着什么。他吸收了芬格莱特的“即凡而圣”说，而进一步指出：在孔子的思想中，超越性的天和人的不朽是内在于人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所以孔子没有世俗与神圣、利己与利他、现实生活与理想世界的截然区分。故而孔子所立的教是通过将人内在的各类情感，体现为孝顺父母、关爱子女、尊师助友、奉献社区等关系性贡献和道德性行为来实现人在与其他生命的关联中的不朽。而正是这种对人的理解和人与他者关系的理解，导致了孔子的哲学思想与西方各类哲学都是迥然不同的。

现代中国人和西方人理解孔子的一个巨大差异是：中国人很容易把孔子理解为一位哲学家，西方人则常常拒绝把孔子理解为哲学家。倪培民指出，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的哲学观念狭隘于“爱智慧”尤其是“爱理性的智慧”，故而西方哲学关注真理问题与知识问题；孔子及儒学则更多关注“弘道”即实践智慧的问题，所以更多讨论的是如何生活与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为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差异巨大，故而倪培民在“作为哲学家的孔子”这一章着力分析了通过孔子的哲学视野，可以为西方哲学带来怎样不同的观点，引出哪些被西方哲学忽视的重要哲学问题：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与他人息息相关的，不存在完全独立的个体之人；所谓人性并不是一种本质的规定性，而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潜能；实践道德中最重要的不是认识道德律令，而是找到恰当且有效的方法；语言除了描述与认识的意义外，更有实用性、价值性的意义；等等。

而哲学作为其他学术与思想的基底，决定了孔子关于政治与教育的理解也与西方的相关认识差异颇大。倪培民在第四、第五两章中通过阐发孔子的和谐思想、内圣外王的理念、对自由与正义的理解、追求人之转化的教育目标、身心并重的学习观念、德育与美育并重的教学方法等，既深刻阐发了孔子思想与西方相关认识的差异性，又指出了孔子的这些思想可以为西方思想与现代社会带来哪些帮助。

而经过了上述几章的精彩阐发和深入分析后，孔子是否会被理解成一个遥不可及的圣人，从而与我们的距离极其遥远呢？倪培民指出，孔子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既有伟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正是因此，“即凡而圣”的孔子才会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相关，孔子才既是历史上的人物，也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伙伴。孔子有着对生活艺术、人生美学的向往与指引，这使他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良师益友；孔子虽难以摆脱他的阶层背景和价值局限，但他奋斗于开拓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使他成为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我们的“同时代人”；孔子虽然致力于追求伟大与不朽，但他并不是一个一贯正确的伟、光、正人物，而是有着鲜活的个人爱好、喜乐悲欢与生活经历，这使他成为我们生活中可以与之对话的朋友。总之，孔子的伟大不因其真实的平凡生活而降格，反是恰恰变得平易近人起来。

可以说，倪培民这本书中六个面向呈现出的孔子，既不是一个历史上垂拱端坐的木雕泥塑，也不再是一个只存在于文献或教材中的呆板的哲学家，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即凡而圣、在古今中西的视野交错中具有了鲜活当代性与重要思想价值的传统中国人。而之所以倪培民能对孔子给出如此美妙的解读，在于他从视野上进行了一个重要转换，这就是从功夫视角来理解孔子乃至中国传统思想。

现代学者对孔子的解读，或者从历史的角度阐述孔子及其学说的思想史意义，或者从哲学的角度对孔子思想进行概念系统重构的尝试，或者从生活指南出发给出鸡汤式的解读，或者从秩序重建的角度再次将孔子神圣化。这种种解读或失之随意、或失之穿凿，或过于僵硬化、或过于体系化，始终显得与孔子有种种隔膜，欠缺一种直达孔子的穿透力。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理解孔子的视野问题。从历史出发的解读，是完全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把孔子视为早已死去的历史人物来进行所谓客观的研究，这种研究当然会很严谨，但其实这种方法更适合研究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等政治人物，而不适合于孔子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永恒意义的伟大思想者；从概念系统进行的哲学研究，虽然蕴含着赋予孔子思想以现代意义的努力，但是范畴化、体系化这类过于西方哲学化的方法，会把孔子的思想进行人为切割、抽象归类、理论演绎，从而远离了孔子思想真实的鲜活性和具体的普遍性；对孔子进行鸡汤式的解读，当然会让孔子更为现代人接受，却把孔子的意义大大降低了；对孔子思想进行政治秩序化的神圣性建构，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孔子的崇高地位，但这既是将孔子本身和历史上被政治化的孔子的再一次混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再次让孔子及儒家思想僵化起来。而倪培民选择的功夫视角，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这些解读视野的问题。

倪培民认为孔子的根本关怀是人的修炼和转化，即功夫问题。功夫又可具体分为工夫（花费的时间）、功力（达成的能力）、功法（具体的方法）和功效（产生的结果）这四个方面。因此功夫绝不只是武术，而可以涵括人生的诸多面向：对技艺的习得、道德上的践履、生活中的艺术。所以在孔子及儒家这里，功夫一方面主要针对道德践履而言，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程朱的性即理、陆王的心即理，这些看似相反的理论其实并不是在进行知识论、实体论、本质论的论述，而是在从不同方面进行功夫论的指导，是这些大儒将自身最为受益且认为有效的功夫指引给他人，从而使他人可以更好地践履道德，成为善人；另一方面，儒家的功夫又不局限于道德，如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在达到道德境界之后的更高境界，这是一种心灵绝对自由且超越了世俗善恶观念的境界，阳明学中的“四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种境界的描述。因此倪培民指出，当我们从功夫视角来解读孔子的时候，可以看清被之前种种解读视角忽视了的孔子思想中真正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内容。这些内容既包括孔子本身思想的内涵，也包括经由比较孔子思想和西方哲学所带来的丰富启迪。的确，倪培民正是通过功夫的视角，为我们展现出了上面所讲的这样一个仍然活着的即凡而圣的伟大伙伴——孔子：这个孔子既是历史的、又是属于当下的，既是哲学的、又是具有中国性的，既是生活化的、又是富有深度的，既是伟大的、又是可以亲切触摸的。

而在笔者作为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看来，倪培民以功夫视角解读孔子与儒家，最大的优势在于突出了传统中国思想的根本特质：人与天或人与道的内在合一性。倪培民这本书以《论语·卫灵公》的“人能弘道”一语为题，富有深意：道是伟大的，但道必须通过人才能得以实现；人是有限的，但人可以通过弘扬道而实现不朽。一句话，人在功夫中完善自身而趋于道。所以其实《论语·卫灵公》这一章的下一句“非道弘人”也可以从功夫视角进行改写：人的功夫是在虽然有些模糊但有基本方向可循的道的指引下进行的。道并非不作用于人，它其实真切地起着“道亦弘人”的作用，只不过道的这种作用不是道耳提面命地直接指点人，而是通过人的内在情感、外在他者的作用、各种礼乐教化等来影响人；当然道对人的“弘”不是使人显达、成名，而是使人的生活礼乐化、道德化、和谐化、艺术化。道在人的功夫中是起着指引性作用的，故人与道不是隔绝的，而是有内在合一性的。正是因为人与道的内在合一性，人才能够即凡而圣，孔子才能不断地给与我们以珍贵的馈赠，我们也才能不断从孔子那里听到如何更好生活的建议。所以，“人能弘道，道亦弘人”，倪培民这本《孔子，人能弘道》的重要性亦在于此。

本文转载自《中华读书报》2021年04月21日 10版

王正，1983年生。中国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哲学，儒家工夫论。著有《先秦儒家工夫论研究》，编有《儒家工夫论》，于《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道德与文明》《现代哲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