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振：曾国藩能成大事，因为悟透这一道理

作 者：宫玉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副院长兼EMBA学术主任

来 源：正和岛（zhenghedao）

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中国古人对于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可以达到“三不朽”的人物。

所谓的“立德”，就是道德的提升与德性的成熟。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人看来，“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自我管理是组织管理的前提。

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所谓的“圣贤”，就是德性成熟与道德完美的人。他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成圣成贤的理念，使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卓越，而不向自我妥协，他的“立功、立言”，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德性与品格的修炼对于一个人领导力成长的至关重要的价值。

所谓的“立功”，就是建功立业。曾国藩做的最大的事情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命运。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人们当然可以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评价，但是所有的人都会承认，这件事情的做成，是非常不容易的。

曾国藩所率领的军队是湘军，湘军最早是团练，也就是民兵、地方武装，不是国家的正规军，得不到国家资源的支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带领一支非正规的地方武装，竟然完成了正规军都没有完成的事业。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湘军从一群草根起家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凝聚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没有学过军事，他本人的指挥才能并不高明，但是他有一条很厉害，就是用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优秀的人才都愿意为他所用，他的手下也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

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追随于你，本身就是领导力的重要内容。领导艺术其实就是用人的艺术。曾国藩的识人、用人、育人、留人之道，也是今天管理者非常关注的话题。

还有，曾国藩毕竟只是一名大臣，他不是皇帝。他要想做成事，就必须首先处理好官场的各种关系，包括与朝廷的关系、与同僚的关系、与下属的关系等。

在任何一种领导情境中，处理好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都是把事情做好、做成的前提。曾国藩在这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所以，他能把事情做成是有道理的。这是“立功”。

有人品德非常好，有人事情做得漂亮，但是不会讲。曾国藩还有第三条，这就是“立言”。

所谓的“立言”，就是能够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曾国藩是一个悟透了中国文化的人，更主要的是他有着非常丰富的管理实践，他的一生就是带兵、打仗、做官。他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位；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不知道有多少件。

所以他对人性、对组织的理解也就远远超出一般人。他又非常善于总结，经常把自己对人生的体悟和管理的心得，总结出一个字、一段话、一副对联来，跟自己的朋友、下属和家人分享。他讲的东西往往很通俗，但是很深刻。有时候他讲的东西就是一个字，但是如果你悟透了、用好了，将终生受益无穷。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一言之教”便非常佩服，他曾经说：“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古人说一个字就可以一辈子遵行不悖，真是有这样的道理！

梁启超也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方所能逮也。”他所说的话，字字都是从阅历中来，符合实际，所以亲切有味，可以使我们受益无穷，不是唐宋之后的那些儒生们所能比拟的。

的确，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东西，往往非常耐人寻味，而且对于管理者来说，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实践性。像他总结的：

包括他所写的对联，如“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

凡此等等，都是可以作为领导者的箴言来读的。这是曾国藩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管理财富。

一生三变：曾国藩领导力的成长轨迹

但是，曾国藩的领导力，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成熟的地步。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的成长，经历了“一生三变”：

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颐、程灏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

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实际上是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是北京为官的时候，信奉的是理学，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我们今天看来，理学对他人生的方向与事业的追求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为什么学理学？学佛是为了成佛，修道是为了成仙，用二程的话说，学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

所以曾国藩一生就是以“做圣贤”为自己的个人目标与追求。这就像一个人发了个大愿一样，一定要做圣贤。学做圣贤是他基本的人生驱动力。没有做圣贤的追求，就不会有后来的曾国藩。

理学对他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卫道”，保卫孔子的道统，保卫孔子的价值体系。真正的儒生都会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传承孔子以来的道统的意识，即所谓的“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恰恰太平天国信仰的是天主教，并以天主教来打击孔子的文化地位，所到之处都是烧孔庙、烧诗书。

孔子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是“万世师表”，太平天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激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强烈的仇恨。他们认为太平天国要毁掉几千年中国的人伦传统，孔孟在九泉之下痛哭，所以一定把要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曾国藩聪明的地方在哪里？他出来镇压起义，打的旗号不是简单的忠君，而是“卫道”这样一来就把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从军事和政治的层面，提升到了文化和价值的层面，变成了一种价值观的对决，而价值观是无可置疑的。

这就吸引了一大批仇恨太平天国的读书人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这些人是有一种狂热性，有一种使命感。这也就使得湘军变成了蒋百里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有思想、有旗号、有灵魂、有愿景。所以我们今天看，湘军是一支理念型的团队，这也是曾国藩能够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这显然是儒家思想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有很多很正面的东西。但是，儒家也有它的局限性。

儒家最大的局限是什么？你读《论语》也好，读《孟子》也好，读程朱也好，你会发现这些圣贤，反过来覆过去，就是在讲一个问题：伦理道德。道德的原则从来是完美的，但是现实的世界从来都是不完美的。

所以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是持论太高，却不接地气，“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把事情做成。

曾国藩在北京做京官的时候，讲讲仁义道德就可以做到高官，但是出来带兵，就必须要跟社会上最现实、最基层的人打交道，他必须回到现实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

申韩就是法家。法家和儒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法家对儒家的理念其实是一种颠覆。

我们读诸子百家，包括各家的管理著作，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各家的观念往往是矛盾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就必然就会采取不同的管理手段，从而形成不同的管理偏好和管理理念。

儒家最大的特点，是相信人性的本质是善的，相信人有向善的可能。它强调的是人性的理想的一面。法家相信的则是人性本恶，相信人有求利的本性。它强调的是人性现实的一面。

韩非子曾经挑战过儒家，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车的工匠做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

这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利益”两个字，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人性，就无法对人进行基本的激励。

所以儒家强调的是“义”，法家强调的是“利”。法家与儒家还有一个不同，儒家强调的是“德”，法家强调的是“力”。

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去，草就会往哪边倒。道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儒家相信道德就是力量。

法家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法家相信的是权势，相信的是实力。如果说儒家相信“德生力”，道德就是力量，法家正好相反，相信的是“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所谓的“力强则人朝，力强则朝于人”。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是没有真正可以靠得住的东西的。

法家与儒家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儒家强调的是“和”，法家强调的是“争”。

儒家相信人是向善的，因而对人的良性互动抱有乐观的期望，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

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儒家讲的是道义，法家讲的是利益；儒家讲的是道德，法家讲的是实力；儒家讲的是和谐，法家讲的是争夺。

与儒家相比，法家的特点是非常冷酷，但非常现实。法家把儒家那些温情脉脉的东西全部给你撕开，让你看到人性和社会的另一个层面。

在中国社会中，纯粹的书生是成不了事情的，书生最大的问题是有情怀，但是不接地气。纯粹的土匪也是成不了事情的，土匪的问题是接地气，但没有情怀。真正能成事的，是接地气的书生。

可以说，法家使得曾国藩从一名书生，变成了一个现实世界的管理者。法家使得曾国藩对人和社会的现实的一面有了清醒的认识。

他依然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理想化，不再是理想主义，而是变成了现实中可以实现的理想。这是曾国藩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局限。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争，一定会不断地陷入人际关系上的冲突，陷入敌意与对抗，而人际关系一塌糊涂的人最终一定是要失败的。

曾国藩为什么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法家的刚强、霸道、蛮横、自以为是，起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最终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跌到了他人生的低谷。

人生的挫败一度使曾国藩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明明自己尽心尽力，一心一意想做事，官场中所有的人却都在排挤他，甚至连皇帝都抛弃了他。他陷到极度的委屈之中不可自拔。

正在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朋友欧阳兆熊跟他说了一段话：“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一下子把他点醒了。

岐黄，就是中医。黄老，就是道家。欧阳兆熊的意思是：你身体不好，我可以帮你开些药帮你开些帮你调理。但你的问题不在于你的身体，而在于你的心态。为什么这几年你做事这么不顺？你太霸道，太蛮横，太强势，太盛气凌人，太自以为是。你要知道，你想做成事，一定要先会做人。做不好人，一定做不成事。

这段话就像当头棒喝一样，使他突然意识到，也许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自己。他由此对自己此前的作为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反思，最后他终于意识到，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出在自己身上。

在后来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时，他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如果一个人，“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他的为人处事是什么样的？霸道的、强势的、尖刻的、排斥的、自我中心的、盛气凌人的。

如果一个人，“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他的为人处事是什么样的？柔软的、谦和的、低调的、合作的、温暖的、包容的。

使得曾国藩变得“迥不相同”的，就是欧阳兆熊所说的“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黄老也就是道家。

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是法家对儒家来说是一种颠覆，那么道家对法家来说就是一种纠正，把法家那些偏激的地方给拉了回来。

道家与法家的一个不同，是法家强调的是“刚”，道家强调的是“柔”。用老子的话说，是“柔弱胜刚强”，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道家与法家的另一个不同，是法家强调的是“争”，道家强调的是“让”，是以舍为得，以退为进。是不争之争，才是大争。用老子的话来说，是“为而不争”，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知其雄，守其雌”。

法家之弊是霸道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中心之中走出来。

人天然地都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会把自己看得高，把别人看得低；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看得轻。这是人性的本质。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然而领导行为的本质是处理“人”与“我”的关系。

过于自我的人是无法使别人心甘情愿地追随与合作的。领导行为的失败，往往是由于过于自我导致的。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勘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

当一个走出自我的藩篱，心态、认知和待人处事的风格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它会使得人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让更多、更优秀的人都愿意为自己所用，领导力也因此会达到真正成熟的境界。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曾国藩提出了一系列为人的基本原则，如：

道家所展现的是一种包容，是一种豁达，是一种从容，是一种恬淡，是一种灵活，是一种弹性，是一种圆融，是一种更高的领导智慧。

“半个圣人”：我们误读了曾国藩

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其实曾国藩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又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

曾国藩从来没有放弃做圣贤的目标，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但是他明白，他要做圣贤，但他不能要求别人一起跟他做圣贤。

圣贤的标准是要求自己的，而不是苛求别人的。作为一个书生，他可以坐而论道，但作为一名管理者，他必须接受人性有其现实的一面、每个人也都有现实的追求这一事实。

如果说法家使得曾国藩从书生变成了管理者，那么道家就使得曾国藩从管理者成长为了真正的领导者。如果说儒家给曾国藩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曾国藩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是给曾国藩以成熟的心态。

对于管理者来说，光有做事的激情是不行的，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光有价值的执着是不行的，还要有与现实妥协的智慧。

一个伟大的管理者，既要有对理想的坚守，又要有清醒的现实取向。要在理想中关注现实，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平衡，是曾国藩在管理上的最大特色。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纯粹的儒家“圣贤之道”出发，将曾国藩与孔子与王阳明相比较，进而认为曾国藩只能算是“半个圣人”，其实是对曾国藩最大的误读。

曾国藩当然信奉儒家的义理，他的思想也是以理学为主体的，但他从来就不以程朱理学的门户自囿。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很早就意识到，就经世致用而言，要想解决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仅靠理学家的说教是远远不够的。相反，诸子的学说都是“有用之学”，都有有价值的地方，一定要基于儒家为主体来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比如，他认为墨家和道家就都有价值。他说：“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禹墨是墨家，老庄是道家。在曾国藩看来，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构成了完美的自我修养和组织管理的能力组合。

他认为法家也有可以学习的地方：“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管商指的就是法家。显然，在曾国藩看来，法家重视制度和规范这一条，对于管理者来说是很值得借鉴的。

对于佛家，他也并不排斥。他说，佛家“警世之功与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也。”佛家的理念同样是有益于人心世道的。

他甚至把被正统理学家视为异端的诸子学说说成是孔子的“言外之意”：“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几为闻道之君子乎！”

这样开明的心态，即使在今天，都是很少见的。

他的管理理念超越了单纯儒家的局限，呈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也是最终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今天的我们还在基于儒家一家一派的“圣人”标准去评判曾国藩，显然是没有真正读懂曾国藩。曾国藩早就超越了这一标准的局限。

从今天的管理学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家学说，解决的其实是实际管理中所遇到的不同问题。儒家解决的是“是非”问题，法家解决的是“利害”问题，道家解决的是“进退”问题，兵家解决的是“胜负”问题，佛家解决的是“生死”问题。

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注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管理者来说，各家的思想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关系，相反，应该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工具箱。

因此，放下“圣人”与否的评判，心平气和地从管理者和领导者的角度来解读曾国藩。同时，在学习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像曾国藩当年所做的那样，不为一家一派的门户之见所囿，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吸纳不同学派的精华。

这，或许是曾国藩给今天的企业管理者所能提供的最大启发。

排版| 米小白

审校| 允允主编| 孙允广

宫玉振：曾国藩能成大事，因为悟透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