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寿澂丨古书通例、学术源流与文献考证——读余嘉锡《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

文丨严寿澂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清代学术的重心在汉学，以考证之法最擅胜场，至乾嘉而登峰造极。道咸以下，世变日亟，汉学渐衰。然而学术界经过百余年考据风气的熏习，确立了一个原则，即言必有据，凿空而谈不能起信。以康长素（有爲）《新学僞经考》之诞妄，尚且以考证面目示人，考据的势力，即此而可见。清末民初以降，西来学术的影响日甚一日，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爲代表的学界主流，以乾嘉考据绾合其心目中的西方科学方法，新考据学于是兴起，对于学术规范的建立，可谓功莫大焉。然而流风所被，弊亦随之。大略而言，厥有二端。一是繁琐细碎，无关宏旨；二是好用偏师，不见其全。（至于有意标新立异、哗衆取宠者，姑置不论。）究其原因，乃在不明古书体例，昧于学术源流。其时学术中心的北平，有余嘉锡季豫者，冥心独造，不逐时趋，从《四库全书提要》入手，尽力校雠之学，于史、子二部用功尤深，成《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体大而不遗小，纠馆臣之谬误，示后学以津梁。又有《古书通例》四卷，曰：案著述、明体例、论编次、辨附益，发凡起例，条理秩然，使人了然于汉魏以上古书所以然之故。兹不揣浅陋，以此二书爲据，参以吕思勉（诚之）、刘咸炘（鉴泉）诸家之说，于近人辨僞考证之失，略作探讨，以就正于学界。

季豫指出，“自唐以前，目录书多亡，今存者汉、隋、唐之《经籍》、《艺文志》而已”，宋以后私家目录，虽至今尚有存者，“然所收仅一家之书，不足以概一代之全”，欲知一代书籍之全，“仍非先考史志不可”。因此，“考之史志及目录以定其著述之人，及其书曾否著录”，乃是鉴定古书真僞的重要方法。[1]然而“谓史志著录最爲完备者，特就大较言之耳”。以秦始皇之酷烈，“焚书坑儒，定挟书之律，偶语诗书者弃市”，然而天下之士，仍有如伏生者，将书藏于壁间，“汉兴复出”。更须知，“严刑峻罚所不能禁，则必有高位厚禄所不能劝者”。加之历代求书，赏赐甚薄，清廷修《四库全书》尤其如此，欲鼓励天下人，“使尽出其所藏”，谈何容易。《汉书艺文志》未著录之书，王应麟增入二十七部（见其《汉书艺文志考证》），其中固然有“《志》已著录，而今本传其别名者”；“有自古书中裁篇单行者，有曾否著录，疑不能明者”；亦有出于东汉以后及僞托者，但是仍有数种，确实见于《汉书》纪、传，而爲刘歆、班固所未收。近人章太炎、顾实所举，“又往往出于王氏之外”。足证“《七略》及《汉志》，皆有不著录之书”。[2]

又如《明史艺文志》，其底稿是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倪灿《明史艺文志稿》，重修《明史》诸臣，“削其南宋以下四朝之书，独录有明一代著作”，然而即便是明人之书，“亦多不著录”，明季著作，“语涉忌讳者爲尤甚”。[3]笔者行箧中有明末周立勋（勒卣）所着《符胜堂集》（书影见后附录），共五卷，前四卷爲诗，末卷爲文，刊于乾隆十二年丁卯，乃其玄孙取崇祯五年壬申所刻《几社六子诗》编次而成。[4]《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贩书偶记》及《续编》皆未著录。清初陈允衡辑《诗慰》，收入勒卣所撰《几社集选》，亦衹一卷（《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可见书目不录之书，时时可遇。

历来书目之体，如张舜徽所总结，“不外三途”：一是朝廷官簿，如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二是史家著录，以《汉书·艺文志》爲首。三是私家书目，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大氐官簿、史志但据祕府所藏，其不入祕府者不载”。而“私家数目，则衹就一门所藏著录之，其所登载，视官簿、史志，疏漏尤多矣。且自来编书目者，恒好出己意，审定别择于其间，去取之际已严，删除之书不少”。故曰：“簿录所载未必能概一代之全。”[5]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以《四库全书》爲例，宋以后目录书之最完善者，非此莫属，然而亦颇有不著录之古书。季豫推原其故，列举多证，以爲有三大因：一是“藏书家寳惜，不愿献官”；二是“献书者以爲书已收入，不及进呈”；三是“官司之搜访、馆臣之纂修，每详于远而忽于近”。不仅是《四库总目》如此，“历代官修书目，皆不免此弊”。此外，“不著录之古书，多已散佚，惟杂见于前人著述中援引，清儒往往搜辑成书”，此等皆不当以僞书视之。又，周、秦诸子，“因有一书二名，及裁篇别出二例，故多不见于《汉志》”。[6]按：欲以著录与否定古书之真僞及年代，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两点至爲重要，玆分述于下。

首先，古书多爲后人编次成书，书名本非作者所自题。后人知其爲某家之学，编次之时，或题其名，或题其字，“以爲识别”。又有无名氏者，“乃约书中之意义以爲之名”。所传各本，多寡不一，编次者亦不一，故“书名不能尽同”。“刘向校书之时，乃斟酌义例以题其书。”汉代人之著述，则“颇有自题书名者”。然而刘歆、班固“牵于全书著录之例，虽其本名，或不尽用”。《汉书·艺文志》虽有班固自注，却甚简略，故“书名异同，不尽可考”。“又有古书之名，爲后人所改题”，出于刘向、歆校书之后者。因此，其书虽真出古人，《汉志》却并不记载，于是真僞之辨，纷然蜂起了。[7]

《子夏易传》即《韩氏易传》，便是一个显例。《汉书·艺文志》易家有《易传》、《韩氏》二篇。班固注云：“名婴。”季豫案曰：

季豫又补充说：“韩婴之传而题以韩商之字者，盖商又有所附益，古人家法相传，固多如此。其后弟子题其亲师，因曰子夏矣。”

按：此说源源本本，剖析精详，可说是无遗憾了。作辨僞考证，若不明著录之例，而拘泥于著录之名，往往便以不僞者爲僞。《四库提要》论《六韬》，即是一例。其言曰：“《汉书·艺文志》兵家不著录，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今考其文，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季豫以爲，《提要》有此议论，乃不明古书体例之故，云：

至于《提要》所谓《汉志》儒家的《周史六弢》，季豫指出，“班固既明着爲惠、襄时人，又云孔子问焉，则其人必非太公，其书亦必非兵家之《六韬》”。清人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四谓，“今《六韬》乃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而《汉志》将《周史六弢》列入儒家，可见并非今之《六韬》；又《庄子·则阳篇》载仲尼问于太史大弢，“盖即其人，此乃其所著书，故班氏有孔子问焉之说”，至于“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季豫以爲，“其所考证，极爲真确”，实是“不刊之说”。[9]

《六韬》

以《六韬》爲僞书，另有一个原因，即所言浅陋。季豫以爲，此说“未尝无理，然此乃纯驳之说，而非真僞之说”。须知“古人著书，不皆精粹，浅陋之处，固所时有。九流百家，所出既异，故操术不同。宋明人读书，好以当时理学家言是非古人，尤非通方之论”。今存《六韬》，“实是汉时旧本，非后世所能依托，特惜其爲后人妄有删削，遂致残缺不完耳”。[10]

总之，“《六韬》之爲古书，流传有绪，而说者乃以书名不见《汉志》爲疑，此不知古书编次著录之例也”。[11]按：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中有一批竹书，《太公》赫然在其内，《六韬》爲此书中一部分，“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合”。[12]由此可见季豫论古书之识力。其所以有此卓识，端在深明“古书编次著录之例”。《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有“析出别行”者，今存《六韬》六卷正是如此。汉魏以上，“古人著书，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传其学者各以所得，爲题书名”，此即“别本单行”之故。[13]

另一例是“《鬼谷子》编入《苏子》”。季豫曰：“《汉志》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注云‘名秦’，而无《鬼谷子》，世皆以爲僞书。”柳宗元、胡应麟即如此认爲。其理由是“险盭峭薄”（《柳集》卷四），以及“文体不类战国”（《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一）。然而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鬼谷子》云：“苏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七录》有《苏秦书》，《鬼谷子》有《阴符》七篇，有《揣》及《摩》二篇。《战国策》云：‘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爲揣摩，朞年揣摩成。’按《鬼谷子》乃《苏秦书》明矣。”（季豫按曰：“今殿本《史记正义》无此条，此据《玉海》卷三十五引。”）又，顔师古《汉书注》及马总《意林》皆以爲《鬼谷子》乃苏秦所作。足见“唐人自柳宗元外，皆以爲《鬼谷子》即《苏子》也”。对于今《隋书·经籍志》有《鬼谷子》，而不著录《苏秦书》，季豫解释道：“考《隋志》之例，凡阮孝绪《七录》有，而《隋》目录无者，辄注曰梁有某书，亡。今于纵横家，不注梁有《苏秦书》，盖因阮孝绪以《鬼谷子》爲苏秦撰也。”季豫又指出，刘向《说苑·善说篇》亦引《鬼谷子》文，“是西汉时已有《鬼谷子》”。要之，“盖《鬼谷子》爲苏秦手着，其《战国策》中合纵说六国之词，不在此书之中。向合而编之，爲《苏子》三十二篇，（或是秦、汉间爲纵横家说者所编。）故《鬼谷子》不别著录也。”[14]按：今人李学勤认爲，《鬼谷子》是否即是《汉志》所著录的《苏子》，尚有讨论余地，但是以今本《鬼谷子·符言》与马王堆出土帛书有关部分对照，《鬼谷子》中这一篇，则明显是古书。因此可以说：“《鬼谷子》（至少其一部分）并非僞书”。[15]

古书编次中尚有一事须加注意，即单篇别行。季豫以爲，汉魏以上古书，即相当于后世的文集。原因是：

古人既是“因事爲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此即古书所以多单篇别行之故。[17]“既本是单篇，故分合原无一定。有抄集数篇，即爲一种者，有以一二篇单行者。”“其以一二篇单行者”，季豫归纳爲三例：（一）“本是单篇，后人收入总集，其后又自总集内析出单行”者。例如《尚书》，“其中兼有虞、夏、商、周书，本非一时之作”。《礼记》与《大戴礼》，“亦是后人之所撰集”。此诸书原本是“零星抄合，故皆可单篇别行”，亦可因所用之异，将各篇“由全书内析出，自爲一书”。（二）“古书数篇，本自单行，后人收入全书，而其单行之本，尚并存不废”者。例如《汉志》《论语》类有《孔子三朝》七篇，刘向《别录》云：“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季豫案曰：“言今在《大戴礼》者，明古本原自单行也。”又如“《汉志》《孝经》类有《弟子职》一篇，应邵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季豫案曰：“《孔子三朝》与《论语》同爲孔子一家之言，本非专爲言礼而作。若因收入《大戴礼》遂没其本书，譬如因有《陆放翁全集》（汲古阁刻本），遂于史部内不收其《南唐书》；因有《亭林著述》（朱记荣刻本），遂于经部内不收其《音学五书》，可乎？”须知《弟子职》、《三朝记》本自单行，并非如章学诚《校雠通义》所谓，乃刘歆“裁篇别出”者。（三）“本是全书，后人于其中抄出一部分，以便诵读”者。如《史记》与《汉书》，“本无单篇别行”，后汉时人于全书内“独抄其一二篇”，以便诵读。又如郑樵《通志》二百卷，有纪、谱、略、传，“而宋人有单刻其十二略者”。岂能据此抄出部分而认爲全书残缺不完？[18]

《四库提要》论贾谊《新书》，以爲“决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无连缀十数篇合爲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谊〈过秦论〉、〈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爲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餖飣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僞。”季豫针对此说，发凡起例，云：

贾谊〈治安策〉，据《汉书》本传，本非一篇，故“连缀数篇爲一者，班固也，非贾谊也”。至于《新书》中〈连语〉诸篇，“则不尽以告君，盖有与门人讲学之语……凡此，皆不必贾子手着，诸子之例，固如此也。至于其间脱烂失次，盖所不免，要爲古书所常有”。可见“惟通知古今著作之体，而无蔽于咫见謏闻，然后可以读古书”。[19]按：季豫论学最精彩者，正在此等处。

古书本是不题撰人，因汉以前人所重者，乃某家之学，而不是某人之书。此即章学诚所谓言公。要言之，“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20]于是便有“家”、“家法”、“依托”之说。季豫对此，有深入的阐发。

刘向、歆父子及班固“条别诸子，分爲九流十家，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爲一家”。“合若干家之书”，则称爲“某家者流”。所谓家，乃是“合父子师弟言之”。须知“古今训诂之书，无以家字作一人解者”。可见所谓家，“不必是一人之著述”。父子、师弟间相传，便有了“家法”。六艺与诸子，皆是如此。“故学有家法，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公羊》、《谷梁》传中，“有后师之说”，其故正在于此。若是“其学虽出于前人，而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则自名爲一家之学”。因此《汉书·儒林传》中便有“某以某经授某，某有授某，繇是有某某之学”等语。其间有能自成一家者，亦有不能成家者。若是其学不足以成家，“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虽笔之于书，仍爲先师之说而已。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爲手撰，孰爲记述也”。[21]按：当代新儒家宗师中，以牟宗三先生徒裔最盛，传承最广。其大弟子蔡仁厚教授，即是“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之例，虽著书不少，“仍爲先师之说而已”。

明乎“家”与“家法”，即可知：论西汉以上学术，“原不必于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爲手撰，孰爲记述也”。更何况“周、秦、西汉之书，其先多口耳相传，至后世始着竹帛。如公羊、谷梁之《春秋传》、伏生之《尚书大传》（张生、欧阳生撰）。故有名爲某家之学，而其书并非某人自著者”。[22]吕诚之亦认爲，“治先秦之学者，可分家而不可分人”。理由是：“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凡所纂辑，率皆出于后之人，欲从其书中，搜寻某一人所独有之说，几于无从措手；而一家之学，则其言大抵从同。故欲分别其说属于某人甚难，而欲分别其说属于某家则甚易。此在汉世，经师之谨守家法者尚然”。[23]按：家法与口耳相传这两点，至爲重要。近人辨僞考证，往往于此懵然，于是齗齗争辨于某书究为何人手着，何时撰成，不免枉抛心力，辨其所不必辨。刘鉴泉因此感慨道：“今世之考论诸子者多矣，欲明其旨，必治其书，欲治其书，必知其书之所由成。顾昔之论者大氐浑举全书，惟恃考检时代，而根本之误，则在认爲皆由自作。以是考辨益密而纠纷益多，竟至无书不僞。”好在章实斋早已揭出“言公”之义，“而荆棘始化爲坦途”；可惜“世之论者不能尽用”。[24]

实斋之言曰：

按：实斋此论，至为有见。季豫因此说道：“若谓《管子》不当记仲之死，则《论语》不尝记曾子之死乎？”[25]《论语》既非僞书，爲何《管子》定须因此而视爲僞作？

刘鉴泉对于依托与僞造之别，有简要的帮助。所谓僞造，乃指“着一书，称其书爲某人所撰”。而“诸子术数书之称某人，本止谓是某人之说，并不谓是某人之笔，《庄子》本不言庄子手着，《内经》本不言黄帝、岐伯手着也”。所谓依托，“乃指其所托之说，或其人本尝说此事而此书所说非其人之说，或其人竟不曾说此事”。只有“竟称爲某人撰，而其文不合”，纔可说是“僞造”。至于“其人本有此说，则并非依托”，更谈不上是僞造了。[26]按：所言甚谛，可与季豫之说相参。

古书既然不成于一时，不出于一手，拘泥于作者究爲何人，撰著究在何年，其实是无甚意义。以《老子》一书爲例，历代学者于其作者及时代多有考证。二十余年前，英国学者葛瑞汉（A. C. Graham）认爲，此书不早于公元前250年，晚于《庄子》。据以爲说者，乃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27]然而地不爱寳，郭店楚简出现，其说不攻自破。由此可知，若不明学术源流（“家“与”家法“）及古书通例而论列古书作者及年代，看似方法精密，往往只是悬空摸索。近世所谓辨僞学者，常或不免此病。

季豫对于并时辨僞学者所用方法，虽不以爲然，但是绝不抱残守缺，以爲今存古书皆真。《汉书·艺文志》著录古书，有“依托”之说。季豫从家法角度作帮助，认爲“惟其授受不明，学无家法，而妄相附会，称述古人，则谓之依托。如《艺文志》《文子》九篇，注爲依托，以其与孔子同时，而称周平王问，时代不合，必不出于文子也”。[28]按：《汉志》谓《文子》一书“似依托”，乃指此书必不出于与孔子同时的文子。然而不可据此即认爲，今本《文子》乃魏、晋以后人所僞造。近人王利器认爲：“自古在昔，分明有两个老子之存在，一者道原，一者绪余。”宋元之际杜道坚《玄经原旨发挥》下〈章句〉章十一云：“自章句着而注者出焉。然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爲汉老子，晋人注者爲晋老子，唐人、宋人主要者爲唐老子、宋老子。”利器引此节，按曰：“其言至爲精辟，非洞悉于黄老学之流变者，不能道其只字。”结论是：“黄老之学，萌芽于战国，特至汉初，始有治黄老学者最录而笔之于书，是爲《文子》。”[29]

笔者以爲，论今本《文子》真僞者，此说最爲有见。其中有两点最宜注意。一是自古以来老子有两个，一爲道原，一爲绪余。此一划分约略相当于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所谓玄想型与实用型道家之别。[30]盛行于汉初的黄老之学正是实用型的道家。二是子书如《文子》者，汉初最录而笔之于书，然而其学则远有端绪，决非汉初始成立。马王堆出土帛书中有《老子》乙本，其卷前抄有古佚书四篇。唐兰以爲即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是否果真如此，玆姑不论），其内容则是黄老之学，亦即王利器所谓老子绪余，或顾立雅所谓实用型道家一流。因此之故，颇有学者认爲，此四篇成书于汉代。英国学者雷敦龢（Edmund Ryden）大不以爲然，指出切不可因某种思想盛行于某个时代，就认爲讲这种思想的书即成于此时代。汉武帝定儒学爲国学，“但是没有人说《论语》是那时候的书”。[31]按：其说甚谛，与季豫、鉴泉之说相吻合。

《汉书·艺文志》有《杂黄帝》五十八篇，季豫谓“明知爲六国时贤者所作，而不注爲依托”，其故在于“后人可以称述前人之说”。又申述道，假定《管子》“称齐太公问，疑之可也”。“《管子》而称毛嫱、西施、吴王、齐桓公，此明是爲管氏学者之言，何足疑乎？”总之，“读先秦之书，但当问其是否依托，而不必问其爲何人所着”。然而某书究竟是否依托，“亦正难言”。理由是：“惟汉人多见古书，知其授受源流，或能加以别白，犹不能必其无误。至于后世，去古已远，有必不可得而详者矣”。[32]按：葛瑞汉学术湛深，于中国古代思想之研究，多有创获，然而不知今日去古已远，古书的授受源流，有必不可得而详者，而仅据当时出土的帛书，对于《老子》成书年代，遽加推测，不免智者之失。可见不明古书通例而孜孜于文献考证，或不免枉费工夫。

古书多有附益，诸子尤甚，季豫对此说道：

简言之，对于周秦诸子书的真僞，切不可以后世的眼光来评判，《四库提要》正坐此病，故其言往往似是而非。[34]按：当时学者纷纷辨僞，而昧于古书通例，季豫此一议论，亦当是对此而发。

余嘉锡

诸子书中，多有“后人辑其言行者”，季豫列出五端：

（一）“编书之人记其平生行事附入本书，如后人文集附列传、行状、碑志之类也。”读古人书，辄生知人论世之想，此乃古今学者之所同。故“六国、秦、汉间人治诸子者，辑录其遗文，追叙其学说，知后人读其书，必欲观其行事，于是考之于国史，记其所传闻，笔之于书，以爲知人论世之助。彼本述而不作，非欲自爲一家之言，爲求读者之便利，故即附入本书，与刘向着录之意同”。《管子》中〈大匡〉、〈中匡〉、〈小匡〉诸篇，“叙管仲傅公子纠及相齐之事”，此即“管子之传也”。而姚际恒作《古今僞书考》，因此而将《管子》列入“真书而杂以僞”一类，足见其不知古书通例。[35]

（二）“古书既多后人所编定，故于其最有关系之议论，并载同时人之辩驳，以着其学之废兴、说之行否，亦使读者互相印证，因以考见其生平，即后世文集中附录往还书札赠答诗文之例也。”《韩非子》以〈存韩〉爲首篇，末附李斯〈驳议〉（季豫自注曰：“《韩非子》以〈初见秦〉爲第一，〈存韩〉爲第二，然〈初见秦〉据《战国策》乃张仪说，故当以〈存韩〉爲第一。”），乃“后人编非之书者，悼非之不得其死，故备书其始末于首篇，犹全书之序也”。《商君书》以〈更法〉爲第一，〈垦令〉爲第二，“盖亦编书者着其变法之事于首，以明其说之得行也”。《柳宗元集》附刘禹锡〈天论〉三篇，《韩愈集》附张籍书二篇，亦是载同时人之辩驳，与《韩非子》附李斯〈驳议〉相类。[36]

（三）“古书中所载之文词对答，或由记者附着其始末，使读者知事之究竟，犹之后人奏议中之录批答，而校书者之附案说也。”《汉书·魏相传》谓“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云云，《汉志》著录儒家类有《高祖传》十三篇，注曰：“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季豫以爲，〈天子所服〉即是《高祖传》中篇名，第八则指书之第八篇。〈魏相传〉所引〈天子所服〉爲叙事，必非高祖手笔。“以此推之，周、秦诸子中凡记载问答兼叙事实者，尤不必本人之所手着也。”[37]

（四）“古书之中有记载古事、古言者，此或其人平日所诵说，弟子熟闻而笔记之，或是读书时之札记，后人录之以爲书也。”《荀子》书中，即有此类记载。如〈大略篇〉，“文多细碎，以数句说一事”；〈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杂取古事，案而不断”；文体皆与他篇不同。贾谊《新书》中〈连语〉诸篇，“多记古事，亦必弟子之所记”。[38]

（五）“诸子之中，有门人附记之语，即后世之题跋也。”《荀子·尧问篇》末曰：“爲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鰌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又曰：“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首末三百余言，推崇备至，“全如题跋之体”。[39]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以上论诸子书通例，至爲明备。而尚论诸子，第一须认清的，则是所谓家与家法。换言之，诸子书不是一人之所作，而是一家之言。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发挥此义，曰：

按：“一种学术之丛书，一宗传灯之语录”二语，最爲重要。近人论古书真僞，往往辨其所不必辨，正因不知此义。

近世学界奇才刘鉴泉，学宗章实斋，对此深有解会。特别指出，诸子书“成之者既非一人之手，故所载亦非一人之言，递相传受，每代有所增加，则徒裔之说亦有入焉者”。书中“凡称某子即是弟子之词，庄周书且称夫子。其尊崇先师，或加子于某子之上，庄周书之称列子，墨翟书之称墨子，及公羊、谷梁《传》之称称其先世，皆然也”。[41]明白了“诸子之爲集录”，“则治诸子可祛一蔽而得一善”。所谓祛一蔽，是指“时代不合之疑”；得一善则指“分别以观其旨”。云：

所论极有见地，可与季豫之说参看。

吕诚之有〈论读子之法〉一篇，亦甚爲精湛。有曰：

综上所述，可知论诸子书之真僞，应通观上下古今，以求某家某说之所由来及其所以分合之故，而不是斤斤于书中事实制度是否与某子的时代相合，因诸子书毕竟非以记事爲宗，而以立意爲本也。

《山海经》一书，历代史志皆列爲地理书之首，至相传爲夏禹及益所作，然而其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后世郡县之名，《顔氏家训》以爲，此书虽有秦汉诸地名，不害其爲三代以前之书，秦汉地名，乃后人所孱入者。季豫赞同顔氏此说，并藉此发凡起例，云：

按：此处提出了一个有关古书的重要问题，即实用与空论之别，亦即叙事与立意之分，经、史与子书之不同者，以此。

史书记事之不能尽实，乃势所必至。宋以后，雕版印刷盛行，著书甚易，士大夫有闻辄记，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理应“所作皆成信史”。然而宋人李大性有《典故辨疑》，李心传有《旧闻证误》，明人王世贞有《史乘考误》，潘柽章有《国史考异》，皆爲摘史书之误而“勒爲专书”者，“其他一篇半简，偶有考订，散见羣书，不知凡几”。更何况“周、秦以前，简册繁重，口说流行，展转传譌。郢书燕说，固当什百于今”。“以叙事爲主”的史乘尚且如此，更无论“以立意爲宗”的“诸子短书，百家杂说”了。诸子百家“意主于达，故譬喻以致其思；事爲之宾，故附会以圆其说；本出荒唐，难与庄论”。百家中，“惟儒者著书，较爲矜慎”，然而或亦“采彼寓言，认爲实录”，如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刘恕修《通鉴外纪》，罗泌《路史》“侈谈邃古”，马驌《绎史》“追纪三代”，“是皆见欺于古人，不免贻讥于来者矣”。[45]

余嘉锡著作

诸子百家，“因文见意，随物赋形。或引古以证其言，或设喻以宣其奥。譬如童子成谣，诗人咏物，兴之所至，称心而谈。若必爲之训诂，务爲穿凿，不惟事等刻舟，亦且味同嚼蜡矣”。诸子书引古，旨在设喻，虽“不必皆虚”，而“自难尽实”。“彼原假此爲波澜，何须加之以考据”？季豫对此，“推原其故”，列出七项，玆分述于下。

（一）“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也。”《韩非子·显学篇》曰：“儒分爲八，墨离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此即“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之显例。不仅儒、墨之徒如此，数术、方伎各家，亦皆自谓已得黄帝、神农的真传；道家之言神仙者，则自以爲真老子；佛教之义学、禅宗，亦自认爲真佛。“推之其他学术，凡有宗派者”，可说是“莫不皆然”。[46]

（二）“造爲古事，以自饰其非也。”周人有伊尹以割烹要汤之说，孟子力辨其无，而《吕氏春秋·本味篇》则记述其事。清人翟灏以爲，此乃“其时枉己辱身之徒，援以自卫，津津乐道，至辗转传闻于孟子之门”。（《四书考异》卷三一）《孔丛子·答问篇》有云：“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极天爲称，言下者，必以深渊爲名，是资势之谈，而无其实者也。好事而未凿也，必言经以自辅，援圣以自贤，欲以取信于羣愚而度其说也。”季豫以爲，凡诸子之书，“其义皆然”，此即孟子所谓好事者爲之者。[47]

（三）“因愤世嫉俗，乃谬引古事以致其讥也。”《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破袁氏，其子丕纳袁熙妻甄氏，孔融乃与曹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不解，孔融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诸子百家之中，此类虚造故事之例，正复不少。如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所指出，如巢父挂瓢、许由洗耳之类，“乃借以讥战国攘夺之风，并非事实”。[48]

（四）“心有爱憎，意有向背，则多溢美溢恶之言，叙事遂过其实也。”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正是指此。《论衡·艺增篇》解释道：“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即使是作史者，亦有此类增美溢恶之事，何况“不以记事爲职”的诸子传记？[49]

（五）“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爲故事以证其义，假爲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史通·杂说篇》曰：“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僞立主客，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夫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玆叙事，足验凭虚。”周、秦以降，如此类者甚多。[50]陈寅恪〈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引《晋书·阮籍传附瞻传》：“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世人谓之‘三语掾’。”而后指出：“《世说新语·文学类》亦载此事，乃作王衍与阮修问对之词”；“其实问者之爲王戎或王衍，答者之爲阮瞻或阮修皆不关重要，其重要者只是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之说一点，盖此爲当时清谈主旨所在”。[51]按：对于诸子百家设爲故事、假爲问答之语，皆当以此眼光读之。

（六）“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爲谨严，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僞也。”朱一新曰：“诸子书发摅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年岁舛谬，事实颠倒，皆所不计，后世爲词章者，亦多此体。至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亦不复计事实之舛误也。盖文章体制不同，议论之文，原出于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若纪事之文出于史，考证之文出于经，则固不得如此也。”季豫以爲，此数语，“可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矣”。[52]按：对古书作辨僞考证，必须注意经、史与子书的区别。吕诚之〈论读经之法〉对此有简明扼要的帮助，云：

按：其言甚爲有据，可与季豫之说相参。

吕思勉《经子解题》

（七）“方士说鬼，文士好奇，无所用心，聊以快意，乃虚构事实，造爲小说也。”谶纬之书，“事虽妄诞，语固新奇”，故爲文士所笃好；怪迂之谈，则起于方士。且“谶纬之与小说，方伎之与神仙”，久已“相爲因缘”，魏晋之后，《洞冥记》、《拾遗记》之类“不经之书”，更是“杂然并作”，“凡所记述，并杜撰无稽，凭虚臆造”，岂可以信史视之？[54]

按：吕诚之〈论读子之法〉对于子书的通例，亦多有发挥，指出近人论古书真僞，其“所持之术，大要有二”；一是“据书中事实立论，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断爲僞。如胡适之摘《管子·小称篇》记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立政篇〉辟寝兵兼爱之言，爲难墨家之论是也”。二是“就文字立论”。诚之以爲，此“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专恃。何则？子爲一家之学，与集爲一人之书者不同”。因此，“凡读子者，不能以其忽作春秋时人语，忽爲战国人之言，而疑其书之出于僞造；犹之读集者，不能以其忽祖儒家之言，忽述墨家之论，而疑其文非出于一人”。今存先秦诸子书，“大抵治其学者所爲；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书之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即谓好治此学；然既无师授，即无从知其书之由来，亦无从正其书之真僞；即有可疑者，亦不得不过而存之矣。）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人所着；与集部书之标题爲某某集者，大不相同”。至于诸子书中所记事实之多讹误，自有其故，即“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无有书籍，本易讹误。而其传之也，又重其义而轻其事；如胡适之所谓庄子见鲁哀公，自爲必无之事。然古人传此，则但取其足以明义，往见者果爲庄子与否，而见者果爲鲁哀公与否，皆在所不问。岂惟不问，盖有因往见及所见之人，不如庄子及鲁哀公之著名，而易爲庄子与鲁哀公者矣”。《庄子》中所载孔子往见盗跖，则可断定必无其事，只不过“作者胸中有此一段议论”，假托孔子、盗跖以发挥而已。当时人人皆知，此乃“寓言”。“故诸子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而后人于其书，仍皆信而传之”。以文字辨真僞，情况亦相类似。以今本《道德经》爲例，假定真是出于老子之手，“则其书中偏将军、上将军，或本作春秋以前官名，而传者乃以战国官名易之。此则如今之译书者，于书中外国名物，易之以中国名物耳，虽不免失真，固与僞造有别也”。[55]（按：此说甚爲有见。如将美国官名Secretary of State 译爲“国务卿”，便是一个显例。美国向无君主，以“卿”译之，显然失真，但是这决不是僞造。）

古书大都口耳相传，然而相传有两种不同类型：一是“但传其意”，一是“兼传其词”。若是“其学本有口诀可诵，师以是传之徒，徒又以是传之其徒”，便是所谓“兼传其词者”。今日盲人之业算命者，正是以“命理之书口授其徒”；“此等可传之千百年，词句仍无大变”。至于“但传其意者”，则犹如今日教师之讲授，听课者只求明其意便可；听者再加以传授，便出之以自己之言；“如是三四传后，其说虽古，其词则新矣”。（按：今日社会广泛流传之诸多术数，正是如此。）因此，“文字体气之古近，亦不能以别其书之古近也，而况于判其书之真僞乎？”[56]然而凡事不可以一端论，从古书文字的繁简，亦可推见其变迁之迹。诚之即以爲，《老子》一书，“文体甚古”，“全书多作三四言韵语，乃未有散文前之韵文。间有长句及散句，盖后来所加”。（按：诚之认爲，以文字发展而言，韵文当先于散文。）可见其时代之早。[57]

古代史官，有记事、记言之别，记事的经史，变而爲以空言立论的诸子，刘鉴泉以爲，中间有其“变迁之迹”。“或以爲起于《论语》，然诸子未必皆法孔氏，而《论语》亦必非突然而生”；大概是“出于古之语”，如《国语》之类，所谓“养老乞言，书之惇史，其征也”。此外有《周书》，“亦多记言，而其文体亦与《国语》相类”。申述云：

按：可见欲论古书年代及真僞，当综合而观，即便就文字考察，亦须考虑其学术升降之迹，不可执着于一端。

近人论古书真僞及年代，常从语言文字角度详细分析，以科学方法自诩。以《列子》一书而论，大多以僞书视之。杨伯峻有〈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根据用语、语法及习惯词义，考察了书中〈天瑞〉、〈周穆王〉、〈力命〉、〈仲尼〉、〈杨朱〉、〈说符〉诸篇，证明今本《列子》乃僞书，且作僞者很可能就是注者晋人张湛（此文收入其《列子集解》[59]）。而吕诚之以爲，此书虽“未必可信，然十之七八，当系采古书纂辑而成。[60]显然是据其通识而发爲此论，但并未详说。

今人郑良树对此，则有相当详细的考察，指出“根据语言发展来研究古书的成书年代，自有其科学性在，然而，却也有值得注意和谨慎的地方”。杨伯峻此文，列举“数十年来”、“舞”、“都”、“所以”、“不如”五个词汇及习惯用语，以爲显然与先秦时用法不同，“是作僞者破绽所在”。郑氏对此，揭出三点。一是“所举五例所涉及的，不过爲书中7段文字而已”。“数十年来”及“都”，其第一例均出现于同篇同段。郑氏又补充二例“都”，“充其量也不过9段文字”。而〈说符〉有34段文字，〈黄帝〉有21段；二者各有两段“僞托”。〈天瑞〉有14段文字，〈周穆王〉3段，〈仲尼〉15段，〈力命〉13段，〈杨朱〉16段，分别有一段“僞托”。若以段落计，所谓僞托者，比例甚小，不过9:122而已。而其他未有“僞托”嫌疑者，则有122段。而〈汤问〉一篇，未见杨氏所谓“流露出魏晋六朝人的词语”，当作何解释？

二是杨氏举“所以”及“不如”爲例，证明此二词在《列子》书中的用法非先秦古籍所应有。但是这不过是两段而已，书中此二词“所见甚多”，其用法“都符合先秦的习惯”。此等爲数不少的段落，是否应当“全部否决”呢？

三是杨氏所举“所以”之例出自〈说符·杨子之邻人亡羊〉章，原文作“所以反也”。然而据王叔岷《列子补正》，《鶡冠子·天权·注》引《列子》，则作“是以反也”，“正符合上古的用法”。[61]是否后世传抄时，以“所以”置换了“是以”？

郑氏因此认爲，今本《列子》，“固然有后人附入的材料，却也保存了至少是刘向定本的文字，甚至更原始的材料”，因爲“古籍的编集及流传，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故讨论古籍真僞之时，不仅须以“个别篇章爲单位”，更应“以段落爲对象，不可以偏概全，抹煞了其他段落或篇章”。今本《列子》的成书及流传，与张湛及其父、祖有甚大关系，当爲张氏的定本与传本。[62]

清人汪继培指出，《尸子》及《吕氏春秋》皆谓“列子贵虚”，而今本于“贵虚”之旨“持之不坚”。刘鉴泉以爲，辨《列子》书者，以此说最中肯綮。张湛序有云：“所存仅〈杨朱〉、〈说符〉、目录三卷，后在刘正兴家得四卷，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鉴泉曰：“据此则数本参合，未必原书，湛盖无深识，不觉其僞。若湛僞爲，则何不整之使顺而任其淆驳邪？”不仅《列子》如此，今传古子书如《邓析》、《尹文》皆然，“其文多真古书，但非此书耳”，故不可以“僞托”二字一概抹杀。“吾疑《列子》真书亦在此中，但多增饰耳。如杨朱之说不见他书，非必尽僞造也。虽或真书，亦有与他书同者，不足致疑也。”宋人林希逸论此书曰：“其间有绝到语，非汉后所可及。此书晚出，或者因其卷帙不完，故杂出己意以附益之。”鉴泉对于此说，甚表赞同。[63]按：今本《列子》，其中有真古书，亦有附益；此说大概最能得其实情。

从以上例子可见，精于训诂及语言学如杨伯峻者，其辨僞考证有时亦有诸多讹误，更何况等而下之者了。若明白古书不皆手着、常多附益诸通例，此类用破功夫而结论未必可靠的情况，当可避免。即此可见季豫、诚之、鉴泉诸人通知古今、能见其大的卓识。

（原刊于东吴大学《第二届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12年）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古代文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