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岁月留痕：跨越半个世纪的时光底片
作者 ▏桑宜川
前年回国访学，在成都见到老王，相约次日一道前往大邑安仁镇，拜望笔者在宜宾柏树溪县二中读书时的同桌老樊，并参观他精心打造的博物馆群落。
驱车前往，走老路，在乡间田野里穿行，感觉不大功夫就到了目的地。在主人的办公室兼会客厅落座之后，老樊沏了一壶川西平原出产的上等蒙顶绿茶，便打开了龙门阵的话匣子，谈起了许多陈年往事，还一边与我们分享他收藏的文革时期四川官场“走资派”挨批斗的旧影，那些头上戴着废旧报纸糊的高帽子，脖上挂着用细麻绳栓住的砖头或倒写姓氏的大牌子，跪在油漆斑驳木条几上的省市级干部们，看得令人唏嘘不已。
那个年代国内经济尚未起飞，为政大多清廉，为民办事的居多，还没有产生多少贪官，竟也悉数被整肃，老照片即是岁月的见证。
我留意到类似的老照片在他的文革博物馆里已展出了不少。其时老樊还从手机里找出他收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我辈少年同窗的几张旧影，再次见到这些历史遗珍，我顿觉眼前一亮，感慨万千，那些旧影已深藏在记忆深处，多年不看了。
老王在旁分享这些图片，也甚为感慨，说他也收藏有类似的一些老照片，其中一张是1966年同班同学在京城天安门前留影，另一张是今年在老樊的博物馆园子里合影，同样的人，同样的岁月，前后时间跨度逾50多年，说乐意与我分享，回家后第二天老王果然就用手机传给了我。
图一
老王说起这张老照片（参见图一），拍摄于1966年11月，画面中的人物是四川省武隆县中学67级三班的7位同学和班主任老师，作为武隆县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边受到城楼上毛泽东接见后的合影，彼时正是他老人家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第6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后排右一便是老王。老王嘱我有空暇时不妨写写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留给我们的下一代看看，不忘历史，很有意义，为这份家国情怀，我深以为感。
笔者与老王在老樊的办公室里分享历史老照片
在那个年代，我虽年少，在读小学三年级，但已目睹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席卷而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糊满了全国各大小城乡街道。
还记得那些成都大中学生手执“红宝书”，胳膊上戴着红袖套，腰上系着军用皮带，胸前别着毛氏头像纪念章，条件好一点的还能穿上家里搞到的草绿色“军装”，这样的打扮叫做“标配”，到北京天安门前去留影，更是我们这一辈人少年时代的向往，当年流行的时尚语言叫做“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如今的年轻学子或许感到匪夷所思，犹如天方夜谭。上了岁数的40后和50后，如果在家里仔细“翻箱倒柜”，兴许还能寻找出这类斑驳泛黄的照片，每一张照片背后都能道出一段过来人的青涩芳华故事。
老王说，时光荏苒，转眼已是半个世纪过去了。2019年5月19日，当年老照片中的六位同学相聚建川博物馆，按照当年在天安门城楼前合影时的位置拍了一张照片以示纪念。
当年照片中一共8人，其中一人已与世长辞，一人缺席，剩下的人，岁月已经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沧桑印记。
我从这张老照片中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芳华岁月的熟悉身影，真实而又自然，彷佛唤醒了那些曾经存在的历史记忆。谁能够想象到，在这张跨越半个世纪的老照片背后，现代中国又经历了多少血雨腥风的离乱与运动？不忘“文革”，反思历史，警钟长鸣，让我们的下一代孩子铭记那个年代发生的国家悲剧和个人悲剧，不再重演，乃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家庭之幸。
老王照片中展现的时代场景，正是1966年8月到1967年3月的“大串连”时期，当时举国内乱，以大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外出，可以免费乘车和食宿，相互联络、交流斗争经验，谋划与宣传下一步的造反活动，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社会动员措施之一。
当年我尚在成都望江楼小学念书，学校很快就停课了，也“闹革命”，无学可上，每天看到大街上成群结队的红卫兵，肩背军绿色挎包，臂戴红卫兵袖章，满怀激情地去城北火车站，踏上了大串联的风雨征途。
回望历史，当年北京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大字报”通过“二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披露后，北京八大院校及市属中学率先响应，受到“走资派”压抑的外地红卫兵造反派奔赴北京取经，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和求援。文革史料记载，7月29日到8月12日，约有3.6万个单位的71万人次进京。8月18日和8月31日，毛泽东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与支持，也以其个人权威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渴望得到接见，并渴望带回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声音，煽动地方造反派夺权。
随后在当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组织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必须腾出来开设接待站。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到处设立联络站，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破四旧”，砸烂一切，以期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当年的荒诞社会生态环境。
当年的大串联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逐渐过渡到向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长沙其它地方辐射分流。出现部分工人、干部离开岗位参加大串联，不少人乘此机会探亲访友、游山玩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客运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火车超载均达极限，限载100多人的绿皮火车车厢装载到200—300人，不仅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椅背上、过道里挤满了乘客，连厕所里和车顶上都塞满了人，这情景颇有点像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火车，车顶上坐满的人摔死活该不偿命。
就在这样的运输窘况下，“步行大串连”也开始应运而生，参观革命圣地延安和井冈山的红卫兵蜂拥而至。据说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闭馆时间推迟到23点30分，其所辖17个接待站仅炊事员就有近千名，先后接待红卫兵100多万人，在当年国民经济尚不发达的时期，这样的免费吃“大锅饭”，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国库开支。
还记得1967年初，我从成都到宜宾去探亲，铁路沿线就是这样一道人山人海的景观，那时也不用购票，随着人潮涌入成都北门火车站，但见南来北往的大串连学生挤满了站台，一群男女红卫兵守在栅栏门的两侧，一边呼喊各地串连的领队，一边查阅介绍信。几个身着绿军装、腰扎皮带、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生，突然拦在我的前面，为首的大声叫喊着：“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子女，一律不准上车！”另一个喊道：“你们向毛主席保证，仔细检查。黑五类子女要是混进来了，发现了就给我打。”当时听得我甚为惊恐不已，因为我就属于这类子女。
那时的绿皮火车逢站必停，时速只有约50—60公里，从成都到宜宾，要行驶一整天，冬季二头见黑。到了宜宾，记得市区人民路旁有一幢市政府招待所，斜对面还有宜宾军分区后勤部的大院，两边都已开办了“流水席”，早中晚三顿饭免费敞开吃，在冬日的薄雾中，每天早晨，天麻麻亮，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就已摆在大门口，任君品尝，那时食品薄膜袋和餐巾纸尚未问世，大馒头是裹在一截废旧报纸里拿走的，如今已是匪夷所思之事。这里记述的宜宾文革点滴旧事其实只是一个时代缩影，那时全国各地皆然。
就这样，大串连造成的革命氛围，使疯狂的红卫兵们脱离日常生活角色和行为规范，虚假的使命感与崇高感，刺激了红卫兵们的造反精神，近于亢奋，公检法已退场，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与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的预期相一致。这一举措，造成了国家正常运转秩序的全面瘫痪。
又过了一些年头，我在成都已从小学读到了初中毕业。因为属于黑五类子女，没有资格升学上高中，只好远走云南边疆，去寻找人生的出路。那段时间并不长，幸得家里世交，玉溪中学老校长的贵人相助，为我斗胆出具了一份高中转学假证明，回到四川，仍然进不了成都的中学读书，只好“曲线救国”，再次通过父母的老同事，宜宾柏树溪二中的钟校长帮忙，慨然接收我入读高中，在金沙江畔度过了今生难忘的一段求学岁月，也就在那里认识了许多恩师和同学，包括本文中叙述的老樊。
右边插图为笔者(右)与老樊（左）和老郑（后）。摄于1973年金沙江畔拉练途中，彼时为宜宾柏树溪县二中同班同学。
岁月流金，如今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我等也已步入谢顶之年，各自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
老樊的经历很奇特，人生不断转换身份与社会场景，如今在国内兴办私人博物馆，无论胆识，气魄，规模都是首屈一指的。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赠我一本个人回忆录《大馆奴》。书名取得很谦卑，不事张扬，但却有着厚重的人文意蕴，字里行间散发着川西平原特有的情调。其实在我的眼中，他依然是我记忆里的那个吹拉弹唱样样都拿得出手的同桌同窗，也无疑是一位江湖上决不拉稀摆带的当代四川袍哥大爷。
笔者与老樊在他的办公室，合执《大馆奴》留影
老王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老樊现为大邑安仁博物馆群落的掌柜。我借用他们提供的几张老照片，回顾半个世纪以前少年时代的陈年旧事，反思“文革”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精神伤痛，解读以“革命”之名肆虐十年之久的“文革”是反思二十世纪中国当代史时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
如今中国社会的“后革命氛围”日益凸显，“青春无悔”的悖论四处蔓延，当年的“革命之子”和“革命弃儿”的人生宿命殊途同归，从生理年龄看，都已是爷爷奶奶一辈的人，都老了，两种人生在“悔”与“无悔”之间交织，更是知青一代人的历史大纠结。这种持续深入的反思，有助于为我们认识十年“文革”浩劫造成的危害与恶果，反思历史，为悲剧不再重演提供有益的借鉴。
（2021年10月11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迷迭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