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胜利丨论黄侃的“发明之学”与傅斯年的“发现之法”

乾嘉理必（道理上的必然）可以戴震“《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为标志：

段玉裁乃皖派理必之中坚。兹姑举《说文解字•米部》“粒，糂也”注一例，以见其概。《段注》曰：

“米粒”之“粒”今本《说文》作“糂也”，段注谓“此当作米粒也”——径改许书且强调说“断不作糂”。其何以如此自信裁断，乃“断”字之后的理证原理。其“论证程序”可归为如下十一步[2]：

1.指出错误：“当作‘米粒也’。”

2.发现《说文》的训释原则，亦即 “训释之例”：“按，此当作‘米粒也’。‘米粒’是常语，故训释之例如此。”

3.内证，亦即《说文解字》本书内的“训释之例”的证明：“与‘䆃’篆下云‘䆃米也’正同”。首先，段氏给上面“训释之例”找到同类的现象：“䆃”训“䆃米”和“粒”训“米粒”一样，都是用“常语”解释被训释词的例子。以此给开篇的结论“粒，糂也”“当作‘粒，米粒也’”的“当作”建立证据。

4.旁证：“《玉篇》、《广韵》粒下皆云‘米粒’可证”。这是进一步从旁立证：《玉篇》、《广韵》的解释和《说文》一样，应当是取自《说文》同样的“常语”的训诂。由此可证原本《说文》当作“粒，米粒也。”

5.误源的推测：“浅人不得其解，乃妄改之，以与糂下‘一曰粒也’相合。”这里是揭示致误的客观原因：因为《说文》 “糂”下有“一曰粒也”的训诂，不学无术的人就把《说文》“粒”下的“米粒也”之训，改成了“糂也”，以便和“糂”下的“一曰”相合。

6.用归谬法驳斥妄改所导致的荒谬结论：“不知粒乃糂之别义，正谓米粒。如妄改之文，则粒为‘以米和羹’矣，而‘一曰粒也’何解乎？”

这里必须把《说文》原文的“糂”和妄改的“粒”对勘，才能知其谬误所在：

因为：“糂，以米和羹。”

如果：“粒，糂也。”

那么：“粒，以米和羹也。”

荒谬：“糂，以米和羹也。一曰：以米和羹也”。

结论：“粒”不可能是“以米和羹”，所以“粒，糂也”必误无疑。

7.再引俗语以为证：“今俗语谓米一颗曰一粒”。

8.复引古籍用例以为证：“《孟子》：‘乐岁粒米狼戾。’赵注云：‘粒米，粟米之粒也。’”

9.延伸理证与《诗》《书》“粒”字之用例 —— 既是预测，也是反证：《皋陶谟》：“烝民乃粒。”《周颂》：“立我烝民。”郑《笺》：“立，当作粒。”段玉裁指出：“《诗》《书》之‘粒’皆《王制》所谓‘粒食’；始食艰食、鲜食，至此乃粒食也。”

10.最后殿以《说文》例字之证：“此篆不与‘糂’篆相属”。可见“粒”、“糂”非同类、同义之字，由此可证二字词义之不同；

11.结论的必然性：“可证其解断不作糂也。”

《说文解字·米部》

段氏最后的结论非常自信和决断：“其解断不作糂也”。这个“断不”的“断”就是太炎评赞乾嘉皖派“理必”学术特点的“任裁断”的“断”。乾嘉理必，师生珠联，段王璧合。王氏念孙之理必，多在《广雅疏证》，其最典型者如卷一上“捊，取也”条：

其中论证之必，可归为王氏所独创之生成类比逻辑：

这里推证步数殊为繁复，暂从略。有意者可参拙作《论王念孙的生成类比法》。[4]

2.1 乾嘉学者论发明

乾嘉学术的路数是理必，乾嘉学术的目标则是发明。什么是发明？发明是乾嘉学术范式的基本原则、方式与目标。兹粗胪数端，以见其详：

纪昀评戴震曰：

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曰：

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有云：

江沅在评价《说文解字注》时也用“发明”二字以为说：

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 则以“发明意恉”揭橥其学：

尽管上引诸条中的“发明”所指各有不同，但其基本含义都是“发之使明”。解释现象背后的原理，这就是“发明”的真义之所在，这就是乾嘉学术的真谛之所在。

2.2 传统学术的旨要在发明

发明不是一个简单的褒词（也不是英文to invent 或invention之意），它是传统学术的最高境界。《马氏文通•序》有言曰：

言下之意，自己的研究则多有发明。太炎先生论及季刚的十九纽时，说：“此亦一发明。”[11]本师颖明陆宗达先生评述皖派，其所强调及注重者亦用“发明”：

如何才堪称“发展语言文字科学”？根据本师之说，不仅要“批判旧注”，更重要的是“发明新义”。什么叫“发明新义”？就是要“提出自己的新理论”。事实上，吴宓1919年12月14日记载和陈寅恪的谈话，就用“发明”这一术语来阐释陈寅恪惊世骇俗之“新理论”。他说：

我们看到，凡秉承乾嘉传统之学者，无不以“发明（或发覆）”标举学旨，而章黄更进一步，提出“真发明”的概念。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云：

清代算学，以梅文鼎为首。……梅氏之后，几何学渐渐通行，此本西法，不过将中国旧日算法加以推明，此梅氏所以仍为第一也。……真有发明者，当推李锐之四元说，李氏仅讲測天，不讲步历，所以高人一等。[14]

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云：

本西法者，虽能“推明(旧法)”但也不算“发明”；守国学者，虽称淹博(古籍)但也不算“发明”， —— “发明”之义，亦大矣哉！

把“发明”作为一个学术原则正式提出来的第一人，是黄季刚（侃）先生。这可以从吉川幸次郎介绍季刚先生的发明之说清楚地看出来。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留学期间》之《黄侃给予我的感动》云：

黄侃 先生

“发明”被季刚先生理解、揭举或发展为一个富有“学术范式”概念的代名词。他划时代地指出：当时正在进行着从发明到发现的学术范式的转型——亦即从“主尚道理的揭示”到“推重材料的发现”的转型。吉川幸次郎《与潘景郑书》云：

吉川幸次郎 先生

为了真正理解季刚先生的学术转型，我们有必要重申什么是发明的准确定义。首先，“发明”的字面意思是“发之使明”，它和“发覆”（即“使覆盖隐藏的道理彰显出来”之义）一样，在学术范式的理念上，是一致的。严格地说，学理概念上的发明指的是：揭示“前之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18]的规律或秘密，才是发明，它和发现不同，发现是找出本已存在而前人没有见到的材料或事物（不同于“前人没有提出的道理”）。

五四以来“发明替而发现兴”的学术转型，至今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和警觉。但学术转变的趋势和原因，早就有人意识到了。王国维总结三百年间学术三变时说：因时代政治风俗之变，特别是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变革一切”的愿望，故道咸以降，治学已“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而“务为前人所不为”。[19]而五四以来，政治风俗变革更甚，于是“发见之学兴，而发明之学替矣”。这就是学术转型的社会原因。

“发明”这一术语、这一思路、这一学理，今人久违已近乎一个世纪，即使本文提出这个问题，也未必能够引起广泛注意，或反而遭到声讨之声特说不定。即便如此，如王念孙所云：“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原因很简单，没有发明，学术无以自立。理既如此，近代中国的学术为什么会抛弃这个“缺之不可”的学术范式呢？下面的讨论可以提供思考这个原因的一个新视点。

4.1 傅斯年的再造时代

傅斯年当年曾说：康有为和章太炎代表了清代学问的结束期，这一时期非常重要。

按：傅氏所谓的“再兴”是什么？略而言之或可归之为“学说上的外来主义+材料学上的经验主义”。我想，这或许就是傅斯年“再兴”时代的核心所在，今观斯年先生之史学，可以知其情[21]也。

4.2 史学=材料学

1928年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他说：

顾颉刚更直截了当，开宗明义地说：

对后代以至于今天仍有深重影响的傅斯年的“研究工作旨趣”，把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指定为：

这里不仅建立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材料之学，而且提出“推论是危险的事”的警告。推论当然要演绎，而傅斯年“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背后，最基本的学术原理是归纳（包含综合逻辑）。就无疑就是中国近代学术重归纳、弃演绎的源头之一。

傅斯年 先生

4.3 材料与学问

据顾颉刚回忆，傅斯年主编《新潮》杂志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胡适与黄侃斗法的高潮是傅斯年的反水。据悉，自从听了胡适的课后，傅斯年便对这位年轻的教授刮目相看，与黄侃等章太炎门生逐渐疏远，转而投到了胡适门下。1918年12月，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冯友兰等20多名学生办了一份《新潮》杂志，响应新文化运动。傅斯年原来是黄侃的爱徒，对于他的这个转变，陈独秀有些不敢相信，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陈独秀一开始还怀疑傅斯年是黄侃他们派来的“奸细”。

《新潮》杂志书影

几十年过去，材料学派如何评价？这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钱穆有言值得反思，他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说：

钱穆的话似乎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更没有改变风气；今天罗志田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这一话语：

我在《王念孙“生成类比逻辑”中的必然属性及当代意义》里也曾指出：

更有令人深思的异响，见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

这里我们不想做出任何肯定性的结论，只提出问题，供今人以及后来学者的比较（见下文）和思考。

与材料的发现形成对比的，是章黄的发明之学。[27]这里仅粗胪数端，以见一斑。

5.1发明“古无上声”

季刚先生的古无上声说完成了远古汉语没有声调的空前假设。这可以从下面几个推理步骤看出来。

第一，季刚先生《音略》说：“古无去声，段君所说；今更知古无上声，唯有平入而已。”[28]古无声调说还需要一个上古音系的基本事实的对勘，才能奏效。这就是岑麒祥先生说“入声非声说”。入声本是音节韵尾的语音特点（-p,-t,-k），属于音段成分，不是超音段成分。据此，我们有：段+黄+岑 = 古无声调的结论。亦即：

为什么呢？如果传统的四个声调的中没有去声和上声，而所谓入声又不是声调，那么远古汉语就只有一个平声。单独一个声调无法形成“声调对立”；没有声调对立则不成声调系统；没有声调系统则远古汉语就是一个无声调的语言。不难看出，古无上声是上述推理中的一个核心环节。没有这个核心环节，不仅段玉裁的“古无去声”不能独立作为“无调”的充分条件，就是再加上岑麒祥的“入声非声”，也对远古声调系统的有无起不到必然性的决定作用。因为上声和平声，仍然可以构成一个两调系统的语言。然而，有了“古无上声”，即使没有岑氏的“入声非声”，古无声调[29]的推理也能俨然而立，因为入声（-p,-t,-k）原本就不是超音段的成分，而单独一个平声不可能构成语言的声调系统。没有对立、没有区别性的特征的语言现象，不能构成该语言的系统。

当然，上面的推理在“材料主义”的思维系统里恐怕不足为信，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推理是危险的”——傅斯年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主张远古汉语没有声调的学者里面，基本都主从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的声调来源说的，而不知或忘记这个结论本可以自然而然地从季刚先生“古无上声”的发明中推演出来。[30]我们是相信早期中国学者的发明和推演呢？还是仅据西方学者后来的材料和结论呢？这当然不仅是个数典忘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取何种学术理路的问题。事实上，章黄以来，中国（包括西方）学者几乎没有人从上古汉语语言本身的内部事实上，发明“古无声调”的理证[31]——这是不是材料主义的后果呢（因为“上古没有声调的结论”是归纳不出来的）？值得深思！[32]

5.2 发明语体二分之必然：“文与言判，非苟而已”：预测“我手写我口”（白话文）必不单行

季刚先生“文与言判，非苟而已”的发明，预测了“我手写我口”（白话文）必不单独通行于任何语言的必然。今天汉语正式体的创新和发展，证明了此说泰山不移。先看季刚先生的理论：

注意：季刚先生的论证里面，“常语趋新，文章循旧”是原因，“方圆异德”是属性，“雅俗殊形”是结果。根据这一结果，季刚先生揭示出或发明了人类语言语体的一大规律：“文与言判，非苟而已”——意思是：书面语（文）和口语（言），或者正式语体（书面/文）和日常口语（言）的区别和不同（判），不是偶然或随意的结果。显然这一发明回答了为什么五四运动“我手写我口”不能贯彻到底（用口语写正式文件或学术著作）的原因所在。当然，当年的胡适是要把“手口一致”贯彻到底的。据悉：胡适曾让学生做文言辞聘说明，然后择出一则字数最少、意思最全者，如下：“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适曰：“这是十二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我的白话文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34]一时传为佳话（白话胜于文言的）。今天看来，这五字虽短，但语体轻率而不严肃。今天的正式辞聘书，很少（或根本没）有径言“干不了，谢谢”这五个字的。何以然哉？“文与言判，非苟而已”的规律作用，斯其故也。

胡适 先生

5.3 古音28部19纽：语言学互补分布法的发明与使用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恐怕没有比季刚先生古音28部19纽的遭遇更富有学术史的意义了。仅此一例，就值得学术史家大书而特书，以见近代学值翻覆、学理变化之沧桑。为清楚起见，兹简介背景如下。

1928年，林语堂在《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中对古本韵与古本纽说冠以“循环式论证”。

1935年，王力在《中国音韵学》（1956原版重印更名为《汉语音韵学》）里说：

胡文辉（2010）的总结道：

这种声音之下，并非没有反悟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黄淬伯曾与徐复先生谈到此事：

黄典诚更推崇季刚先生之古音学，谓：

事实上，林语堂晚年在《八十自叙》中也认宗黄季刚先生：

最令人关注的是何大安先生在《声韵学中的传统、当代与现代》中，独具慧眼，发明季刚学说之底蕴，说：

最近，李葆嘉（2016）也撰文指出：

李说洋洋洒洒二万余言，引证广博但却未及何大安之说而一语破的（不是归纳而是因演绎）。李文论证虽可信，但仍需补充如下数点而后安：

1.古本音是相挟而变的系统中的“古本音”。因此“古本音”是相对“今变音”的系统“支柱”。

2.古本音不是构拟，构拟是根据对系统的理解给单个音位和音位变体拟定的读音。

3.拟音永远不是古代的真实读音（没有录音，无法得知2000年前的真实读音），唯其如此才称此法为“拟”——它是理论的推测，不是原声如何的论断（因此有人用“读不出来”作为批评的武器，不仅有失公允，实在是打错了目标）。就此而言，无论黄氏的“古本音”还是高本汉等的“拟音”，都不是上古的实际读音。

4.古本音和今变音的关系是古代语音系统的真实关系（以及后来变化结果的真实关系）。

5.古本音和今变音是贯通“古音系和今音系”的动脉（如童年、成年、老年的脊柱）

6.拟音的最高境界，亦当如是。

有了上面这种理解，李葆嘉上面论述中有关“音类”、“音值”、“寓其古读”、“具体音读”等说法和概念，才便于理解和成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季刚先生的28部19纽是用“互补分布法”推演出来的，这一点至今鲜为人道：

其中的道理可以分析为：

甲、互补分布

十九类 均为一、四等；

十九外 均为二、三等。

乙、例外与例内

a 十九类也有二、三等；

b 十九外绝无一、四等。

按：若无“十九声外确无一、四等”的发现，上之互补分布则无法成立。因有（乙b），则互补分布可以成立，如下所示：

十九类 均为一、四等

十九外 均不为一、四等

而且可以证明“十九声”和“一/四等韵”之间的古今之对应关系。据此可进而推出：十九外和非一、四的必然的变异关系 —— 十七纽和二、三等韵为必然的变异，否则无法解释17纽不在一、四等的事实。更重要者，在互补分布之上，季刚先生复以旁证凿实之：

28部19纽的构建是近代语言学科学发明的典范，其中科学方法的发明和使用，我认为至少有如下诸项：

1.互补分布现象的发现与互补分布法的创发（这后一点更具科学方法发明的意义）；

2.古音成果旁证，凿实互补分布的创见；

3.声韵相挟的演绎，预测古韵类别（因为声韵相挟，故可以声测韵而得28部）；

4.互补咬合法定案。（咬合法Interlocking Method）[47]互补分布是西方结构主义的科学法宝，这一点人人皆知。然而，人所不知的是与西方没有（哪怕间接）对话的章黄学术，居然也在自身学术体系中创用互补分布之法，并成功地发明了上古音系（28部19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科学思想的巨大威力。

以上三点，（1）古无上声的无调推演、（2）文与言判的语体规律、（3）声韵相挟的互补分布，即使在今天，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语言规律或科学发现。而这些规律的发现、理念的发明，从本质上说，是精神的产物、思想的结晶；单凭数据主义，是无法创造和企及的。

卞孝萱等在胡适的《治学方法•前言》中说：

据此，在20世界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治学理论和方法的精髓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这一精髓的精髓就是崇尚怀疑精神。后来的疑古风潮即从此而来。什么是疑古？用胡适自己的话说：“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研究国故的方法》）于是就把这十个字领进了笛卡尔“怀疑一切”（skepticism）边缘，其结果，“可疑”之风遍天下。而“疑古”自身，根据“宁可疑而错”的潜在逻辑，也成为了可疑对象。于是整个民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意识悖论”的道路之上。当然，悖论在哲学上是研究深入的起点，然而如果整个民族、国家，百年来拿着一个深含哲学悖论的命题作为整体学术的原则和指导，其影响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当时的疑古派不能说不是以这样的原则和态度为其理论后盾而出现的、而发展的。

大胆假设推动着疑古，而小心求证则驱使学人发现新的材料。这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小心、尽心、全心地“四处找材料”的学理动源。材料主义的百年传统就是在这样的口号下建立起来的。近代影响中国学术思想最强烈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另一个是傅斯年“一份材料一分收获”，“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无疑，这与乾嘉皖派诸老和章黄的学理路数（范式），迥然有别。

什么是章黄的学术理路呢？本文认为：章黄之学的核心方法是“综实见理，以必验实”（综览现实对象、发见所以之理；运用理必之法、期验所证事实）。这从上文所示之章黄发明之学则可得而见，今更有明证：

学术如学艺，技有上下，境有高低。古往今来，学者纷纭如烟；而其所得、所能、所释、所议、所见者，则不均一。太炎先生将其分为五类：

这里所标举的戴学至高之境是“发前修所未见”。黄季刚先生的28部19纽正是“发前修所未见”的学术典范。然而，学界长期以来对他的方法和结论持有不同的看法。综而言之，有的批评他的研究过程是主观的演绎，而不是客观的归纳；还有的说他是从原则出发，先有结论，然后材料去证明他的结论。具言之，他先从等韵中寻找“变纽”所在的等列，而这些“变纽”绝大多数是钱大昕、章炳麟所已经证明了的。继而，他发现“变纽”都出现在二三等，于是以为一四等韵都是古本韵，——这个假设（演绎！）在顾炎武到章太炎的古韵分部结论（二十三部。收喉入声独立则二十八部）中得到验证，从而反过来又证明这些古本韵里所没有的声母都是“变纽”。议者认为这是循环论证。毫无疑问，“循环论证”“就引出了很不合理的结论”（参见林语堂1928、王力1982、胡文辉2010等）显然，这样的看法与上面我们分析的28部19纽的构建是“近代语言学科学发明的典范”时所用的材料是一样的，但是结论正相反。比较：

1.黄侃先生从等韵中寻找“变纽”所在的等列=互补分布现象的发现与互补分布法的创发（他发现“变纽”都出现在二三等，于是以为一四等韵都是古本韵）；

2.“变纽”绝大多数是钱大昕、章炳麟已经证明了的=古音成果旁证，凿实互补分布的创见；

3.于是以为一四等韵都是古本韵；反过来又企图证明这些古本韵里所没有的声母都是“变纽”=声韵相挟的演绎，预测古韵类别；

4.这样循环论证=科学的咬合法（interlocking method）

5.引出了很不合理的结论=逻辑的合理性与现实的正确性（按，李方桂和俞敏的上古音构拟系统，都与黄侃的19纽冥合无间，证明黄氏结论的正确性）。

这里一般的看法与本文观点最大的不同是：一般认为季刚先生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是：“主观的演绎而不是客观的归纳”。显然，这就潜在地把归纳视为正确的方法而把演绎归入错误的手段。这正是经验主义和材料主义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的必然与极至。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古代的乾嘉（东方）诸老以及地球另一端（西方）的伽利略、罗素、乔姆斯基等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演绎作为学术的最高取径。我们知道（至少现在），演绎没有不是主观的（不是今天主观主义意义上的“主观”）。科学是思想，科学原理的获取和推演，都离不开演绎。因此，科学的发明也无不是主观的（同上）。主观是理性的，它和非科学、非逻辑的‘主观主义（=臆说）’不是一回事。相对演绎而言，归纳是经验的。五四以来我们的学术主尚的是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这没有错，但因此排斥演绎性的发明之路，就无法启导后学自创理论了。五四以后中国之学只善归纳，不尚发明的现实，也就不仅不难理解，甚至是必然结果。故此，重温“今发现之学兴而发明之学替矣”的旧训，不能不激励我们发出“中国学术回归理性”的呼声。

作者简介

冯胜利 教授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天津大学语言科学中心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中国语言学报》（JCL，SSCI索引）联席主编。曾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5年）、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汉语应用学科教授及中文部主任。研究方向包括乾嘉思想史、训诂学、韵律语法、语体语法、汉语韵律文学史。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学术论文200余篇。

（本文原载于《励耘语言学刊》2018年第2辑，第1-21页。）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香江文化沙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