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何建明:《沙家浜》一个没出场的主角

如果没有仲国鉴先生写下的一系列关于苏（州）常（熟）太（仓）地区的革命斗争故事，那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经典《芦荡火种》《沙家浜》。

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纪念他的那些与他一起战斗而牺牲了的战友，并激励自己和孩子们继续革命到底的意志，他竟然将平时工作中常说的一句话，来为自己儿女们起名，这话叫：“为人民立功勋”。后来他和妻子真的生了6个孩子，分别叫：仲力为、仲学人、仲昊民、仲立、仲卫功、仲丹勋。6个孩子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组成了这位老战士的一个崇高心愿。

这位老战士的名字叫：仲国鉴，是新中国成立后常熟市委书记和第一任市长。这位传奇人物，我从小就听其大名，一是因为他在解放前的战斗故事在我故乡的土地上早已传扬，二是他是我故乡常熟与苏州的大领导。但过去有一点并不知道，原来他还是位作家，写过很多优秀的诗文与纪实类作品，还有小说等，散发于《星火燎原》《上海文学》《萌芽》《雨花》《少年文艺》等，并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等出过多本著作，应当算是我们的文学前辈。

最近他长子送来厚厚的一本《仲国鉴诗文集》让我写序。在阅读和查阅其作品及革命经历时，意外地了解到：这位老英雄原来竟然是《沙家浜》里一位没有出现的“主角”啊！

是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没有仲国鉴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写下的一系列关于苏（州）常（熟）太（仓）地区的革命斗争故事，比如像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根据自己参与抗日革命斗争经历所创作的《特派员》《脱险》（分别刊于《上海文学〉》）；《江南红》（长篇评剧）；《水上英雄》《林司令的兵》《游击小组》《战斗在敌人心脏》《一个侦察员的生命》《新家浜战斗》等（刊于《星火燎原》等）的作品……那么不可能有后来的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以及之后的京剧《沙家浜》。

现在我知道，仲国鉴与浙江南浔的大作家徐迟是老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徐迟经常跨过界河，跑到苏州去找老朋友仲国鉴聊“跟小鬼子打仗”的故事。而后来排演《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的严励（张瑞芳丈夫）、陈荣兰，还有演员张瑞芳、白杨等经常到人在常熟和苏州的仲国鉴家。仲国鉴的大儿子仲力为对我说：“父亲与严励、陈兰他们在新四军时就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父亲是苏州、常熟地区的民抗特派员，也常去上海同地下工作的文化界朋友接头……”仲力为给我讲了一件事：在困难时期，上海几位朋友经常到仲国鉴家来聚会聊天，一来就肯定要吃顿饭再走。可那时都困难，我们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于是我表哥就贴了一张字条：吃饭要付粮票。这事被我父亲看到了，狠狠地把我骂了几句，然后一把撕掉了！

仲国鉴的大儿子说，他家保留了很多父亲与这些友人的书写来往和留念照片，可惜“文革”时怕牵连，全给烧掉了。他拿出一份保存完好的仲国鉴与冯定（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的英文翻译）的书信原件给我看。“像这样的资料很少了。”仲力为遗憾道。

“关于‘沙家浜’的原始资料一点也没有了，‘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把相关的资料全部烧掉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东西烧了整整一个晚上，我是负责倒灰，用水浇灭了，把烟烬端到很远的地方倒掉。《芦荡火种》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了，父亲从上海的朋友那里知道情况后，立即把相关的资料和与作家、艺术家朋友们的通信基本全都烧掉了……”仲国鉴的大儿子这样说。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造反派并不知道已经当了常熟和苏州“大官”的仲国鉴，在他老家常熟吴市金桥村的老房子里还藏着许多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诗文与纪实类作品，以及个人的一些重要的回忆文章及各种证件。在今天的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还收藏了仲国鉴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一支手枪（复制件），因为这把手枪后来仲国鉴给了他的上级、民抗司令任天石（《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原型），任天石后来又将手枪赠还给了仲国鉴。

关于《沙家浜》的产生后来引出不少有趣的事，其实故事最初的来源和创作应该是仲国鉴先生。这一点在我看完常熟和苏州及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诸多实物后，更加坚信。

仲国鉴生于1922年，从小聪明好学，记忆力超强，有“小秀才”之称。他从小学医，后在家中开设“半半诊所”，挂着“国医仲国鉴内外科大方脉”牌匾。因他热心为乡人服务，故有“济世小郎中”之尊称。日本侵华之后的第二年，年方16岁的仲国鉴就怀着一股爱国热情，参加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并奉司令任天石之命，以“半半诊所”为掩护，在日军鼻子底下建立了“民抗”司令部的第一个情报联络站。1940年，仲国鉴就在自己的诊所内所挂的一面党旗下，庄严地吟读着写在处方上的“入党誓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的仲国鉴，凭借着自己“郎中”身份和“半半诊所”作掩护，常坐着一条小船，明为出诊和接送病人，实则为组织和地下抗日队伍传送秘密情报。在1940年到1945年期间，这条交通线始终是苏常太一带新四军、地下抗日队伍最为重要的秘密情报渠道，而此时的仲国鉴也在革命队伍中不断成长，先后任苏常太游击队伍的特派员，在苏州城区以“刘寿华诊所”、苏州郊区唯亭的“悬珠诊所”、昆山新镇的“阿兆喻内外科诊所”等名号，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身为抗日队伍的警卫连指导员的仲国鉴带领31名游击队员在徐市一带与日军展开血战，七天中有6位战友牺牲，最后仲国鉴带着队伍突围了敌人的“清乡”。而他的母亲，则在家中被敌人残酷毒打，12岁的胞弟也被敌人扔进粪坑，用假枪毙恐吓。仲氏家人不畏敌人的强暴，表现出大义凛然之气。1945年3月，仲国鉴奉命赶回常熟吴市，向正在养病的苏常太工委书记薛惠民汇报工作，谁知在半途被日伪便衣密探发现。仲国鉴乘敌人不备之际，将秘藏在火柴盒背后的昆山地下党名单吞入肚中。落入日军魔掌后，鬼子对仲国鉴用尽毒刑，企图让他交待秘密交通线，可他们根本无法从他身上得到一个有用的字。无奈，日本鬼子将其投入死牢……三个月后，抗战胜利，奄奄一息的仲国鉴才被组织从死牢中营救出来。

两个月后，身体仍在伤残之中的仲国鉴，被任命苏常太地区北撤第一大队大队长，率领部队北渡长江，到达苏北。内战爆发后，仲国鉴又受组织指派，潜回江南，担任沙洲县委特派员，再次从事秘密工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担任常熟市委书记兼市长。后调到苏州地区任公署办公室主任和苏州医学专科学校校长等职。“文革”中饱受打击，其妻——新四军女战士、为仲家生下6个孩子的母亲徐增，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是后话。

让人意外的是，仲国鉴这位身居要职的革命老战士，还是位文学创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工作之余写下了一批革命斗争回忆作品。他是苏州地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分会中的6名作家之一，其中有陆文夫，而仲国鉴的革命老战士身份，让他在苏州作家中独其优势，所以他在五六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学作品，其中在《上海文学》和《萌芽》上就发表了多篇。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根据自己在常熟、昆山湖区抗战的游击战革命经历，写成的《虞山长青》，发表在1958年的《雨花》杂志上。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在江南地区的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苏州评弹团根据仲国鉴以行医为掩护、在敌人心脏展开斗争的传奇经历，改编成了长篇评弹《江南红》，并由著名评弹艺术家金声伯等5位演员演出。后来苏州沪剧团团长王又琴和编剧沈华找到仲国鉴，请求同意改编沪剧，即后来有了苏州沪剧团演出的名剧《特派员》。实际上仲国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纪实小说就叫《特派员》。1962年苏州沪剧《特派员》公演后，市民争相观看，常常爆满。

这场戏引起了上海人民沪剧团的领导和编剧们的关注，于是也有了前面提到的上海文艺界的朋友经常到常熟、苏州找仲国鉴的往事。而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本来就与仲国鉴在革命斗争中是战友。

关于从《虞山长青》《江南红》《特派员》到《沙家浜》的演变过程，我看到了一份旧报上的一篇重要文章。作者叫施榕，他当时是苏州医专学校的学生会宣传部长，仲国鉴当时是该校校长。施文这样说：

当时我们得知仲国鉴校长是个老革命，19岁就在苏常太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我们就请他讲述革命斗争历史，以激励新一代大学生的成长。当时仲国鉴校长由于在残酷的斗争中被敌人用汽油灌肺而得了肺病，喘气很厉害，说上一、二句话就喘上几次。他每周六晚上给我们讲，第一次他就足足讲了二个小时，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商量一个办法，由我到家（就住在学校内），由他讲述一段，我记录一段……以后仲校长就经常约我由他口述我作记录，有时我就把录音机搬到他家，等他在不喘时讲些内容，然后我再回去整理。但校长将我整理成文的东西，亲自修改、校正后，邀请常熟市（当时是县制）京剧团排练，于1959年10月1日在苏州市公演。当时京剧名叫《虞山长青》（常熟市界内有一座山叫虞山）。

1959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沪剧团以及一些作家都来访问仲校长。他有时会把我叫去，说明天有某某某要来，你整理一下，一起接待他们，所以我出现接待过好几次。

上海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苏州评弹团演出的《江南红》等都是根据仲国鉴的资料而编排的。有一次仲校长来看我，我说上海演出为什么叫《芦荡火种》，我认为叫《虞山长青》为好。校长说，为什么？我说，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是二十年代大革命时代，现在已到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抗日统一战线，革命斗争已是如火如荼，不再是火种问题了。仲校长笑笑说，可能是剧名能够吸引观众吧！

施榕与仲国鉴的这个“争论”过了多年后的1992年时，他和仲国鉴老校长再次在学校参加校庆相遇，他俩再度说起《沙家浜》起名之事。据施榕说，仲国鉴当时这样跟他说：毛主席在观看京剧时，指出，不要叫《芦荡火种》，还是叫《沙家浜》为好。仲国鉴当时对自己的学生说：毛主席改得好，“沙家浜”反映了抗日游击斗争的辉煌业绩，又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力量，沙家浜河水永远潺潺而流……

仲国鉴这段话让他的学生铭记在心。可惜，半年之后，仲国鉴与世长逝。《沙家浜》的创作之源也就成了一个“谜”。

事实上，作为一个同样生活在常熟、苏州这片土地上的一名当代作家，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早已知道了“仲国鉴”、“任天石”、“叶飞”、“谭震林”和“江抗”、“民抗”这些英雄的名字与抗日进步组织。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其中的仲国鉴老英雄竟然还是一名创作成果丰硕的作家，这一点尤其令我感动和钦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上海文学》《萌芽》《雨花》等杂志上发表作品时，我还是个刚出生的小囡囡。由此也特别觉得他的大儿子仲力为先生给我展现他父亲留下的那些算起来都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珍贵史料时也异常感到珍贵。比如有一张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65年6月4日开出一份“介绍信”，令我十分好奇，介绍信这样说：

苏州市人民委员会：

兹介绍我社创作干部王仲富、丁斌曾同志为创作连环画“沙家浜”进一步修改加工，前来访问仲国鉴同志一事。

请予接洽和大力协助为感。

而这封介绍信，也间接地证明了仲国鉴与《沙家浜》的特殊关系。

在那段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包括我奶奶爷爷和大姑妈在内的广大苏南地区的广大百姓，他们也曾都是没有写入戏中的“阿庆”和“阿庆嫂”，他们与仲国鉴这样的新四军与养伤的新四军伤病员们一起，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军民抗战诗篇，将永远载入伟大民族的抗战史册。

纪实|何建明:《沙家浜》一个没出场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