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与地方志编纂

柳亚子出生于1887年，1958年去世。他不仅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民革的创始人之一，还组建了文学团体南社、创作了大量诗词和文艺评论等，为近现代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中，1932年至1937年，柳亚子出任上海通志馆馆长，他编鉴修志、拓展传统方志馆业务范围，积极探索地方志事业。

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出台《修志事例概要》，各地掀起一股修志热。在这种背景下，编修专门记录近代上海发展历程的史志丛书及建立近代上海首个通志馆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一致呼声。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很快成立，并在短时间内制定了资料征集办法、经费使用方案等前期准备工作。万事俱备后，只差掌舵之人。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后随着战事扩大，南京国民党政府暂迁洛阳，并召开“洛阳会议”。此次会议的一个主题就是团结国民党内部人士，共赴国难。柳亚子是同盟会会员，又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虽长期遭到国民党内部排挤，但由于声望高，国民党政府依然想尽力拉拢。于是，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力邀柳亚子出任上海通志馆馆长。

柳亚子虽有心为文化事业出力，但考虑到上海当局办通志馆可能只是为了短期应付时局，并不真心要办一件文化大事，且上海通志馆是上海市政府的直属机构，人员设置和工作安排可能会受到干扰，因此拒绝邀请。上海当局又请邵力子与柳亚子商谈，面对好友，柳亚子要求“约法三章”才会出山，即“编辑方针和志馆人事，须全权处理，不受外界干涉；志稿必须突破惯例，用语体文撰写；志书纪年一律以公元为主，传统的年号纪年作注为辅。”

做到这三条，在当时颇有难度。人事方面，上海市政府对该馆并没有给予重要的文化使命，一些政府官员甚至希望在该馆“安插戚友、坐领干薪”，但柳亚子却想召集一群有识之士，做出一番成绩。在语体方面，虽然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被推广，但国民党政府内部的各类公文及其他出版物中仍主要使用文言文。同时，地方志作为官书，采用白话文，国民党内的保守派认为“攸关体统，有损尊严”，而使用公元纪年在当时被一些国民党内部人士认为是“破坏法统”，有左倾嫌疑，也一度遭到反对。

柳亚子对自己的主张据理力争，经过反复博弈，这三点要求最终还是被上海当局应允。1932年7月14日，上海市通志馆正式成立，柳亚子也开始了与地方志事业长达7年的不解之缘。

上海古为华亭县的一个镇，1292年建制为县，1927年改为特别市。从建制到改市前的600多年中，上海共修过11次方志，但每次规模都不大。改市后的上海已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国际大都市，因此第一部《上海市通志》的编修备受瞩目，而柳亚子也将编修《上海市通志》作为他执掌上海通志馆后的首要工作，并在组建编纂团队、搜集资料和志稿撰写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

组建编纂团队时，柳亚子坚持唯才是举。当时上海市通志馆的首批编纂约有11人，老中青相结合，通过以老带新开展修志工作。年纪大的如徐蔚南、吴静山，中坚力量如李纯康、蒋慎吾等在文史研究及出版领域已有较深造诣，在修志时起领头和指导作用；郭孝先和胡道静等小辈，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主要负责资料的收集、校对和少量内容的撰写。这种人才配置，保证了修志工作能薪火相传，是柳亚子对传承修志事业进行的精心安排。

搜集资料之初，虽然上海当局给各机构发文要求予以协助，但乱世中各机构对地方志的资料征集并不热心，收集到的资料并不多。同时，由于当时上海的租界保存了许多文史资料，为了尽可能集齐这些资料，柳亚子只得通过私人关系让大家去抄录。为了编修一部高质量、内容齐全的方志，柳亚子还鼓励上海通志馆的编纂人员从历代旧志、旧报刊书籍、碑文、公开的商业资料等方面寻找可用的资料。正因为过程艰难，原本准备用2个月时间搜集资料延长到了一年多。

在制定方志篇目时，柳亚子秉持“史以求实，志以存真”的修志理念，认为志书应当真实反映近代上海的变迁和城市特质，坚持让“租界”入志，他认为“租界的设置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是历史的污点，但不能不承认它，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是不行的”。因此，《上海市通志》在设置经济、人口等23篇基本篇目外，还设置了《公共租界》篇和《法租界》篇。

在志书的编纂和校对方面，虽然柳亚子时常卧病在床，但仍亲力亲为，倾注大量心血，“每一篇稿，他都认真、反复地审核，对于记述有无错误或矛盾，结构安排是否恰当，内容有无确实，文字是否确切等，都会一一考虑，向写稿者用商榷的口吻提出修改意见”。1936年6月15日，柳亚子致时任上海通志馆编纂主任吴静山的信中对方志的编辑格式提出修改意见，“‘1、2、3……’连写与不连写，我意拟改归一律。不论连写不连写，统低六格，用新四号老宋字，不知好看否？请斟酌为感！”

除此之外，柳亚子对志书的体例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36年6月20日，柳亚子在致吴静山的信中认为方志不应随意突破时间断限，“这是关于民国二十二年限断的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把这些都删去，留待将来再讲。或者，把这一段移入凡例中，再加说明：‘印在年份限断以后，故本书中未提及’云云”。这一做法避免了多次修志后内容的重复，为地方志的连续编修打下理论基础，并沿用至今。

历经7个寒暑，几易其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千多万字的《上海市通志》的三校清样已出，部分稿件已经付排，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上海市通志馆很快解散，《上海市通志》的出版工作一停就是70多年。盛世修志，1997年重新开馆的上海市通志馆于2012年将该志书重新整理出版，柳亚子与上海通志馆同仁留下的这一方志成果终于与世人正式见面。

20世纪30年代，年鉴被民国政府和文化界视为记录历史、了解时事的重要载体，在本土出版市场颇受欢迎。因此，上海市通志馆筹备期间，瞿宣颖、汤沧济等人建议上海市政府以年鉴的形式将上海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汇编成书，但因政局变化该建议并没有实施。

由于年鉴与方志在内容上都是记录社会发展、收录文史资料，在编纂方式、体例等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关注到年鉴这一特点的柳亚子逐渐萌生出一边修志，一边编年鉴的想法，“照我最理想的办法，三年计划在民国廿八年六月底完结，那时候通志应该全部都出版，而民国廿八年年鉴也应该编辑完成了。我们倘把民国廿三年一月起到廿七年十二月底为止的事情，搜集起来（可根据五年来的年鉴做蓝本），弄一部《上海市通志续编》之类的东西。以后每五年出一本，可以永久的出下去。”

这一想法在1934年《上海市通志》的编修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后，被上海通志馆的同仁重视起来。当时，一些上海市通志馆的工作人员考虑到该馆并非政府的常设机构，随着修志工作的结束可能会被撤销，这样大家不仅失业，多年修志过程中积累的文史资料也可能无用武之地。因此，上海市通志馆的同仁希望借助开展年鉴编修工作将该馆保留下来，“只要年鉴一年一年出下去，通志馆也就可以因此而长期存在”。于是，1934年11月，柳亚子等拟定《上海市年鉴编辑计划》，对《上海市年鉴》的篇目、体例、体裁、资料搜集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规范，并陆续编纂出版《上海市年鉴》1934卷、1935卷、1936卷。

在编修《上海市年鉴》的过程中，柳亚子仍坚持“史公笔法，把活动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的能留下一点什么的人都写进去”。因此，在亲自撰写该年鉴的《上海名人录》部分时，他收录了大量上海文化界的左翼人士，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国民党上海党部要求柳亚子删掉《上海名人录》，并将年鉴封面的红色改为蓝色，否则就要“接管”该馆。在此情形下，柳亚子只得暂时策略性的同意，但他坚持著信史的编鉴理念却在当今的年鉴编纂中得到传承。

虽然是近代上海市首个通志馆，但“由于当政者兴趣并不在创建文化事业上”，故而上海市通志馆的经费一直比较紧张，“在拨款时经常要克扣拖欠，员工的工资拖欠尤甚”。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持通志馆的正常运转，柳亚子在经营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创新，使得上海市通志馆在乱世中得以保存。

早期上海市通志馆面临政府偶尔克扣经费的情况，柳亚子经常自掏腰包，为通志馆垫付支出。但随着战争迫近，经济日渐萧条，政府扣发经费的情况愈发频繁，且柳亚子在江苏吴江老家的租米收入也逐渐减少，因此靠柳亚子个人对通志馆进行经济支援也难以长久。尤其在1934年，上海市政府以经费困难为由，计划解散通志馆的消息传到上海市通志馆后，柳亚子等人决心扩宽通志馆的经营范围，转变传统管理模式，解决困境。于是，以上海市通志馆工作人员原班人马为班底，依托上海市通志馆资源而成立的民营学术机构“上海通社”应运而生。

上海通社成立后出版了《上海通志馆期刊》《上海研究资料》等文史书刊，并在市场上取得良好反响，盈利所得不仅能够维持通志馆的运转及工作人员的生活，还为通志馆的同仁们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促进上海文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在上海通社营业过程中，工作人员还积累了大量办报、办刊经验，为抗战期间《通报》的创刊打下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市通志馆和上海通社停办，为了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本土的中文媒体平台，柳亚子支持上海市通志馆的工作人员创办《通报》。这份在上海租界创办的、用英商名义出版的中文报纸在全面抗战初期成为上海孤岛群众了解抗日消息的重要媒介“《通报》创刊的日子，正逢徐州会战前夕，敌军被狙击在临城至台儿庄……李宗仁将军指挥的部队打得很漂亮，敌军遭到了坚强的抵抗。胜利捷报大大振奋了孤岛同胞。”之后虽然因抗战物资经费短缺休刊，但《通报》却发挥了宣传抗战、鼓舞民众势力的作用，展示了柳亚子等人文化抗日的努力。

一部1000多万字的志稿，两本资料汇编，三卷年鉴，四本集刊，柳亚子在担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的7年多时间里，克服重重困难，为近代地方志积累了丰硕成果。期间，柳亚子在方志、年鉴、地方史及方志馆经营管理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探索，不仅开创了当时史志工作的新局面，其中一些做法甚至沿用至今，影响深远。

作者：徐佳佳

编辑：鲍家树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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