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诗人柳亚子与南社

柳亚子

柳亚子家学渊博，聪颖早慧，幼受母教，喜读古诗，3岁能背诵《唐诗三百首》，12岁就背完《杜甫全集》，16岁的柳亚子，已读遍自家书房的藏书。

柳亚子一生中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意气风发的诗篇，计有诗7000余首，词200首。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在广泛的革命交游中，柳亚子写下了大量的怀人诗和赠友诗。辛亥革命后，柳亚子的诗歌主题转为对这次革命不彻底的批判。五四运动后，他的创作转入了新时期。

南社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是清末民初所谓“革命文学”的重要阵地，在文坛上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此外，它以同盟会-国民党为依托，在反清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南社于1909年11月13日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发起成立，它以“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为文化宗旨，与同盟会桴鼓相应，用文字激荡时代风潮，提倡民族气节，发扬爱国民主思想。命名为“南社”，意谓“操南音，不忘本也”，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成立之初，南社第一次虎丘雅集，到会仅17人，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而到鼎盛时期，会员多达1100多人。他们追随孙中山先生，提倡科学和民主精神，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为推翻封建统治振臂高呼，被誉为辛亥革命的精神先驱。南社是继明末复社虎丘大会后，近代人数最多、分布最广、领域最宽、影响最深的先进文人团体。南社为辛亥革命做出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可谓辛亥革命的“思想发源地”。

南社选择在苏州虎丘张公祠进行第一次雅集，是因为在南社创始人看来，虎丘似乎不单纯是风景名胜，更是一个富于斗争意识的政治标志和文化符号。虎丘山下山塘街的张公祠，因明末苏州巡抚张国维投水殉国的悲壮事迹，同样成为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风标。

辛亥革命中，大批南社成员积极参与其中。比如，陈去病追随孙中山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深得其信赖和赞誉；辛亥革命前夕，连续三次东渡日本留学的费公直，毅然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参与了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战斗；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庞树柏参与擘画上海光复计划，随后离职并赶回常熟策动响应；南社创始人之一的高旭，更是身携孙中山的图章，客观上成为孙中山在国内的联络人……

“辛亥革命的思想、意识根源在南社。”辛亥革命前后，南社成员与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积极配合，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揭露清朝反动统治、宣扬民主革命的诗文，如陈去病发表《革命其可免乎》等文章，而《国粹学报》《复报》《江苏》等革命刊物的主编、主笔，则都是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成员。南社重视文化的社会作用，对辛亥革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南社成立时，柳亚子年仅23岁，意气风发，勇于任事。他以梁山泊上的及时雨宋江喻陈去病，而以小旋风柴进自命，在会前会间，奔走筹划，不遗余力。柳亚子曾赋诗一首：“寂寞湖山歌舞尽，无端豪俊又重来。天边鸿雁联群至，篱角芙蓉晚艳开。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

南社从成立到停止活动，历时15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南社革命文学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作为革命文学团体的组织者，柳亚子以苦干实干的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柳亚子是南社社务的主持者、南社活动的中心人物，当时就有“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的说法。《南社丛刻》是南社主办的刊物，22集，大部分的编辑、校印者是柳亚子。因此，他被公认为南社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坚持者。

柳亚子推尊龚自珍，“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悉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他追怀民族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发革命的怀抱和理想，表现出旺盛的革命热情和意志，“翩翩亚子第一流，七律直与三唐俦”。柳亚子写了许多七言的律诗和绝句，既不像陈去病那样拘谨板滞，也不像高旭那样恣肆放纵，而是清新朴实、流转自如，这是受龚自珍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语言，无论雅言或常语，在柳亚子的笔下就像是雕塑家手里的软泥，真是得心应手”。

辛亥革命失败后，柳亚子不像南社的许多诗人那样容易消沉颓丧。他批判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妥协，“铙歌慷慨奏平胡，大局终怜一着输”。在讨袁声中，他的革命意志依然是昂扬的，《孤愤》诗写道：“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诗人愤怒斥责袁世凯的盗国，也鞭挞了刘师培等人。

1923年10月14日，“新南社”在上海成立。柳亚子是南社的主要发起人，也是他最早提出改组南社为新南社的计划。新南社与南社一样，集聚了当时的一批精英人物，除了柳亚子、陈去病、于右任、邵力子等旧南社人物，还新增了陈望道、沈雁冰、杨杏佛、廖仲恺、何香凝等革命先驱，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

新南社作为革命文学团体，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创作宗旨、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影响，它继承了南社先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发扬了南社先贤锐意革新、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