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剑之丨黼黻之美：宋代骈文的整体观照

文丨周剑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学是与社会形态、社会观念、社会实践紧密联结的表达方式。文学表达方式的转变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根源。正如学者对中唐至北宋古文运动作出的判断：古文对骈俪文风的打破，不仅是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是在寻找与文风相联系的思想和价值观[1]。事实上，不仅古文如此，骈文也如此。在古文运动之后，散文并未一统天下、骈文依然占据半壁江山的事实表明，骈文亦拥有支持其发展的特定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

以往研究对古文运动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运动，而且以指导君主独裁国家为目标；写古文、兴古道、行古制，被视为统一的整体[2]。古文运动日渐确立起“文以载道”的基本理念，并且贯穿创作主体的为学、为人与为文。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中，古文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这一思想体系内，骈文看上去确实是处境尴尬的、可有可无的。然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3]。注重合理性的宋代士大夫不会轻易否定骈文的意义。既然骈文的书写形式依然为社会所需要，那么骈文也应拥有一套相应的理论依据和评价体系。

“文”自古以来就拥有丰厚的意蕴。《周易·贲卦》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心雕龙·原道》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从山川草木，到人心人性，再到礼乐体制，“文”几乎无所不包。这些传统观念构成了后世的思想资源。无论古文理论还是骈文理论，其实都有对前代资源的吸收与转化。不过，古文、骈文对前代资源的选取范围、阐释方向是不同的。如果说文以载道的古文理论主要是将重点放在“道”上、以文道关系的探讨为核心[4]，那么宋人在面对骈文时则将重点放在“文”上、积极论证“文”的意义和价值。

“文质彬彬”是宋代骈文的一项重要理论依据。《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意是谈君子的修养，然自此以下，文质关系成为文学批评中的常见话题，尤其在魏晋南北朝至中唐时期的文学批评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5]。王运熙先生指出，盛唐诗歌风骨与文采的结合，基本实现了从刘勰、钟嵘以来一直追求的文质彬彬的理想，故中晚唐的文学批评很少再特意标榜文质彬彬了。王先生的观察非常细致。中唐以下，文学风尚发生变化，这也正是文以载道问题日渐明晰的时期。文质关系在宋代的讨论，大体沿袭前人，确乎谈不上新意。然而文质关系常用于谈论骈文，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欧阳修《谢知制诰表》提出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而昭圣谟；丽而不典，则不足以示后而为世法。”[6]这是针对制诏王言来说的。王言固然不可“丽而不典”，却也不能“质而不文”。与之相关的经典表述还有《左传》中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苏辙所说“朝廷以号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远”[7]，也是宋人的共识。制诏王言作为宋代骈文规格最高的文体，其对“文质彬彬”诉求，具有从上到下的影响力。吕祖谦《宋文鉴》乃奉旨编选，其中多收录制诏王言及表启骈文。周必大为该书作序，在谈及编选标准时，特意提到：“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8]强调“辞”“文”不可轻忽。“文质彬彬”的经典话语，为骈文争取到了合理的立足之地。

与此同时，在宋代骈文领域，“文”在礼仪节文方面的内涵得到了彰显。中古时期文学批评中的“文”“质”，主要是指文华与质朴这两种艺术风貌特征；但实际上“文”“质”也有政治角度的含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又云“主天法质而王”则“亲亲而多质爱”，“主地法文而王”则“尊尊而多礼文”[9]。又有阮瑀、应玚《文质论》、李华作《质文论》等，大抵用“质”指称简易、质朴的为政风格，而将“文”与礼乐刑赏、人文教化相对应[10]。事实上这正是宋代骈文选择的阐释角度。当骈体形式承载着制度典章与文化精神、足以发为朝廷气象乃至王朝气象时，它就具备了正当的立场。既然王言制诏为“礼命之文”[11]，可以“助国威，宣王泽”[12]、可以“布宣威灵，张大国体”[13]，那么能够彰显这一切的骈体形式就不可或缺。以此类推，君臣之交流，官员之往来，这些具备礼仪节文意味的应用场域，都必然对骈文自带的礼仪属性充满期待。

宋人对骈文的价值判断多源自前代思想资源，但这并非简单的重复。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文”的意蕴也在不断演化。在宋代，复古行道之“文”与礼仪节文之“文”产生分化，带来了文章创作的骈散分途，以及古文、骈文理论的各有所据。这实质上意味着文章表达形式有了更为精细的分工，形式与功能的对应更加专门。

若要再往深追索，则文学分工精细化的背后，是文化结构的复杂化和士人社会的多元化。宋代文化的外在格局是阔大的，内在结构又是极其细腻的。阔大与细腻在政治、思想、学术、艺术等众多方面皆有体现。这里仅从礼仪节文的角度来谈。元人袁桷说：“王言之制，始分于唐；人文之精，特盛于宋。”[14]宋代对王言七体的细化，第三章已经讨论过。袁桷所强调的“人文之精”，是指宋代在王言文体及风格对应上的细致考究，“故便于宣读者，必资谐叶；而直以训告者，当务简严”[15]。这一观察可推及所有以骈体行文的文体。它们均有相应的应用场域，而与应用场域对应的，是社会文化结构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着社会文化的某种具体诉求：骈体王言欲展示国家的威仪，表文承担着君臣沟通的伦理，启文映射着士大夫的交际礼仪……不同文体应对着不同的功能，也需要相应的文风与之相配。宋代骈文含括多种文体、每一文体皆有与之相应的应用场域和书写方式，这正是“人文之精”的具体体现。

其间还当注意社会变革对骈文的召唤。北宋时期，唐宋社会变革带来了新兴士大夫的崛起。新兴士大夫既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在宋代社会中承担着多样的职责。就政治主体的身份来说，礼仪节文实为士大夫社会实践的环节之一，这令士大夫无法忽视骈文在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意义。而就文化主体的身份来说，骈文这样一种仰仗深厚学养与敏捷才思的行文方式，以显而易见的文学形式展现着文化主体的突出表征，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士大夫的文化权威。到南宋时期，士人阶层发生分化，既向地方弥散，士人出路也变得多样化，骈文还作为一技之长为士人谋生提供着重要支持。

《礼记·坊记》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苏轼曾加以发挥：“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者，则亦未始无定论也。”[16]这番对礼的探讨似可移为宋代骈文应用的注脚。礼仪节文与人情所安紧密相关，社会变迁或许会带来礼仪节文的变化，而安于人情这一点却是不变的定论。宋代骈文礼仪性的凸显，正是“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是士人社会的召唤。精细而多元的社会文化分层，带来了礼仪诉求的专门化和文学分工的精细化，推动着宋代骈文的发展。

骈文礼仪节文的属性在宋代凸显，是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结果，也契合了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文化主体双重身份的需要。与此同时，骈文作为宋代士人的重要行文方式，又直接参与着士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影响着士人阶层的不断建构。

作为一种具有礼仪属性的行文方式，骈文写作直接构成士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骈文写作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士大夫可以通过骈文写作获得一份实在可见的现世成就。这种成就可以体现为仕途的进阶，也可以体现为文学的声誉。丁谓的表文打动了仁宗，得以从贬谪地海南移徙光州[17]；宋湜草诏深得宋真宗之心，“不数日参大政”[18]；孙拤草拟《章献章懿皇后升祔太庙赦》，仁宗“感泣弥月”，不久后将其擢为参政[19]：这是仕途上的直接收获。杨亿以骈俪应用之才享有盛名，刘敞临下值前一挥九制让人惊叹，汪应辰撰写制诏温雅典实、被朱熹称为“近世第一”[20]：这是骈文带来的卓著声誉。

比现世成就来得更深刻的，是骈文写作所包含的身份认同。作为士阶层的一员，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符合这一阶层共有的特点，并获得这一阶层的接纳。骈文写作就是这样一项条件。这项条件彰显着士阶层的文化实力，符合宋代士人社会对礼仪节文的诉求。它是通往光明仕途的踏脚石，也是悠游于士人社会的试金石。欧阳修的经历尤其具有代表性。未入仕时，他修习的是四六时文，在考中进士、迈入仕途以后才致力于古文写作；尽管致力于古文写作，但面对制诏表启等文体，他仍然尊重骈文书写的惯例，其骈文文风的革新亦不违背骈文的基本规则。骈文写作已成为士阶层属性的一种具体体现，拥有骈文写作能力是融入士人群体、获得其他士人认可与接纳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能看到，骈文在士人之间的流传颇为广泛，收获的赞誉也非常迅疾。苏轼起草制书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21]；蔡卞从邸报中读到杨畏的《谢再任宫祠表》，反复讽味，大加称赞[22]。无论是因制诏撰写而文名大振，还是因表文得到旁人的称颂，又或是以启文投贽获得赏识，实际上都是在士阶层内所获得的认可。

统一的写作方式，往往包蕴着统一价值观。宋代骈文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统一士人思想与意识的力量。骈文写作必须经过学识的积累和技巧的训练，这些基础性的积累训练塑造着士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骈文在士人生涯中的广泛应用，进一步促成这些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共享。应用场域将现实社会的需求与理念投射到具体的书写方式中，书写方式在形成惯例后又于无形中影响着士人对社会的认识。第五章探讨的启文及第七章探讨的致语，都为此提供了鲜活的例证。这显示了骈文在士人阶层的维系与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骈文写作还参与塑造着宋代士人的风格面貌。正如第二章中讨论的那样，以雄才奥学和气象规模为目标的宋代骈文，折射着宋代社会对士人素养的整体诉求，有助于养成博雅典重的士人气质。凭借骈文写作的训练与实践，士人修养尤其是文学层面的修养可以得到普遍的提升。而宋代骈文的应用场域，与士人社会生活紧密交叠，故骈文写作带来的不仅是士人个人的成长，更是士人阶层文学修养的整体推进。

随着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士人阶层也不断发展演化。北宋形成的士大夫政治格局，推动着士人阶层不断扩大，并带来士人阶层向地方的弥散[23]。既然知识学养是士人阶层的必备条件，士人亦以知识学养作为自己的标榜，那么骈文作为知识学养的重要表现形式，自然要应用于士人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度参与着士人阶层不断扩大与弥散的过程。回顾宋代骈文，可以看到由北宋到南宋的一些变化：北宋作者的关注点偏重王言与表文这类朝廷制作，南宋则是用于士人交际的启文占据重要地位；北宋作者对自己的骈文作品关心程度有限，“应事作俗”的作品未必纳入文集，而南宋作者普遍重视骈文作品，不但收录完全，甚至有许多骈文专集，如《四六标准》《橘山四六》《壶山四六》等；骈文的日用化倾向也是在南宋变得日益突出，不但有专门的四六类书问世，而且出现各种便利的活套……将宋代骈文发展与士人演化趋势合观，可以看到二者的内在关联。骈文在士人社会的广泛应用，是士人阶层演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士人阶层演化的助力。透过骈文写作，文学素养得以如毛细血管运作般渗入士人阶层乃至民众阶层，酝酿着后世向平民文学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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