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用身为读书人，生在“优待读书人”的大宋，为何却主动“混社会”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水浒传》，逼上梁山，无疑最为恰当。

其实除了林冲，大多数的梁山好汉走上这条路，那都是被逼的，甚至包括宋江，只想安静地在江州做个囚犯，却连这资格都没有了，才不得已上山。用金圣叹老师的话来说，那就是“官逼民反，乱自上作”，此见解深刻且透彻。

不过，这些人中却有个例外：智多星吴用。吴用出场的时候，不能说大富大贵，但小日子过得不错。当着私塾老师，收入稳定，社会路子也宽，和乡长晁盖、公安局局长雷横，都是能拍上肩膀的兄弟。这么有前途的人，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干劫取生辰纲这样的事呢？

而且，与别人半推半就、严防死守的姿态不同，吴老师搞事情的劲头比谁都大，完全是来者不拒、你不找我我找你的姿态，听晁盖说要取十万贯不义之财，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表态支持，又主动出谋划策，亲自跑到石碣村，鼓动阮氏三雄入伙。

这就带给我们一个问题，崇文抑武的宋代，吴用身为读书人，社会地位高，前程很远大，放着星光大道不走，偏去选羊肠小道，这令人很是费解。

但是，如果深入了解《水浒传》，或许能找到答案。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书中的风土人情、社会生活，有太多的元朝元素。吴用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是元朝读书人的映射。

之所以如此论断，至少有三大维度的佐证。

1、晋级通道的阻塞

科举制成型于唐朝，唐太宗看着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心情大好，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相比于唐代，宋朝的科举制有了重大突破。

除了报名条件放宽外，考试制度更规范了，开考前的“锁院制”，监考官员定下来后直接封锁贡院，避免与外界交流；判卷时的“封弥制”， 把考生姓名、年甲等信息封死，杜绝评卷卖人情；增补的“誊录制”，考生试卷由专门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以免考官通过辨认字迹或暗记徇私。

更关键的是，录取人员大大增加了。据《通考•选举考》记载，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录取进士409人，诸科1129人，总数达1638人。宋代科举一经录取立即授官，录取人数太多，必然出现“官吏猥众”的局面。所以，仁宗时规定：“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但规定屡被突破，至徽宗时期，每次平均多达680多人。

录取面多大？据《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记，北宋167年间共开科81榜，录取52720人。而国祚289年唐朝开科268次，招录进士7448人。总量比唐朝扩招7倍，年度平均扩招12倍以上。

寒门子弟有福了。唐朝进士仍以世家子弟居多，《旧唐书》所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进士约有7/10出自世家公卿，寒素者不及1/7，宋朝则发生质的变化。

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从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均在科考中名入上等，殿试时宋太宗认为，“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没录取他们，将名额让给寒门子弟。根据梁庚尧先生分析，“布衣官员入仕的途径，北宋初期以科举出身的约占1/3，中期已超3/4，到晚期超过4/5。”

反观元朝，科考时断时续，科举制度受到严重影响，录取人数也大幅减少。元朝享国98年, 共举办科考16场，录取了1139名进士。而进士是按三甲等量录取的，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三甲接近，只有约1/3是汉人。年度平均录取人数，约为宋朝的1%。

对于天下读书人而言，从唐到宋，多了12倍的晋级机会，从宋到元，少了近99%的机会，基本失去了晋升的通道。

2、社会地位的下降

宋朝读书人的地位，那是相当的高。有多高呢？从庙堂到江湖，从皇帝到平民，在推崇读书人的这件事上，保持高度的一致。

宋真宗亲自作《劝学诗》背书，代表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图：“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事实还真这样。宋朝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绝对性优势。《宋史》列传中的人物，出身高官家庭的约1/4，出身布衣的超过1/2。时代愈晚，布衣出身比例愈高，宰辅的情况大体相似。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科举出身的人占比90%以上，货真价实的“天子门生”。

文人更是理直气壮。名臣韩琦面对战功赫赫的狄青时，理直气壮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科举才是好男儿，当兵吃粮算啥？汪洙的《神童诗》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宋人更是将进士科视为宰相科：“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民间也热烈追捧，集体追星。叶梦得《石林燕语》中详细记载：“每次殿试结束，放榜已毕，状元与新科进士们一起登殿谢恩。自公卿以下的百官无不踮足观看，即便是皇帝本人亦为之注目……自东华门出宫后，围观者更是‘拥塞通街’。”

这也造成了独特的“榜下捉婿”现象，放榜之日，整条街异常热闹，贵族士绅争相抢夺新科进士作女婿，竞争极为激烈，妥妥的宋朝版《非诚勿扰》。苏东坡有诗云：“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王安石也有话说，“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绿衣郎，就是这些前途无限的进士。

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读书人从打工者成为股东，那投身到建设美好宋朝的干劲该多足啊。

到了元朝，走向另一个极端，知识分子地位急剧下降。同样是殿试，进士分两榜公布，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右为尊)，汉人和南人为左榜，给个糖果都要分个三六九等。

郑思肖在《心史》中提道：“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辖。”后期对儒士的态度虽有转变，但入仕之路艰难，只有通过等待补吏和出任教官进入圈子，担任中下级官吏，进入高层的机会微乎其微。

3、治理能力的迥异

治理能力是运用制度管理国家的综合能力，是长治久安的基础。打天下可以靠武力，但治理天下，则需要有配套的制度与人才，所谓“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而元朝的人才建设，却是远远跟不上。权贵子弟靠战功、靠荫恩承袭，构成朝廷官员的主体。汉人、南人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机会微乎其微。朝廷类似家族企业，没有引入职业经理人。因此，文化水平差到吓人，官员队伍呈“文盲化”，省级官员竟然大面积文盲，“江淮行省至重, 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 ”，州县官员没几个认字的，“州县三四员，字不辨王张。” 甚至中书省的书佐也是“不解文义”。

儒家主张以德修身，以德治国。元代这些吏员不读圣贤之书，自然不会注重修身克己，“刀笔以簿书期会为务，不知政体。” 甚至“怙尊贵之势，肆然于上。贪而无艺，欲而无厌，国计民瘨（dian），了不为念。”所以，《窦娥冤》里唱出了“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浙东台温地区流行一首民谣：“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最终，导致朝廷治理能力极弱。元朝末年，一个叫范孟的小吏，串通了几个吏员，就杀掉了全省高官，做起了河南土皇帝。四十多个毛贼劫持三百艘大船，会通河是元廷转运财赋的命脉，官兵居然束手无策，“今骑贼不过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元朝官员之昏聩，行政效率之差，可见一斑。

宋朝时期，农民起义频次颇多，朝廷治理有力，因为晋级通畅、地位显赫，故鲜有读书人参与其中，这些农民运动只是局部性的癣疥之疾，终难成大事。

元末之时，各地义军揭竿而起，朝廷治理疲弱，因为晋升受阻、地位低下，这些读书人积极地投入其中，诸如李善长、刘基、朱升等，千千万万个“吴用”，成为义军的关键合伙人，共同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由此可见，不论在那个时代，人力资源都是第一资源，识人用人都是重要课题。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当成为每个组织的最大共识。

参考：

吴钩《宋代的科举制度跟唐朝的有什么不同？》

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

秦新林《试论元代的科举考试及其特点》

邱树森《元代肃政与腐败的历史启示》

吴用身为读书人，生在“优待读书人”的大宋，为何却主动“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