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书店与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出版

骆驼书店的成立

骆驼书店，是著名的红色书店——上海生活书店的化名。1945年8月日本投降，生活书店在上海复业。鉴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在党的指示下,生活书店经理、地下党员徐伯昕把人力与财力作出了调整与安排，把工作分成三线：第一线专门出版革命书刊，直接与国民党作斗争，如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与韩近庸合作成立的华夏书店；第二线为生活书店自身，虽保持本身的思想倾向，但色彩略为温和一些，以出版理论读物等方面的著作为主；第三线则为岀版中外文学名著、工具书以及应用科学等读物，不涉及现实政治，但是致力于出版有价值的读物，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的同时也联系团结进步作家、保存实力。骆驼书店就是此时在徐伯昕同志的指示下成立的。

骆驼书店负责人为赵均、王坤生同志。开设之初，从生活书店转来一百多令新闻纸，两部巨著的纸型和两三本稿件，少数现金和各种关系。通过生活书店毕青同志的帮助，租用了他哥哥开设在北京西路的吉泰百货商店旁边的一间二十平方米的铺面房屋，解决了租房难的问题。同时，通过关系很快领到国民党上海市工商局的营业执照，上面登记的负责人是曹筠（赵均的别名）。

两部巨著，其中之一就是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文学名著早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傅雷先生首度全译本于193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卷，之后二、三、四卷在战时陆续出齐。抗战期间，该书广为流传，被爱国青年视为瑰宝，此时市面上已缺售多时。经过傅雷的努力，把版权转给了骆驼书店。

《约翰·克利斯朵夫》广为流传

傅雷之所以把这部“哺育万千青年”（傅雷致罗曼·罗兰信中语）的著作译著版权从商务印书馆转来，应是出于对生活书店的信任，也是出于对于党领导的进步文化事业的支持。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抉择，对此傅雷先生做出了独立、认真的思考。他与周煦良合作创办了综合性刊物《新语》（半月刊，共出版5期，由生活书店总经售），他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撰写了多篇文章，希望“对建国大业不无裨益”（办刊宗旨中语）。这一时期，傅雷接触了地下党人士。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记载，当时在上海负责党的文化工作的姜椿芳，从翻译家傅雷处得知著名学者马叙伦先生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颇为不满，而对解放区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十分赞赏，因此很想找点关系了解中共对抗战胜利后的局势的态度和打算。地下党组织即派刚随刘长胜返回上海的梅益与他会面。不久，傅雷又通过姜椿芳约梅益跟前清翰林陈叔通进行了交谈。就在这一时期，以马叙伦为核心，周建人、郑振铎、许广平、傅雷、李平心、柯灵、唐弢等教育文化出版界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经常聚会，议论时事，在《民主》《周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以此为基础力量之一，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次年1月，傅雷当选为民进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徐伯昕也是民进创始人之一，1946年3月，被增选为理事。可见傅雷与马叙伦、徐伯昕以及生活书店之间联系密切。《约翰·克利斯朵夫》即出版于这一时期，为之题签的，正是作为书法家的马叙伦先生。

作为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造诣深湛，且意志坚定，每一译稿，反复润色，以至流畅丰富、达意传神之境。据骆驼书店负责人回忆，甚至到请他看清样时，他还要认真斟酌；有时候为了一词一字更切合原意，他还会亲自找书店甚至跑到印厂去订正。在发行方面，据骆驼书店负责人回忆，为了引起读者和同业的注意，他们在报纸和刊物上登了小幅的出版预告，在刊物上发介绍消息，并和经销图书的书店事先作了联系。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1946年1月初版，印数为1000册。读书面世后反响非常热烈，同业伙伴和读者纷纷要书，电话、信件和找上门来的人络绎不绝，忙得不可开交。就连旁边商店里的一个做饭和打杂的大师傅，见此也主动提出帮忙，挑着他送货用的一对大箩筐帮忙送书。此书的出版让骆驼书店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此后半年多时间，就再版1000册。到1949年，已印制了五版共7000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马叙伦、徐伯昕、郑振铎、傅雷、周煦良等民进创始人外，上文提到的韩近庸、毕青、赵均等也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加入民进的早期会员。

（作者单位：民进中央研究室会史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