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长城下的现代“边民”
冯永谦的考古生涯中，有十几年交付给了辽东长城。我国自西周以来有修筑长城的传统。在山河险要处，用砖石、夯土堆砌起长长的边墙。而辽东长城甚少见诸史书，亦没有详细的位置考据，直至上世纪40年代，冯永谦的老师、考古学家李文信找到一段当地村民口中的“老边”，此后，几代考古人陆续发现了辽东地区十二个朝代的长城遗址。
目前确定的明长城的起点——丹东虎山长城，是由冯永谦发掘重建的。他从荆棘遍地的乱石层中找到残迹，依据史料考据重新修建。辽东长城从虎山向西，途经丹东、本溪、抚顺、铁岭、沈阳、辽阳、鞍山、盘锦、阜新、锦州、葫芦岛等市，总长约2350公里。历经千百年风雨，辽东长城很多段遗迹已难以辨识，但边墙所带来的“界线”，依旧深刻地存在于南北两地的文化中。
边墙以北是满族、蒙古族的群居地。在满语衰落、习俗逐渐消亡的时候，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的陈东明，仍在用版画记录着满族村落的农耕风俗和民间故事。陈东明原本是农民，1987年参加辽宁省著名版画家李德甲在县里举办的版画学习班，从此爱上了版画。陈东明认为版画的表现形式与满族特性十分契合，版画市场萎缩后，他开办木雕厂，用销售木雕的收入维持着自己的版画创作。
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毛岭沟的山林在明清两代供人伐木烧炭，至新中国成立后，只余山石，不见树林。每到雨季，山洪便会挟带石头侵入田野，冲毁庄稼。白永贵和当地几十个村民，以蒙古族面对严酷自然环境时的务实、坚韧，自发成为护林员，封山育林四十年，使光秃秃的山岭变成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而当年的护林员，只剩下白永贵和其他三人还活着，都已成白发老翁。
长城建造之初，是为了抵御外敌。而冯永谦发现，长城不仅是界限，还是连接两地的纽带。长城未筑之前，“两面谁也不能轻易靠近，中间拉开很大距离，缺乏接触。”有了长城以后，“中原的居民有了保护的屏障，可以到边地生活……游牧民族也因为有了长城，可以直至长城之下。”
张兴华在盘锦市二界沟船厂学会了制作排船的技艺，这是一种轻巧坚固的木船，可以乘坐它出海捕鱼，而辽东没有去海上捕鱼的传统。无论是辽河、松花江还是牡丹江，本地渔民们习惯在冬季时，凿穿冰封的河流，捕捞游上来透气的鱼群。排船是山东渔民“闯关东”时传入的，他们在清代开放海禁后聚集在盘锦，从这里到胶东湾，只有40公里。
丹东市石柱子村的“石柱参”相传在明代由山东人栽培出来。七位老翁行至边地深山寻找野山参，发现一片生长年久的人参，将老参带走，幼参与参籽就地栽种，并立一石柱作为标记，往后数年，他们不断重返此地，逐渐栽培出独有的人参品种“石柱参”。像关胜军家这样的养参家庭，在这片贫瘠陡峭、难以栽种粮食的地方，靠着“石柱参”过上了优渥的生活。
佟荣厚的祖上则从北地南下入关。佟家属于满族正白第一旗，祖先常寿曾官至青海办事大臣、盛京户部主事，自常寿以下，佟荣厚是第十代传承人，他今年77岁。虽然佟家已经南迁北镇市，但依旧保留着满族的祭祖风俗“拜影”，每逢春节，族人都会将常寿等祖宗的画像“请”出来祭拜，男人跪下磕头，女人抹鬓角。最多时，一年祭拜的人数超过一千人，他们还有着强烈的家族归属感和凝聚力。
如今，辽东边早已失去了防御的历史地位，新的边界在城乡之间矗立，像南北两地的融合一样，城乡之间也在融合与转变。
住在黑山县四台子村的杨德山、王凤芹夫妇曾是辽沈战役的亲历者，他们的院子就在黑山阻击战战场正北方一百米处。杨德山为解放军做向导、抬担架抢救伤员，王凤芹则在家照顾七名伤员。解放后，杨德山先后担任了生产队队长和村支部书记，见证了四台子村从粮食歉收，到种高产粮食、经济作物，再到农业机械化的变迁。他重视教育，五个儿女全部通过高考，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变成了城里人。
乡村厨师杨桂华的生意受到了城里饭店的冲击，以前她只需要拎个炒勺上门做饭，其余宴席物品和人工均由主家安排。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倾向于更为便捷的餐饮服务。2019年，她决定进行“产业升级”，花1.7万购置了庆典礼棚，雇佣了五名服务人员，组建起一条龙服务队。
齐飒是北镇市下观村的姑娘，做过服装店店员、食品工厂女工、食品店店主，2016年，顺着网络直播的风口成为一名才艺主播，在直播间唱二人转和本地戏曲。安静内向的齐飒在镜头前逐渐学会表演，性格变得开朗直爽，吸引了众多粉丝。她在市区购置了300平方米的三层门市楼做直播工作室，希望成为一名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而每当聚光灯撤去，她脸上的笑容会立刻松垮下来，她又成为忧郁的齐飒。
辽阳市的成常伟则选择了一条重返乡村的路。他原本是辽阳的水果批发大户，买卖做大的时候，公司一年的流水有上千万。2016年，他放下水果生意，在辽阳城郊荒山承包了70亩山地，开设农家乐。接待的人不多，他自己却在种地、养鸡、喂羊的生活中收获了轻松自在。
随着辽东长城的发掘与确认，保护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如何做”引发了很多争议。2014年，刘福生在网络上爆料小河口长城遭遇了破坏性修复，“最美野长城”变成“白灰墙”。刘福生自己也是一名长城保护者，知青时代在绥中农村插队的日子，让他对辽东长城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自90年代下海经商起，他将积蓄投入了长城保护中，出钱修路、修水渠、修植被，创立长城纪念馆，却从不对长城本身加以干涉，他想保留一份原汁原味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