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在汉军城下“缚马足”“埋牛羊”，是为了发动生物战吗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之间战事不断。除了常规战争外，在汉匈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比较诡异的对抗形式。如，匈奴曾采取“缚马足投汉军城下”“埋牛羊于汉军路上”等非常规行为。这些怪异行为究为何意？不仅引起当时汉朝君臣的困惑，在今天研究者眼里也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
上图_西汉与匈奴的战争
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围绕轮台戍是罢还是置的问题，汉武帝曾以懊悔检讨的心情谈到在征和四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而失利的前因后果。其中，他特别提到在商讨是否出征匈奴时，曾得到一个名字叫作弘的军候（即斥候）上书，其曰：“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虽然秦亡汉兴，但匈奴人仍习惯于将中原人称作秦人。
匈奴人的这句话大意是说：汉人军将，我们把这些捆绑马蹄的马送给你们了。对于这样一个诡异莫测的行为，汉武帝当即组织“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等高层智囊团和“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一线官员将军，共同解读其中的含义。
多数人认为“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也就是说，匈奴人自己绑住了马蹄，对匈奴而言，是非常不吉利的。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弱者示强、外强中干的虚张声势，即“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上图_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即汉武帝
为了慎重起见，汉武帝还按照重大决策皆须占卜的惯例，分别用《易》卜、龟蓍、观星、望气等方式进行占卜，其结果都得到“匈奴困败”的吉兆。故而，汉武帝下决心出击匈奴，但最后的结局适得其反：汉军大败，贰师将军李广利战败投降。后来，汉重合侯曾俘获“虏候”（即匈奴的斥候）。
据这位被俘的匈奴斥候所说，匈奴缚马足实际上是一种诅咒的原始巫术，即所谓的“缚马者，诅军事也”。不仅如此，这位匈奴斥候还交代了匈奴诅咒巫术的其他方法，如“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以及“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
上图_孝堂山画像石，左侧的匈奴战士被右侧的汉军碾压(胡汉战争拓片)
对于这件事，何新先生认为这是匈奴对汉军发动的生物战。他指出：“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并坚持认为“牛羊尸腐为病，以播疫病也”。
何新先生的观点遭到了王子今先生的质疑。王子今先生认为“巫埋牛羊”的“埋”法通常是防止“播疫病”的举措。进而，王子今先生列举了《史记·封禅书》等关于汉军以丁夫人、雒阳虞初对匈奴、大宛施行诅军巫术的记载，以此说明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战斗中，彼此都有施行诅军巫术的惯例。
实际上，匈奴人“缚马足”“埋牛羊”主要还是一种基于原始巫术的诅军术，而非传播疾疫的生物战。
上图_ 汉军
首先，诅军巫术的说法最早出自匈奴斥候之口，较为可信。
当然，作为敌对方的俘虏，这个匈奴斥候也可能提供的是假情报。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缚马足”乃“诅军事”的说法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因为这位匈奴斥候此后还主动交代了“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和“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的巫蛊阴谋。如果他提供的是假情报，抑或说他为了掩盖所谓“生物战”的真相或迷惑汉军，就没有必要主动交代当时尚未被汉军掌握那后两件有可能暴露其所谓“生物战”阴谋的事情。
上图_西汉 匈奴版图
其次，战前诅军是当时胡汉通行的一种原始巫术。
一方面，匈奴人“缚马足”“埋牛羊”以诅汉军；另一方面，汉军在与匈奴、大宛等作战时也曾用巫术诅咒敌人。如在西汉太初元年，汉军西征大宛时就曾命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史记·封禅书》）而且丁夫人还因为诅军为朝廷立了功。
祠兵祖军的巫术在匈奴这边也有采用，匈奴历来有“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的风俗。而且在战前，匈奴也有祠兵诅军的习惯。那位投降匈奴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就是被卫律通过胡巫以祠兵须用人祭而害死的。
上图_电视剧《汉武帝》中的李广利
复次，匈奴军事活动中也不乏原始巫术色彩。
如“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史记·匈奴列传》）。甚至在战阵布局中都弥漫着浓郁的神秘巫术氛围。如在冒顿单于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白登时，就以骑兵合围，“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史记·匈奴列传》）。
实际上，这种以白、青、黑、赤黄四色马四方合围的形式，体现了原始的时空观念及其所蕴含的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在古人看来是可以起到驱邪致胜的厌胜作用的，如《汉书·王莽传中》颜师古注和《后汉书·舆服下》都记载了“灵受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的刚卯因其“既正既直”而具有的正直刚毅、驱邪除疫神秘功用。
匈奴人以青、白、黑、赤黄四色马合围的战阵即与刚卯赤、青、白、黄的四色类似，祈求获得一种刚直伏魔、莫我敢当的克敌制胜神秘力量。
上图_古代匈奴人
事实证明，匈奴人不仅在战前施行诅军巫术，而且还针对大汉天子多次施行一种类似互渗律的巫蛊祝诅术，即在送给大汉天子的马裘等礼物上，巫师进行作法，以不利于汉天子。文化人类学家林惠祥指出原始巫术主要有两条定律：一为类似律（或象征律），一为接触律（或传染律）。
前者通过同类相生或同类相治原则发生作用，后者则强调“凡曾一度接触过的两物件仍有神秘的关系，例如衣服与人身”。也就是说，匈奴“缚马足”“埋牛羊”更类似于前面说的类似律巫术，而在赠送汉天子的马裘上作法则更类似于接触律。
放眼世界文明发展史，像这种诅军巫术并非个例，其反映的是一种原始思维。匈奴人“缚马前后足”和“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的做法无疑都是一种在原始思维主导下的诅军巫术，而不是什么“生物战”的阴谋论。
〔2〕班固 《汉书》
〔3〕何新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4〕王子今 《汉匈西域战争中的“诅军”巫术》 载《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
〔5〕林惠祥 《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6〕桑东辉 《“生物战”抑或“诅军术”——匈奴与汉王朝的“疾疫”纠葛》 载《阴山学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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