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国学|王宏凯：古代的猫食

文丨王宏凯

从唐宋两朝开始，猫己经走进人类居住的城镇或村舍、坊巷厅堂，成为人们身边的玩物，经过长期的驯养繁殖，猫的习性逐渐完成了从野生动物向家庭宠物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猫的食物和习性的变化是最明显的。如今，家庭里的宠物猫早己不吃老鼠和熬小鱼拌饭了，主要食物己变成了各种工业化的猫粮．宠物的产生与演变本质上是人类对动物习性所施加的定向干涉，这种定向干涉更多地表现在对动物食物的改变上。

猫的演进与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野生猫向着宠物猫的进化过程中，猫食的不断改变对促进猫的进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来考察，野生猫到宠物猫的历史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食肉为主的野生猫阶段。这个阶段，猫的食品以鸟类为主，有时也盗捕鸡鸭等家畜。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中都曾发现猫的骨骼标本，研宄者认为，这种野生猫以鸟类为食，间或也盗捕家畜（参《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第二阶段是野生猫向家畜猫转变的阶段。这个阶段野生猫逐渐向人类聚居地转移，以鼠类为主要食物，同时接受人类的投喂，但这时的猫还没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宠物。促使野生猫改变生存方式的原因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农业的发展、定居生活、粮食的节馀、仓贮的出现等，这使家鼠和猫先后选择了适应和融入人类的生活。人们愤恨“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经·魏风》），便善待捕鼠的猫，允许猫进入人们的生活中。《韩非子·扬权篇》中说：“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注，狸之捕鼠者亦曰猫）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多件猫骨，研究者认为“不排除属于墓主生前养宠物猫之遗存的可能。当时猫或许已经以‘纵养’形式在防治鼠害的同时丰富了主人的休闲生活。”（王子今《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相关问題》，《考古》2010年第2期）西汉刘向《谈苑》讲“然使（骐骥騄騄）捕鼠，曾不如百钱之狸”，说明当时已有买卖的猫。猫成为商品意味着猫有了特定的主人、特定的食物，真正意义上的“猫食”开始出现。这个阶段大约在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

三个阶段是家畜猫转变为宠物猫的阶段。这个阶段，猫的宠物特性不断被强化，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精神需求的目的逐渐取代了养猫捕鼠的功利需求，猫开始成为人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猫的饮食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食物主要由人类提供和喂养、食物种类多样化、不同生长期有特定的食物、出现专门的猫食用具以及今夭的工业化猫粮。史籍和考古文物遗存中保存着不少有关这一阶段猫食的文献资料。

就笔者所见，“猫食”一词作为专用名词最早出现在宋代的史书中，其准确的含义是指由人类提供和投喂的猫食物，它的出现是猫从野生状况变成人类畜养的重要标志。北宋周《清波杂志》卷九有一则“猫食”故事，苏谔，字伯昌，是苏辙的曾孙，宋徽宗宣和初年任郑州司刑曹，令下人“买鱼饲猫”，结果下人竟买来了“猪衬肠”，猪衬肠就是猪肠。苏谔责问，下人说此间例以此为猫食。”苏谔大笑，将猪肠留到房自己做菜吃了。此后“同寮从而遂日买猫食。盖西北品味，止以羊为贵”。这里提到了北宋时的“猫食”己经有了鱼、猪肠和羊肉。

《东京梦华录》卷三“诸色杂卖”，记载了北宋汴梁城中的各色小买卖，其中就有猫食店，“若养马，则有两人日供切草。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自宋代开始，这种专门制作和销售猫用食物的猫食店便出现在城市中，所出售的猫食包括猪肝、猪肠、小鱼和泥鳅等。明朝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讲“烀炭之用”，说“烀炭瓨(xiáng)内安猫食，夏月亦不奥"。烀炭瓨就是装有木炭的陶瓮，古人利用木炭的吸湿性来保持肉类猫食的新鲜度，可见人们对猫食的重视程度。清代《御定骈字类编》收录34个猫的专有名词，如猫精、猫头、猫鼠、猫鬼、猫职、猫德等等，猫食一词也在其中。有趣的是，在明代，“猫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专指宦官的家人。明代史玄的《旧京遗事》上讲，“内官家人呼为猫食”。清代陆应砀的《樵史演义》是一部描写晚明历史的演义小说，其中讲到魏忠贤吩咐“心腹猫食们”收拾私宅里藏的金珠奇玩等物的故事。

在唐宋两朝以前的文献中极少见到猫食鱼的记载，而从宋代开始似乎一下子猫喜欢吃鱼了。不论是北宋开封还是南宋临安城，街市己有了专门经营宠物猫用品的店铺，而且猫鱼必是童要的商品。《东京梦华录》卷三“诸色杂卖”：“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记有专门买卖“猫窝、猫鱼、卖猫儿、改猫犬”的商铺。《梦梁录》卷一三“诸色杂货”中说：“养猫，则供鱼鳅。”这些记载让人感觉到宋朝的猫只吃鱼了。宋徽宗喜爱画猫，曾有《猫食鱼图》传世。明代谢缙有首《题茅山道士藏徽宗画猫食鱼图》诗，云，“仙篆从教满石床，花阴睡觉赴云乡。即今鼠辈都消尽，饱食溪鱼化日长。”南宋孝宗乾五年（1169）陆游赴任夔州通判，竟然在行李中携带了一只小猫，途经黄州、鄂州，想给猫买食，发现此地“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又皆巨鱼。欲觅小鱼饲猫，不可得”。北宋理学家程颐有一篇名文《养鱼记》，以舒养物不伤的仁者情怀，文章的缘起竟与猫食鱼有关，文章开篇便说：“书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买鱼子食猫，见其煦沫也，不忍，因择可生者，得百馀，养其中，大者如指，细者如箸。”从这段文字来看，程颐家一次买了百馀条鱼，而且都是细如筷子的小鱼，由此推测程颐家养了许多只猫。

宋代的僧人也养猫，那么寺院里的猫也食素吗？清代释法音编的《禅宗杂毒海》一书，收录南宋名僧南叟茂禅师的一首《失猫》诗：“捕鼠生机颇俊哉，受他笼槛竟难回。劳人几度空敲碗，连唤花奴吃饭来。”这只生活在南宋临安（今杭州）径山寺的猫叫“花奴”，捕鼠的身手矫健，但不愿被关在笼子里，竟然逃掉了。和尚敲着猫食碗，呼唤花奴回来吃饭，也不见踪影。南宋名臣郑清之曾得香山禅师惠送的两只猫，作《香山老惠两猫》和《香山猫食粥》诗，其中有诗句曰：“伽梨亲抱狸奴送，管是南泉是赵州。”“梵宫新遣两狸奴，晨粥饥餐食肉如。”“御梨”即袈裟，代指僧人。“梵宫”就是寺院的意思。郑清之对寺院里畜养的猫喝粥感到新奇。

到了明朝，猫的食物除了鱼之外，似乎又改吃肉了。明代徐复祚《花当阁丛谈》一书，记载了明北京城的建置和掌故，书中讲：“乾明门养猫十二只，日饲猪肉四斤七两，肝一副，……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几倍。”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除记载相同文字外，又说：“一机户名彭禹，其子日买熟豕蹄饲狮猫；又某子甲以人参煮秫米粥饲马，又何怪乎国家之虚费也。”明朝宫廷中养了许多御猫，喂猫的食物竟然是猪肉和猪肝、猪肠，狮猫的待遇还要高些，派人专门买熟猪蹄吃，难怪朱国桢感叹国家财力的虚费。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上讲，明朝宫廷“饲猫之器皿，用上号铜质制造，今宣垆内有名猫食盆者是也，价更重于促织小盆”。针对明朝皇家的畜养珍稀动物之风，嘉靖初年，吏科给事中郑一鹏上《却贡献以光圣德疏》，进谏“其乾明门等处禽鸟虫蚁乞通行纵放，该寺供应特赐停止”，释放乾明门等处禽鸟虫蚁，停止给皇帝贡献珍禽异兽。现在养猫也多喂猪肝拌饭，猫也极喜欢吃，原因如明代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十所讲：“狮子猫灸猪肝与食令毛耏润。”

《金瓶梅》是一部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书中写到金莲养了一只狮子猫，“都说潘金莲房中养活的一只白狮子猫儿，浑身纯白，只额儿上带龟背一道黑，名唤雪里送炭，又名雪狮子，又善会口衔汗巾儿拾扇儿。西门庆不在房中，妇人晚夕常抱着他在被窝里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妇人吃饭，常蹲在肩上喂他饭，呼之即至，挥之即去。妇人常唤他是雪贼。每日不吃牛肝干鱼，只吃生肉半斤，调养得十分肥壮，毛内可藏一鸡弹。甚是爱惜他，终日抱在膝上摸弄，不是生好意”（《金瓶梅词话》万历本）。可见不仅是皇宫内廷，就是民间百姓家的猫也不吃牛肝、干鱼，只吃生猪肉。当然明朝的猫还是喜欢吃鱼的，明初名臣刘基在《郁离子》中讲，“猫食鱼、食鸡虫，性之所耽，不能绝也。”刘基有《题画猫》诗云，“碧眼乌圆食有鱼，仰看胡蝶坐阶除。春风漾漾吹花影，一任东郊鼠化鴽。”

在长期畜养猫的实践中，古人不断积累和总结畜养猫的经验。南宋温革所著的《分门琐碎录》是一部湮没己久的古代农书，大约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清代中期渐趋亡佚。1963年，胡道静先生发现《分门琐碎录》的明末清初抄本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分门琐碎录》在农学史上的价值之一就是大大拓展了农书的涵盖范围，第一次将花木栽培和猫犬饲养纳入农书中。在《分门琐碎录》中有关猫食的记载有许多条，如“土畜养亦有滋只喂生鱼饭，若吃烧鱼亦吼（哮喘病）矣”“早喂猫，晚饲犬”“猫儿瘦瘁及煨火（指上火症状）者，以硫黄少许纳猪脏内，火炮燔，令猫食之，或入鱼伴饭饲之”，这些记载多是宋代畜猫的经验之谈，并被后代农书、医书所继承。

到清代产生了王初桐《猫乘》、黄汉《猫苑》、无名氏《相猫经》等专门的关于猫的文献汇编和著作，此外，在李南晖的《活兽慈舟》、陈淏子的《花镜》等兽医学、农学和园艺学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猫的记載和总结。这些著作中除了猫食外，还有不少关于猫的特殊饮食和禁忌的记载。例如，《猫苑》中记载，“猫不食虾蟹”“猫食鳝则壮，食猪肝则肥，多食肉汤则坏肠”“猫食簿荷则醉”“猫食黄鱼则癞”“猫食野物则性戾而不驯，猫食盐物则毛脱”等。《花镜》中说，猫在初生时，“日以硫黄少许纳于猪肠内或拌饭与之食，则遇冬不畏冷”。

《活兽慈舟》的作者是清代李南晖（1709——1784），字仲晦，号西海云樵，甘肃通渭人。《活兽慈舟》从兽医学的角度专有“喂猫法”一节，其中写道：“凡猫有孕，以鼋肉饲之则堕胎，以腥物食之，则所产猫子多贪杂物荤腥。凡初产猫一、二月间，以鱼肉生饲则易养。无论大小猫，以生鳅鱼食之易养易长，如以熟鳅鱼食之，则难养。猪肝合饭与食，猫亦易壮。食野草禽毛者，病吐而瘵。凡物俱有所宜所忌，人可不慎乎。”《活兽慈舟》是中古代兽医学的重要著作，第一次将猫纳入兽医学的范畴，字虽不多，但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极其珍贵。

（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2013年第9期，

转载自公众号：大中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