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校外培训，至暗已过，黎明尚远
六月是升学月，无论是小学升初中，抑或更具选拔性的中考、高考，均集中在六月份。对于家长们来说，六月可能是全年中最重要的月份。
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校外培训多年来迅猛发展，但2021年以来，这一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监管风暴”。各类版本的校外培训“治理方案”“管理要求”不断流传和发酵，校外培训治理之下，不少家长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暑假到了，孩子们去哪？”
6月15日，教育部召开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校外教育培训的顶层监管机构落地。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职责是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即所谓K12教育）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指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党的建设，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
监管机构的成立表明：对于K12校外培训机构来讲，至暗已过，监管的另一面是规范，规范的延伸是允许存在。但校外培训绝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是夹杂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发展问题。校外培训至暗虽过，但黎明尚远。
我们认为，校外培训蓬勃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至一定程度后，教育水平与就业层次挂钩更为紧密，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学生家长选择通过“校外培训”的方式开展“军备竞赛”，为下一代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更具体一点，便是就业与“学历”的深度绑定，加之教育资源普遍存在不均衡（包括普通教育内部以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导致不同教育层次的就业及人生发展差距巨大，教育供给无法满足广大家长们对下一代接受更好教育的需求，在一些培训机构“放大焦虑”的操作下，所有家长不得不卷入教育“军备竞赛”，进而引致校外培训迅速扩张。规范校外培训，具体的“规范条款”只是短期的治标之策，长远看，还应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解除就业与“普通教育学历”的深度绑定。
对政策比较敏感的从业者，年初应该就能感受到，规范校外培训“山雨雨来风满楼”。
今年年初，《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初稿和人大审议定稿中，对教育发展进行了多处的修改，特别是新增了“规范校外培训”的表述，加之当时北京禁止校外机构线下培训、校外培训头部公司市值下挫，不同的信息相互联系，2021年对校外培训的“严监管”呼之欲出。
今年以来。领导人和深改委先后作出三次重要指示或要求。3月6日，两会期间，领导人表示，“校外培训机构乱象，需要社会各方面、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研究解决”。
5月2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决从严治理；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处；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
6月7日，领导人在西宁考察时指出，“孩子们放学后，得有人接得住啊。首先这件事要由学校来办，学校不能把学生的课后时间全部推到社会上去。学生基本的学习，学校里的老师应该承担起来。不能在学校里不去做，反而出去搞校外培训了，这样就本末倒置了。现在教育部门正在纠正这种现象。”
高层定调后，各部位及各地教育部门动作迅速。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线下中小学阶段（K12）校外培训机构不应在晚上8点30分之后提供课程，线上校外培训平台不应在晚上9点之后提供K12直播课程；6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15家校外培训机构予以顶格罚款，共计3650万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4家校外培训机构罚款合计1000万元；山西停止了中小学校外学科教育机构的审批，北京发布《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6月15日，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正式成立。
针对校外培训的规范治理，已然“山雨磅礴”。
校外培训为何如此火爆？核心在于就业与普通教育学历的“深度绑定”。
我国的教育层次，从年龄阶段看，包括九年义务教育，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包含高职等）。九年义务教育毋庸多言，但在义务教育之后，众多学子的前途便出现“分野”，是上普通高中抑或职业高中（中专）？
这次分野之后，学子们的人生开始出现差异。
中等职业教育（包括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技工学校，以下简称中职教育）的学生普遍在3年后进入职业生涯，或者通过3+N的机制，获得高职学历后，进入社会，但他们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就业岗位的稳定性和“体面”程度都难以令人满意。普通高中的学生通过高考的“选拔”后，进入普通高校，获得本科或以上学历后，相对来讲，获得稳定岗位和“体面”就业机会的概率更大。
这一差异，进入新世纪以来，愈发明显。好的岗位与学历的挂钩越来越强，以至于高等教育的学历成为“通行证”，有学历才能有机会；没有对应的学历，无论能力多强，连接受筛选的机会都欠缺。
在这种背景下，就业压力层层下移，转化至义务教育阶段，便是对“中考”“淘汰率”的非理性认知以及巨量金钱、时间投入的“校外培训”。
就业与普通教育学历为何“深度绑定”？乃至愈发牢固？
中等职业教育的低效是主要因素。
数据显示，从公共财政投入来看，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支持力度没有明显差异，从学生人均经费看，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还大于普通高中。如下图所示，2000年以来，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预算支持每年均高于普通高中，但从学校生师比来看，中等职业教育显著高于普通高中，换言之，针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并没有很好的运用到支持学生教育上，至少在增强师资力量这方面表现的比较明显。
国家投入大量资源，但最终中等职业教育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中等职业教育效率较低、质量较低的情况比较突出，这种低效与生源质量、中职教育与市场结合不够紧密等多种因素有关，也导致理性的家长们，不得不选择让孩子走上高中，升大学的道路。
图：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对比
上面这张图其实阐述了校外培训发展的主要逻辑：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不均衡（尤其是中职教育和普通高中）——就业普遍与普通高等教育学历挂钩——就业压力之下家长理性选择“内卷”——“内卷”层层下移，从高中至初中乃至小学和学前——校外培训成为“内卷”的武器——校外培训与教育资源不均衡形成正反馈——加剧家长“焦虑”和校外培训“不规范运作”。
K12教育蓬勃发展还有一个推动因素，就是国民收入。中考及高考的筛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为何2000年以后，特别是近10年间校外培训发展如此迅猛？国民收入的提高为K12校外培训提供了更加充足的燃料。
也就是说，K12校外培训，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出现的现象，过往家长们哪怕知道课外补习一下，学生成绩就能提高一些，但由于收入有限，难以系统的进行此类活动。但随着收入增加，K12校外培训逐步从家长自己辅导演化为大学生家教或学校老师校外兼职（这种形式后来被严令禁止）等过渡形态，后续市场化的K12培训机构逐步成立，以当前K12培训机构的头部好未来以及新东方来看，这两家机构迅速发展、全国扩张普遍也是近10年的情况。
鉴于校外培训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起步早于我们，与我们文化相近的韩国和日本的经验便值得借鉴。日本韩国的校外培训（更专业的术语应该是“影子教育”，下面统一使用校外培训的说法）远比国内发展更早。自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和日本的校外培训规模即比较大了。两国校外培训发展的动因也主要是基于高等教育的选拔向下逐步内卷而来，加之当时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也已经比较高，校外培训就此迅猛扩张，但不可避免的也出现了校外培训挤占校内教育时间，学生学业压力加大等负面问题。在此情况下，韩国和日本针对校外培训开始整顿。两个国家针对校外培训的整顿基本沿着“完全禁止——逐步放开——合作共生”的路径展开。
从韩国来看（代蕊华，仰丙灿2017），1980年韩国政府颁布了《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禁止所有教育补习行为。但校外培训的需求无法消除，进而后续禁令逐步放松，1981年开始允许艺体类、技能类以及活动课程的校外培训，1984年放开最低分(后20％)以及高中学生寒假的补习培训，1998年允许校内免费补习，1991年允许中小学生参加私立学校学术课程学习，1996年放开大学毕业生家教市场。2000年法院宣布上述禁令违反宪法规定的人权，从而彻底废止。此后韩国校外培训力度日益剧增，直到2009年，韩国政府宣布将对韩国最大的校外培训机构Hagwon实施“宵禁计划”，校外培训机构每天晚上10点必须关闭，从而减少学生校外培训时间。但也有研究表明，“宵禁计划”并未显著减少韩国学生的补习时间，进而认为校外培训的禁止性政策总体上效果欠佳。
日本的校外培训机构被称为“学习塾”。在20世纪70年代和80 年代，日本相继出现了两次“学习塾潮”，学习塾数量增长极快，据当时日本总务厅的调查数据，1981 年日本全国有18683 所学习塾，到1986 年则迅速增加到34367 所。此类机构数量迅速增加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主要是培训机构资质参差不齐，教书水平良莠不一，甚至一些没有资质的人员充当教师，培训课程过多过重，严重增加学生负担等（这些情况与当前我国K12教育机构何其相似）。对此，日本政府从多部门协作、法律监管、行业自律三个方面出发，针对学习塾进行治理，开始构建完备的治理体系。
从部门协作看，日本的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内阁府、警察厅、厚生劳动省均参与了校外培训治理，涵盖机构准入、运营规范、安全保障、从业人员福利等多个方面。从法律监管方面，日本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了明确了政府对学习塾的存在价值的认可和发展方向的导引，并引导学习塾积极参与到学校教育过程中，此外，还通过各类经济法规，约束学习塾的经营行为，如学校资质、学费支付方式、安全条件、教师权益保障等。从行业自律看，1988年，日本学习塾行业成立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主要开展机构资质认证、教师资格认证、教师行为规范、从业人员权益保护等。通过大量工作，日本的学习塾数量保持了总体稳定，也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和支持力量。
表：日本“学习塾”情况
从韩国和日本针对校外培训的治理来看，在经济发展、对人力教育水平要求提升的背景下，校外培训需求是客观规律，如果采取完全禁止的方式，不仅无助于行业发展，反而增加了学生和家长的的焦虑。目前我国教育部已成立了对应的监管司局，未来我国K12培训机构将会沿着规范运作、合规发展的方向前进，更好发挥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和支持力量的作用。
正如上述分析，校外培训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破解校外培训不规范发展的治本之策在于提升教育的均衡性，打破就业与普通教育学历的“深度绑定”。
这其中包括两个层面：普通教育方面，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推进提升教育的公平性，当前摇号入学、公民同招未必是最好的办法，但已经是目前政策框架内较好的政策举措，长远看，还应逐步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提升公立教育质量；普通高中方面，逐步推进优质高中招生名额按校分配，提升公立初中对强势民办初中的竞争力。但事实上，在普通教育内部做文章，只是缓解和减轻了学生压力，更根本的举措应在职业教育方面。
职业教育方面，已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表明未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法律上的等同地位，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长期来看，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将能够逐步打破就业与普通教育学历的“深度绑定”，当学生们无论是选择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能获得稳定“体面”的就业机会时，K12校外培训成长的逻辑链条将不再那么稳固，校外培训也将重回学校教育补充和支持力量的本原，校外培训也才会迎来新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