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们的孤独赛道|封面人物
并非每一个选择读博的人都能等到完满结局，获得博士头衔。这是一条看似光环无数、实则异常孤独的赛道，往下走，很难望到头。除却精神层面的孤独，博士们需要对抗的还有年龄焦虑与同辈压力、漫长的未知、科研的无果、对学术体系的怀疑、追索意义感的失落，以及情绪问题，等等。懒惰，是其中最容易对付的。
读博第四年，赵四仍觉得自己的博士身份有些难以启齿。在社交场合中，需要向陌生人介绍自己时，她都支支吾吾，犹豫不决。她惧怕说出自己“在读博”后迎来的“哇”、“啊呀”等语气词。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形，她都尴尬地用“脚趾抠地”。她更喜欢别人喊她赵四，这是她起的笔名，有“无名之辈的意思”。博士生赵四内心觉得读博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没有很厉害”。博士与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这个人写了一本论文，获得了点知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这不代表你更聪明，更有智慧，也不代表你道德更高。”反而可能是，“这个人路径依赖比较严重，没什么自我，（利用读博）逃避至今。”在赵四眼里，她属于后者。也许，更直接的问题是，决定读博的人究竟在追逐什么？答案不尽相同。有人将博士学位作为进入高校的跳板；有人视之为唯一志趣，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还有人觉得自己的专业足够浪漫，却又下了不再从事学术工作的决心……一个博士学位的完成，短则三四年，长则七八年。当一位博士研究生被授予博士学位、走向劳动市场时，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她儿时的同学早已结婚生子，工作十年有余。选择学术道路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多数人的赛道，人生的时间轴、自我评价得另当别论。这是一条看似光环无数、实则异常孤独的赛道，往下走，很难望到头。除却精神层面的孤独，博士们需要对抗的还有年龄焦虑与同辈压力、漫长的未知、科研的无果、对学术体系的怀疑、追索意义感的失落，以及情绪问题，等等。懒惰，是其中最容易对付的。当互联网上有关“996”工作制的讨论正酣时，这群人正独自穿梭于实验室、图书馆，循着“796”或是“10106”的时间表生活。但不同于别的岗位，许多受访者强调，这是一类“只为自己打工的工作”——“做得多就收获得多”。近日，我们采访了近10位博士，从他们的讲述里，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博士们的挣扎与坚持，孤独与困惑，那些留下的人也未必比离开的人更勇敢。
中央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的封皮是暗红色的，经烫金工艺处理过的三行字妥帖地居于中央，上面写着，“中央音乐学院的光芒将永远照耀你的前程”。收到录取通知时，赵四意外地平静。她14岁到北京，先后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很多时候，她出入的不是音乐厅，就是国家大剧院，身边相处的同学和老师很多曾在国际音乐比赛中演出成名。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久了，赵四有时感觉，“是不是我也还行？”但更多时候，她觉得自己活在名师、大家的阴影下。她发现，身边不乏沉迷于名校光环、精英氛围的同学，许多人的巅峰时刻就是上了这样一所学校，每逢校庆，“发几张过去的校园照片，写上‘母校’二字，再配两个哭泣的表情。”那些文字里没提到的，可能是之后略显平庸的人生。赵四5岁开始学钢琴时，父母便为她规划好了以后要走的路，他们希望赵四学艺术。两人没想到，其实钢琴对赵四的“摧残也非常大”。赵四讨厌练琴。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前，专业课老师告诉她，以她的水平去考附中钢琴专业，一定考不上。折衷考虑，她选了“需要看很多书，文章也要写得好”的音乐学。后来升学也没再换过专业。读硕士时，赵四的研究兴趣是观念史。简单点说，就是研究“大家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在演奏死去的人的音乐”。她当时想：“如果我读博的时候继续研究它，应该挺快乐的。”她不排斥做研究，知识的艰涩与追求知识时的狂喜令她着迷，她觉得这是逼自己读晦涩理论的好机会。同时，她也被另一种念头拉扯着。这是一种迫切地想要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念头。这股冲动牵引着她与过去乖巧、懵懂的自己决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仰赖音乐学院的高雅与“离地”，赵四能做个不闻窗外事的乖学生，过着一种可预期的生活。对于音乐学以外的专业，她一无所知。实际上，她很早就迎来自己的迷茫期。由于对专业前景感到迷茫，她曾在“豆瓣”上认真提问：“高二，音乐学，毕业后除了在象牙塔搞搞学术，都能干啥？”赵四的确做过一些尝试。比如说，在古典艺术经纪公司的格子间做PPT，在二手奢侈品公司做新媒体编辑，或是给一家新媒体写专栏。她的导师不理解，“你明明拥有不上班的机会，为什么要每天早上赶早高峰去挤地铁？”其实，她只是想试试别的可能。音乐学院硕士毕业后的去向无非两种：一种是进入大剧院、出版社或其他解决北京户口的“体面单位”；另一种则是继续读下去。后者也是父母对赵四的期许。在学校行政处工作了半年，赵四没怎么复习就坐进了考场。尽管不愿承认，她在考试方面的确运气颇佳。意外考上后，她重返课堂读博士。她不排斥读博，却充满怀疑。“除了我们赋予学术工作的意志外，可能它本身也有问题。我们把学术体制化，然后它变成一个像《文凭社会》里面的区隔时，就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功能。”在兰德尔·柯林斯所著的《文凭社会》一书中，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文化证书和社会流动的障碍。柯林斯的研究以美国为样本展开，在他看来，教育虽然不能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文凭却实在地成为换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同伙。它对一些人来说，是获得闲职的凭证，而使另一些人不得不从事生产性劳动。赵四想，“读博是不是一个已经被异化的东西？它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就要通过读到最高文凭，我们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她没有答案。早在读博以前，她和正犹豫要不要继续申请海外博士的朋友聊天，两人谈到对工作的理解与想法时，达成共识：“我们不要为资本家去卖力，要让我们的剩余价值流向一个更精神性、更纯粹、更有智识的空间。”但是，赵四的朋友并没有去读博，而是换了工作，搬去上海，继续“为资本家去卖力”。朋友更现实的考虑是，在文科类博士项目经费年年收紧，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有必要自费去读一个博士吗？”
因为费用问题，林安起初申请博士的时候，没考虑英国。尽管她认真想过经费不足的情况，打算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但“不给钱的地方是不会去的”。她是一边工作、一边申请学校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习惯了工作日工作，周末飞到另一个城市参加学术会议，有时去东京，有时去香港。离开校园后，林安时常觉得自己是“孤立于（isolated）”学术圈的。“如果没有一直在海外学术圈呆着，申请其实非常吃力和吃亏，”难以获悉招生信息。林安目前就读于美国东部一所公立学校，刚进入博士二年级。她每月津贴（奖学金）1500美元（税前）。学校发津贴时会特别说明，“这是你9个月的津贴，而不是你全年的津贴。”剩下三个月是暑假与寒假，没有津贴，但房租还是要缴。“读博士有很多额外的压力，还要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她经常接一些翻译和撰写项目报告的兼职来赚生活费。早上7点起床，凌晨2点睡觉。这种作息贯穿于林安的期末考试周。那段时间，她不是在写期末报告，就是在做兼职。林安自觉是个物欲很低的人。她的花销集中于房租、饮食、车险、油费（因为去学校的交通不便，她刚买了车），剩下的“一点点钱”，“肯定不会花出去的”，还要提前为寒暑假打算。每学期开始，她还要交800到1000美元不等的学杂费。“学校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教职工，需要我们交钱的时候，我们就是学生。”奖学金缩水的情况也不罕见，“人文社科类多少都会有这种问题。”美国社科类博士的培养计划时间为五到八年不等。想要毕业，除了完成毕业论文，还要通过两门资格综合考试。学校规定博三的第一学期必须要考过第一门综合考，林安是考得非常早的那类。两门考试都通过则意味着“你对自己专业的几个领域比较熟悉”。这对林安来说十分重要。“从更长远来看，读博意味着一段高强度积累知识的过程。”她的日常被工作占满。如果非要以数字衡量，那就是“占据了我生活的200%”。林安觉得读博的工作量比工作时更甚。但她甘之如饴，“工作其实就是重复性劳动经验的积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有一定创造性知识的摄入。”对此，和林安同年入学的陈奇很有共鸣。他没有正经在校外工作过，对外界的多数认知来自于朋友的经验分享。在他的理解中，学术工作更有创造性，对脑力强度要求更大，不用朝九晚五，时间上更自由。当然，自由的代价是，“你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可以工作。”陈奇从本科起就和老师一起发论文。刚开始做研究时，他带着一点儿虚荣心，觉得论文能发表很有成就感。但现在回头看，发现当时“并不懂怎么去做研究”。学术研究意味着“必须要逼自己去学不同的东西，读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陈奇喜欢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享受探索知识的边界。他几乎没想过不做学术的可能。“如果想要继续做研究，读博是必要条件。”香港高校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你在港校拿到一个研究型硕士的学位，可以跳到更好的学校去读博士。”2019年，陈奇在香港读完研究型硕士后，选择回家准备申请美国的博士。他同样恐惧林安口中的“孤立状态”。幸运的是，那年导师刚好有足够的研究经费雇用他做研究助理。就这样，陈奇一边留在学校工作，一边准备GRE和博士申请材料。第一年，申请不顺，15所学校全拒绝了陈奇，甚至被他当作保底的母校也发来拒信。他本来睡眠很好，但因沮丧常常失眠，一到凌晨三四点，就拿出手机查看邮件是否有未读通知。他去运动，每天逼自己打球，想以此消解沮丧情绪。他把15封拒信打印下来，钉在办公室的墙上，跟自己说“明年再来一次”。第二年，还没等美国申请季开始，陈奇就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一封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另一封来自他目前就读的学校。再三权衡下，他选择了后者（世界大学排名不如前者）。导师建议陈奇如果考虑回国内寻找高校教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排名更有帮助。陈奇觉得除了现实因素，体验多元的文化也很重要。作为一名中国研究者，他最终决定离开自己熟悉的东亚文化圈。如果不是从事学术，陈奇应该不会有机会在许多地方穿梭、生活。与父辈相比，他的迁移轨迹算得上丰富。本科选专业时，父母希望他选一个“好考公务员的专业”，他却念了社会学。偶尔，他也会想，如果真的有平行世界，他可能还呆在家乡，考了公务员，生了两个小孩。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约爸妈出来喝个早茶——这是爸妈对他的期许。
现实世界里的陈奇在2020年入读了欧洲一所院校的人口学专业。6个月后，子宜申请到当地一所研究院做访问学生与陈奇团聚。2020年8月，为了签证方便，两人领了结婚证。这是一项严肃的决定，但“没那么可怕”。对子宜来说，结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作为伴侣，她有机会申请到和陈奇一样的签证。“我们需要这种法律意义上的认可，赋予我们一些权利。所以我们就做这件事。”▲子宜博士年度审查通过后，两人一起庆祝 图/受访者提供
他们相识于2019年的秋天。当时子宜正读博一，陈奇在同所学校做研究助理，刚经历失败的博士申请。虽然研究方向不同，在读博的两年时间里，子宜时常觉得陈奇教给她的“比导师更多”。他比她更早开始做研究，教她用Google Scholar（学术文章搜索引擎），“还有英语写作的一些习惯”。博士入学一年，陈奇习惯了从早上8点半工作到晚上8点半的日常。比起在香港时，他已经“放宽了很多”。他记得在香港申请博士时，不仅要写申请材料，还要忙工作，总是“早上6点半就起床，干到凌晨1点左右”。即使如此，他无论何时回到办公室“都会看到人”。但他“不会觉得特别累，是自己感兴趣去学，去读”。他习惯了“多劳多得”。“这是学术工作和别的工作不一样的地方。你不是为别人，你只是为自己而做。”到北欧后，研究所同事觉得陈奇太拼，劝他多休息。在鼓励休息的工作文化下，他尝试把工作节奏放慢。“你会担心自己落后（于之前的同学）吗？”“我不会。”某种程度上，陈奇也认为在香港时的工作模式不健康，“太压榨人了，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的效率不见得更高。”现在，他觉得“工作就工作，该休息时就休息”，两种模式切换自如，对工作日与周末没有强烈的区分。子宜刚好相反，有着严格的工作时间表：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是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工作日是绝对“不应该玩的”。有时候，她明明已没了工作状态，仍会逼自己坐在书桌前。最先感受到“干不动”的不是意识，而是身体。直到书桌前的自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子宜仍不敢放心休息。陈奇劝她“放弃吧，休息吧”。两人刚相恋时，陈奇爱拉着她去户外散步。后来察觉到她的心神不宁，也不愿再勉强。2021年5月底，子宜到欧洲访学后，他们形成默契，每周固定一天为休息日，旅行，跑步，放任自己无所事事。陈奇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子宜“读不下去”的抱怨。子宜时常感慨，如果两人不是都从事学术，可能不会如此体谅、包容彼此。她眼里的陈奇是极乐观的人。在他的影响下，2020年底做年终总结时，她终于认可自己“也是做了不少事情的”。陈奇自觉是“挺野的人”，单身的时候“爱干啥就干啥”。但现在不同了。结婚之后，他唯一的考虑就是妻子。“我们是一个家庭，所有的决定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协商。”他在微信个人简介栏里写着——“HusbandResearcher”，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丈夫，然后是研究者。这是属于幸福的样本。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和压力一同俱增的孤独感。
陈奇很少感到孤独，即使在拥有这段稳定的亲密关系之前。但他一直记得某个时刻。几年前的感恩节假期前夕，他尚在读硕士，朋友都出门过节了。夜晚10点，他独自离开办公室时，发现整栋楼只有自己那间办公室的灯亮着。这是陈奇为数不多感到孤独的瞬间。其他时候，“精神上的（孤独感）不太有”，他一直不是特别需要陪伴的人。不只是孤独，读博可能面临的困难还包括科研压力、薪水低以及同辈给予的压力等。在名为“博士互助组——今天你毕业了吗”的豆瓣小组里，时常能看到“我要不要去读博？”的提问。前缀有时是“海外自费博士项目”，有时是“ 27岁读博是不是太晚了”……不变的是提问者的犹豫不决。一种直接关系到寻找高校教职与申请科研资助项目基金。近年来，高校教学科研岗位（博士后）的招聘要求普遍将年龄限制为“35周岁以下”。以复旦大学为例，其明确指出，申请青年副研究员和全职博士后（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的人“原则上35周岁以下”。此外，国家青年基金申请的截止年龄为男性35周岁、女性40周岁；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申请的截止年龄为男性38周岁，女性40周岁；青年千人计划申请的截止年龄为40周岁。年龄限制的背后，是收紧的试错成本与焦虑的学术工作者。另一种焦虑则来自婚恋。在那条因年龄而纠结是否读博的提问下，钱宇豪认真地回复道：“今年29，也是27岁的时候选择了去国外读博。这条路值得，但需要慎重。感情问题确实会蛮大的，我也处于单身中。”2021年，钱宇豪正在韩国的一所学校读环境工程专业博三。韩国并非首选，他本来想去北欧，但“英语没考过”。钱宇豪并不懂韩语。学校全英文授课，钱宇豪用英文和同学交流。他所在的课题组比较特殊，三分之二是中国人，大家习惯了中英夹杂的交流方式。这是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在校学生约3000人。中国学生大概有30名，自发聚在一个群里，钱宇豪几乎都认识。休息时，他会在群里吆喝一声：“有空就聚聚。”每次总能叫来几个朋友。钱宇豪2020年买了一台车。他喜欢开车到城市附近的海边散步。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了。他时常觉得孤独，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工科学校女生数量少，“那30个中国人里，40%是女生，都有男朋友或结婚了。”钱宇豪最主要的焦虑来自年纪：与他同龄的同学多数已成家立业，自己却漂泊不定。2021年，他29岁，向往爱情。但2019年博士入学后，他一直没谈过恋爱。选择读博时，父母觉得荣耀，但也希望他能早点成家。钱宇豪觉得，成家立业后“你的生活可能是一潭死水，一眼望到了头。现在没有成家立业，你的生活可能还会有变化。但是你不确定它会怎么变”。他恐惧不确定性。既然无法解决，他提醒自己不要去想，“把能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分清主次矛盾。”找不到合适的恋爱对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没时间、精力。和钱宇豪不同，凌波现在觉得谈恋爱太花时间了。他身边有的同学因此不谈恋爱，也不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活动。恋爱意味着“你要经常找那个女生聊天，周末没事就约出来一起玩”。凌波觉得这会消耗掉自己很多精力。凌波自上段恋情戛然而止于2020年11月后，一直单身。他最近在写歌，很享受独处。虽然有时也感到孤独，“人都是社会性的动物”，但面对毕业压力，他每天要处理的事情不少，忙碌渐渐消解了孤独感。总体而言，“谈恋爱对博士生来说是奢侈的事”。
《自然（Nature）》杂志2019年发布的第五次全球博士生调查报告显示，在6320个博士生中，7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读博的决定感到满意，与满意度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与导师的关系、发表论文的数量、工作时长、实验室内导师的指导，与工作、生活的平衡关系。在他看来，这是个不失浪漫的学科，它关注自然界中的定理，比如宇宙大爆炸、超行星的诞生等。“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永恒的存在”，研究它，“相当于拓宽你自己的生命一样”。本科毕业后，凌波进入一所港校读博。随着学习逐渐深入，他更喜欢将科研比作挖煤。“一个新学科就是一座新煤矿。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时，你随便一锄头下去就可以挖到很多宝。但对一些比较传统的研究方向而言，你进入时已经落后很多前人。所以你只能捡到一些小的、碎的东西。”他的研究方向属于后者。意识到这件事后，他做过一些别的尝试：了解金融、计算机等他能从事的行业。最终，在看了不少企业加班文化的报道和事件后，他计划做名中学老师。“随着年级增加，愈临近毕业，你仍没有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现实原因促使凌波放弃学术研究工作。学术创新是困难的。读博的头两年，也许可以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研究项目。但到后来，如果进展不顺利，再加上毕业的压力，凌波“只能做一些相对套路的、有把握能完成的（研究项目）”。承认自己的平庸，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毕竟，起初选择直博时，人人都心怀科研梦，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自己的领域有所创新。刘美宽也是一名直博“选手”，研究方向和凌波类似。他刚开始跨专业学习流体力学时，曾抱雄心壮志，后来发现，“持续性低迷失落，间歇性看到研究希望”才是常态。最近两年，“顺利毕业”成为他的头等大事，“不然硕士毕业证也没有。”刘美宽曾和导师聊毕业，后者建议他“出去读个博士后再回来”。他直白回绝：“我不太想搞这块了。”在经历了诸多困难后，很多人不愿再做科研。这种决定其实就在一瞬间。从认识到“自己没那么大能力”开始，刘美宽的自我期待逐渐变成“尽力把能吃到的肉全部都吃到”。他确定至少现在不会后悔，剩下的，“以后再说吧。”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刘美宽正积极准备秋季招聘，因为研究的领域够专业，“基本是去工业界的研究岗。”他倒不担心找工作的事。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的数据，2020年，产业界开启了“博士大战”，要求候选人具有博士学位的岗位需求规模同比增长超过71%。最显著的是制药行业，2020年第二季度对博士的需求较第一季度增长近三倍。博士缺口最大的五大职业类型分别为互联网技术、医疗健康、生产制造、市场以及产品。当然，刘美宽也想好了后路——“如果给的钱不够，大不了再去读个博士后。”2017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加强博士专业学位的论证和设置工作。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0年我国在读博士生42.4万人，毕业博士生6.25万人，招生10.5万。在博士学位不断扩招与就业环境、供需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博士生的质量受到质疑；另一方面，高校等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多优先倾斜于海外博士。博士就业困难、竞争日趋激烈等新闻频繁出现于大众视线内。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撰写的“博士毕业生职业取向及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指出，为了缓冲就业和生活压力，许多博士生将博士后作为过渡性职业选择。我国博士后进站人数从2005年的5933人增长到2015年的18244人，年均增长率为11.2%。博士后成为继直接就业之外的第二大工作选择。在刘美宽的学科里，全职博士后一年的收入至少达到40万元左右。说到这，他很快补充道：“给这么多钱是有原因的，干的活可能比博士时还要繁琐。”他现在一周七天无休。尽管博士生就业呈多元化、向各领域分散的趋势，但从就业意愿而言，在《自然》的调查中，70%的中国博士生表示毕业后仍想留在学术界工作。相比之下，拥有类似想法的博士生在全球的占比是56%。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鲍威等人的研究中，学术从业意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博士更倾向选择学术部门，特别是在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就业。此外，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人力资本等个体特质也会影响到博士生是否选择以学术作为职业。赵悦的故事或许能说明这一点。2020年8月，她临近毕业，开始找工作。起初，她只盯着北京的高校，屡屡碰壁后，将目标放宽。有的学校，她刚开始看不上，结果试讲时被校长赶下来，说“你讲这些我们学生听不懂”；有的学校，学长告诉她压根别想了，“去就是做炮灰，不如趁这个时间好好改论文”；还有的学校，她以为自己够得着的，进了面试后发现，报录比接近15比1。赵悦电脑里有个文件夹，通过的学校会被她打个对勾，没有过的，就打个叉。兜兜转转一圈，打了勾的文件仅有3个。权衡再三，赵悦签了一所南方省属综合大学。原因很简单，“给的钱多。”她认真反思过，尽管她的学校不错，但她署名一作的文章很少，“只有两篇C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在求职过程中不占优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卿石松认为，专业化教育导致博士生的其他能力与素质不高，博士生培养已偏离就业市场的需求。因为培养单位过分关注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忽视了就业多元化趋势和环境的变化，对博士生求职以及工作中所需要的方法、技巧和能力缺乏应有的重视，以致部分学生缺少必备的择业能力，难以适应就业市场的竞争。找工作期间，赵悦频繁地和一个同学交流经验。两人专业相同，情况类似——在求职时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还有同学去了更好的学校做“师资博后”，这些她统统不考虑，认为在“内卷”严重的今天，“什么博后不博后，我要先占坑。”
凌波最近搬家了。由于手头项目还没做完，导师让他延期一年再毕业。他腾出一整天的时间，搬离学生宿舍。博士们延期的原因纷繁复杂。《中国教育报》分析，博士生的科研成果或学位论文无法达到毕业要求是导致延期的首因；生师比过高是第二原因；学生的自身选择，如公派留学、完善论文质量、个人婚育等是延期的第三个原因（《延期毕业：博士生之困？》）。在每一个“迫不得已”的背后，“宿舍不再能使用”只是博士生要面临的窘境之一。读博第五年，延期第二年，小米搬到距学校骑车十分钟路程的公寓。10平米的单间，只容得下一张床、书桌和书架。她没太多生活用品，主要是书，歪斜地躺在小书架上。据教育部2005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在校最长学习年限由学校规定。在我国，大部分高校规定，博士生学制为3年，超过3年则视为延期，最长可延至6年。一些高校实行弹性学制。小米2016年开始读博。同一年，学校出台政策：要求博士生必须于六年内完成学位。她上一届的一个学姐“现在仍未毕业”，却不受此政策影响。如果想要顺利毕业，博三那年，也就是2019年10月，小米要开始提交学位申请、送外审（将博士论文送外单位专家审阅）。在此之前，她还需向导师提交一份初具规模的论文成稿。实际上，当时她的研究想法还不能被完整地书写出来。小米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拖延症与完美主义。即使认识到问题，依然迟迟难以下笔。她读教育学，试图研究“构建一个更理想的教育活动”。小米凭直觉认为这会是个好的话题。她和导师沟通后，也获得鼓励做下去。可具体到研究层面，小米并不确定该如何去写，文献梳理到何种程度，以及使用什么研究方法。她觉得“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直到现在也跳不出来”。延期的第一年，学校尚提供住宿。一年期满后，小米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她一同失去的，还有“每月1500或2500元的奖学金补助”。因为太久没领过补助，她甚至忘了具体的数额。“医保也停了”，除了不用交学费外，“学校只提供各种设施的使用权限”。于是，她的生活费只能靠家里。一直以来，父母每年都有给她零花钱的习惯，“过去一年给一两次”。自从她从学校搬出来，母亲小心翼翼地问了房租后，零花钱的形式变成月供，“像报销一样”。延期毕业的现象在博士生中普遍存在。至今，仅小米知道的，同级生中还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没毕业。不在宿舍住以后，大家如打散的原子，很少来往。困在延期毕业这件事久了，小米的心理发生了一些变化。读心理学的朋友觉得她可能有什么障碍，建议试试心理咨询。她一开始觉得“没太需要”。2021年4月，和男友分手后，小米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我觉得我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分手后很容易把不顺利的事归因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好像你啥事都没有做成，又没有力量改变。”小米觉得状态不好，“没办法做任何事情”，一直在哭。分手以前，尚能躲进爱情里，不理会论文写作上的困难。突然，她意识到自己“逃无可逃”，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心理咨询定在每周四下午。开始前，小米跟咨询师约定好目标，希望通过咨询想清楚自己的位置。她虽然明白这并不能帮自己写论文，但仍期待发生“一些行为的矫正”。咨询师是个中年人，很少说话，感觉“比较成熟”。50分钟的咨询时间里，多数是小米在倾诉。对方偶尔提问，言语间“不带任何态度”。小米觉得放松、愉快。经历为期八周的咨询，她最大的收获是找回了一些遗失已久的自主性。她开始承认，自己在论文这件事上“有创伤或压力”，不再逃避与苛责。“我以前好像不能接受坏的结果，或者别人对我不好的评价。但这反而成了借口，让我停滞不前。”情绪问题是博士生在读博过程中常会遇到的困难之一。在《自然》的调查中，40%的国内博士生（参加调查的中国学生有690人）表示，他们曾因博士学业引起的抑郁、焦虑情绪寻求过帮助，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一比例为36%。而在寻求帮助的博士生中，只有10%的人表示他们从中受益。2021年6月底，小米结束了最后一次咨询。“外部力量能帮我解决的问题只能到这了，”剩下的路她得自己走。另一重原因是时间限制——还有不少学生在排队咨询。但在国内不少高校，八次面谈是比较常见的心理咨询周期。何林嫱任职的学校也是如此。她在华东一所高校做辅导员，兼职心理咨询师。在她工作的那座城市，“高校咨询师基本都不够”。除了因为心理咨询师稀缺，更因为咨询人数不断上涨。“我们能做的不是让他们完完全全恢复到原来的节奏，而是稍微帮他们松一松。”何林嫱说。在咨询室内，何林嫱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不同于本科生问题的千奇百怪，来咨询的博士生主要聊的是科研的压力，以及实验室里和导师的相处。他们普遍对未来和组建家庭感到迷茫。他们拥有客观意义上较好的社会支持体系，“但对此的利用度不是特别高”。在走入咨询室求助之前，“他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独自在与孤独奋斗，觉得这不是事儿，可以自我消化。”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小米。何林嫱曾根据自己的面访经历总结过一个奇怪的规律：春夏学期来咨询的个案多和家庭关系、失恋有关；到了秋冬学期，由于博士资格考临近，来咨询的多数与人际关系相关。当然，这属于抑郁情绪比较轻的那一种。最紧急的情况是，来访者的行为涉及到严重的自伤或自杀倾向。碰到这类学生，何林嫱会和咨询中心负责危机处理的老师共同评估，必要时，她们需要打破双方的保密协定，联系来访者所属学院，请学生尽快就医。
上学期期末，因为要申请新一学年的延期，小米匆匆见了导师一面。导师觉得她“状态比原来好一点”，鼓励她加油写论文。读博的五年里，小米似乎从没想过别的可能。有一阵子，男友极力劝她去实习，“不要总读书。”但她觉得26岁的自己找实习“蛮尴尬”，故而放弃。退学更不可能，她“必须要拿到这个学位”，否则，前面几年的挣扎便是徒劳。她没剩太多时间，也许，对小米最好的祝福是顺利毕业。并非每一个选择读博的人都能等到完满结局，获得博士头衔。麦麦的经验是，如果“plan A不行，那就迅速调整心态，实行plan B”。她的确是这么做的。博三那年在东北做田野调查时，她被学校告知论文的伦理审查没过，于是，飞回英国，重新提交了一份申请。上面写着：因为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新的素材，需要再回东北做两个月的调查。这项申请没被通过。伦理审查委员会提出的疑惑是，你如何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你为什么要给受访者一小时10英镑的访谈费？麦麦的导师也没想到她会因此卡住，写邮件帮她求情，申请依然没过。其实，这件事是有回旋余地的。比如说，她放弃做第二次田野，根据手头已有材料，专注写博士论文。但麦麦不肯。“我不想再花那么多时间、精力跟他们纠缠，读博这件事我已经体验过，刚好那时候有一些工作机会。我想，可能是上天要我走另一条路。”麦麦说。她很快办好退学手续，回国休整了一段时间，自费做完田野调查后，飞去日本工作。退学一年半后，麦麦把已完成的博士论文发给导师，那是她疫情期间在家花三个月写完的。这一直是她想做的事，“现在终于完整了。”导师读完后仔细给了修改意见，并说，它如果拆开来发表，会是很优秀的文章。麦麦心满意足。那本十万字的“博士论文”现在被她妈妈打印出来，包上封皮，摆在家中书架上。何林嫱曾遇到过博转硕的学生，也有硕士退学的。面访时，总会有博士生告诉她，读博是父母希望的，自己对学术并不感兴趣。从这个角度看，“退学其实需要勇气。”某种程度来说，何林嫱觉得“这是一个学生真正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开始”。（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受访博士除刘美宽外均为化名；参考文献：《文凭社会》、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情况、《自然》、Boss直聘研究院；感谢孙宇凡、苏格兰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