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正在消失的学校
回乡时听亲友们感叹，现在乡下“一代不如一代”，老人们正在日渐老去，而孩子不但少，读书也大不如前，寒门子弟要出人头地，比以往更难了。这其实都不算新闻了。两年前就听说，中考、高考这两场大考，崇明在全上海各区中倒数第一，且距倒数第二尚有不小差距，被通报批评，教育局长下台谢罪。二十多年前在全市81所重点中学里尚能排到第27名的崇明中学，竟无一人考上北大、清华，成绩单很是难看。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都说是现在的孩子不如以前努力向上，没有了“吃苦的精神”。不过局势到此地步，我很怀疑这恐怕不仅仅是刻苦与否的问题，至少有一个因素也影响不小，那就是生源和师资的进一步集中化。二十年前，崇明的孩子再优秀，也不能考进市重点，因为当时就是分片录取的，但近些年放开后，尖子生去市区读书的比比皆是；优质师资也跳槽或被抽调，我们当年的高中班主任在做了几年副校长后，就去了上外附中。在岛内也一样，加速向城里集中：我老家本也算岛上大镇，全镇2万人，一度小学每年段3个班，初中6个班，但前些年就中小学合并了——因为就读的孩子越来越少。甚至还有更夸张的：相对偏远的海桥乡，小学一年级居然只招到8个孩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家长将孩子送往城里、市区乃至国外就读，城里原只四所中学，近十多年新增两所，仍然不够，每班人数多至50多人。交通便利的结果，是很多家长每天几十公里往返城里接送孩子。其结果，处于“末端”的乡镇生源越来越差，经费又少，更难招到好的师资。这些年学校不断撤并，仍无法缓解局面，因为孩子也越来越少，年轻人都在往上海跑，生了孩子不可能送回乡下就读——如今都重视教育，但凡有点能力的，谁不希望自己孩子能在更好一点的学校就读？和朋友一聊，发现类似的现象各地都有。同属上海远郊的奉贤区，趋势大体相同，只是十年前奉贤中学从盐城那边调来一位校长，厉行“苏北模式”，让高考成绩稍稍上台面一些。崇明与市区的经济落差相比奉贤更大，年轻人、生源、师资的流失可想也更严重，如今出现这样的教育失衡，实非一日之寒。乡下孩子通过努力上进改变命运，曾是永恒的文学题材，但现在似乎越来越难贴近真实的生活了，《平凡的世界》很可能已成绝唱。与1990年代相比，现在乡村生活已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农村人口的空心化，直接导致当地中小学入学人数急剧下降，新招学生只有个位数的状况，在不少地方的中小学都早已不是稀奇事了。一位湖南的朋友说，她在一所专科院校任教，“十多年前教室里会有很明显的农村面孔的学生，这些年几乎没有了。”这些孩子可能只有小学在农村爷爷奶奶身边呆过，初中就基本被送去县城读书了，甚至小学就是在小镇上或者县城度过的。他们还是“农村户口”，但实际并没有多少农村生活经验。下乡走走，沿路国道边上的标语大部分是抛荒会怎样怎样了，看田地里的房子都挺气派，但基本没人住。不少地方的村子里，近十年来已经没人盖新房里，年轻人但凡有点本事的都直接去城里置业。之前就有人注意到，各地抢人大战，不止抢高学历人才，也抢小学生，因为“得小学生者，得未来”。各地城市小学生增长率和近些年GDP增长率增长的榜单对比，可以发现惊人的重合，一再印证了那个规律：小学生数量变化，是城市活力相当真实的反映。对深圳这样的城市而言，这是重大利好，但对仍留在乡下的孩子来说，他们却似乎被时代抛下了。多年来同时进行的城市化和学校撤并，造成的局面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他们正在没书读”：仅2000-2010年间的“撤校并点”，农村学校就以每小时4所的速度消失，原因是税费改革后，为减轻乡镇财政压力，撤并乡镇政府和学校。这十年间，全国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万所（占比52.1%），农村小学生减少了3153.49万（约1/3），初中减少了1.06万所（占比60%），初中生减少1644万（约22%）——学校减少的速度比学生更快。这导致农村小学生平均上学距离5公里，初中生17公里，只能寄宿，而这又影响了家庭的稳定性和孩子的成长（见应星《农户、集体与国家》，第145页）。近十年来的数据我还没看到，但可想也不容乐观。这种教育资源的“吸管效应”（straw effect）是各地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出现的情况，甚至也不是近些年才有。早些年我就曾听父辈说过，镇上的中学在1960年代初，一度升学率还曾高于崇明中学，但到了1990年代我自己就读那会，早就辉煌不再，所有最好的师资、最好的学生，都高度集中到了全岛最好的两所重点中学。恐怕放到全国各地，情况也大抵类似，很多朋友的感受是：十多年前省重点、市重点在升学率上偶尔与县中差距不大，但近些年县中还稍好，村镇级别的流失相当严重；一些乡镇中学在十年前还颇有实力，但随着生源和师资向城市集中，学生数可以下降一半以上，学校基本处于半荒废状态。2013年的纪录片《盗火者》中就已提到村镇和县城学校的衰退，现在几年下来不仅没有改善，连上海也明显感受到了。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失为一件好事：这正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化过程中“用脚投票”，开始奔向更好的机会，也说明长期被视为“停滞”不变的中国农村社会，终于真正开始“流动”起来了。不过，教育均衡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正因为其中有人受益有人受苦：简单地说，这“对好学生是好事，对坏学生是坏事”。这是一种社会竞争中的马太效应：资源的集中使强者获益更多，却加剧了弱者的困境。《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一书发现，当电视这样的现代信息媒介进入村庄后，确实在整体上提升了村庄发展水平，也使一些人接受了现代事物，然而，村里原本弱势的那些人却更弱势了。换言之，新技术、新趋势使原先的乡土社会发生了分化。实际上，自近代以来，由于现代大学和教育资源都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就已反复出现这样的现象：知识精英向中心城市集中，而农村则趋向劣质化，而一如我们所知，这后来产生了严重后果。现代化进程一旦启动，就很难逆转，何况中国的城市化还远未完成，现在这样的速度至少还可望维持二十年。何况，如果教育资源的分配不改变，一线城市赶人也起不到效果，因为这根本违背经济学原理：本来一线城市就是效率最高、资源最优的地方，非要把人从已有的岗位赶出去降低产出，这是逆势而为。比中国城市化更早、发展更成熟的日本虽然也曾想过很多办法，但结果也是一样：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地方上甚至连首府都人烟稀少，一些村镇连行政单位都消失了，遑论学校。教育毕竟是一种服务，所在区域经济太差的话，哪怕有像衡水中学这样的一两所冒尖的学校，但总体上的教育资源总不会好到哪里去。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说好的教育均衡呢？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样的状况发生？至少总有人留在乡间，有义务给那些留下来的人提供一定品质的教育。这又回到一个让中国人痛切的老问题：农村的出路在哪里？这不仅是为农村考虑，也是为城市设想，因为世界各地的发展状况已经证明，太急骤的城市化过程，很可能导致畸形失衡的局面，城市短时间内无法超负荷地服务那么多涌入的人口，不能“消化”的人口往往就此变为城市贫民，他们尽管进了城，却无法享受到相应品质的生活水准。因此，不论“趋势”和“规律”如何，现实中恐怕不得不顾及教育均衡的问题，尽量公平分配资源，让乡下的小学也能活下来，而那些愿意留下或没有能力离开的人，也不至于感觉到自己已被放弃。这在短期内，除了大量的资金补贴，恐怕就只能依靠政策引导，以及给有志于改变状况的年轻人创造下乡的机会了。当然，在有条件的地方，乡村学校的升级改造也非常重要：浙江淳安的富文乡中心小学，自2016年起被作为整体提升试点，2019年开学后，这所焕然一新的学校随后在网上以“最美中国小学”暴得大名，从硬件环境到师资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很多人相信，新技术可以帮上忙：互联网直播教学，也能让边远的孩子接触到最新的信息。不过，可想这也会产生一种意料之外的结果：乡村教师通过网络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后，能力提升了，也许就进一步“人往高处走”了。如果乡村本身没有过得去的环境和待遇，那总不能因为他们能力提高了、不想回去了，就人为限制，逼迫人家回原校。因此，根本的改变之道，还是得靠城乡社会整体的均衡发展。只有人们发现“住在乡下同样能享受到很高的生活水平”，社区才有重生的活力，恢复造血功能。在过剩的人口离开土地之后，剩下的人们也可以在一个现代化的乡村中接触到不亚于城市的资源，城市还是乡村，到那时就只是一个居住环境的问题了。说来讽刺的一点是：城市从乡村抽血的“吸管效应”的另一面，便是需要反过来给乡村“输血”。当然，我承认，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真要说的话，整个世界不也是这样么？不然就不会有偷渡的悲剧了。要实现教育均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事要做，而且到最后，这也不仅仅只是关乎教育均衡了。逻辑思维对孩子有多重要？从美国天才班甄选标准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