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状元”出衡中记
把状元作为方法，是刘嘉森在考场获得巨大成功后，用惯有的思维计算“成功”概率，并作出自己认为成功概率最大化的选择。而他逃离“衡中模式”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是在输出这种模式。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发自天津、衡水、涿州
图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2015年高考后，作为衡水中学文科状元、河北省文科高考第二名，刘嘉森如愿进入北京大学。从“高考工厂”脱颖而出，紧接着被扔向另一起跑线，从校园到职场，迎面而来的是“更大的衡中”。
他尝试了同龄人鲜少走过的路——成为“职业状元”。他写书，出版《心的力量》讲述在衡中的学习方法与心路历程；他演讲，在全国多地的中学举办多场演讲输出自己的方法论；他直播，通过短视频平台为学生及家长答疑解惑。
曾有北大老师为他感到遗憾，认为他不该走这条路、本该有更好的发展。他自己的判断则是：时代不同了，那是上一代人的轨迹——踏踏实实干活，到了时间自然而然能开花结果，那是一片坦途；“我往前走的话，要翻山越岭。”
状元光环的背面，是一种接近于苦行僧却自得其乐的生活。刘嘉森和几位同事共享一间办公室，略显拥挤的工位旁是他日常做菜的小锅和电磁炉。住处就在隔壁，一张小木床紧靠墙壁，它在几个月前取代了一张更简易的行军床。离开衡中后，刘嘉森认为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从前的生活不可持续，“最多三年。”
但这所学校的痕迹以另一种方式鲜明地存在于他的身上，比如他解读的“衡中内核”：单位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
讲述刘嘉森的故事，某种意义上是在谈论，一个年轻聪明的人，在考场获得巨大成功后，用惯有的思维计算成功的概率，并作出自己认为成功概率最大化的选择。他的光环是独特的，他的一些困惑是普遍的。
在变动的浪潮中如何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代年轻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刘嘉森选择了把状元作为方法。悖论在于，他逃离“衡中模式”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是在输出这种模式。
“职业状元”
“在衡中，每个人不再是自己，是一个编号，考第一就是世界的王，考不好就完了，”刘嘉森对着话筒熟练讲述他高中三年的方法论。演讲时间一般在一小时左右。这些方法论的第一个检验场是六年前夏天的高考，在那里他取得了无上荣耀，成为当年衡中文科高考状元、河北省文科高考第二名。
被称为“高考工厂”的衡水中学多年来以居高不下的升学率成为重要的观察样本，那里的老师时常拿这句话激励学生——“考清北凭实力，考状元看运气。”刘嘉森正是兼具这般实力与运气的学生，他多次在演讲中分享自己被清华北大“抢人”的经历。
在刘嘉森的讲述中，高考结束后，尚未查到分数之际，清华大学招生处老师已打来电话，请他过去读书，表示“虽然不知道你的分数，但你愿意的话，先跟我们说定”。刘嘉森示意家人不要着急回复，直到北大打来电话，他心里更加有数，原来自己是分数很高被抢。
“他们都很狡猾的，”他这样对着台下或屏幕调侃，对面是应试教育语境下焦灼的学生与家长。
正是北方入秋的季节，2021年10月5日，涿州市区小雨连绵，这里是刘嘉森的故乡，当初他从这里的初中走进衡水中学。这天他在市中心的一家新华书店做分享，之后是新书签售。
台下座无虚席，靠墙一侧站着些学生和家长，《心的力量》被书店工作人员搭成“心”形摆在最醒目的前排，那是专属于热销书的位置。
状元身份是输出方法论的通行证。早在大学期间，刘嘉森就感受到这一点——高考结束后，他的笔记被现在公司的老板“收购”为状元笔记，合作延续至今，他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家教辅出版公司任职。
2018年，他们合作了由刘嘉森带领团队主笔的《衡中体英文字帖》——使用一种号称“最能够在考试中得到高分”的英文字体。
起笔要精确落在距离左端两厘米、格子上三分之一与中三分之一交界的位置，向着左下15度划出笔直的线，写出第一个单词后，空出两个字母的位置再写下一个单词，所有字母都保持着精准的15度倾斜。每一个字母都稳稳切在四线三格的相应位置，一条无形的线直直穿过，“仿佛是木匠用墨线弹出来的”，刘嘉森在《心的力量》中这样描述。
这是衡中学生广泛使用的一种字体，刘嘉森把它研究到了极致，经过长期训练，写作文时先打草稿再誊抄，25分钟足够成为“高分模板”，这本字帖发行超过700万册，被衡中列入2018年的《新生入学建议携带手册》。大学时刘嘉森曾向他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同学展示，当他们发现这种类似印刷的字体是人手写出来时，纷纷表示不可思议。
如今，刘嘉森的工作和他的“状元”身份仍然紧密相关：一是“做书”，从策划到校对、审稿等全部亲自完成；二是直播，基本稳定在每天上线一到两个小时，聊天之余在短视频平台“带货”，卖自家或友商的书；三是线下巡回演讲，近期由于疫情有所减少。
刘嘉森总结，第一部分占据了工作的大量时长，但少有人关注，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以状元身份出现的场合。下午结束新书签售后，刘嘉森照例出席晚餐，当地中学一位与刘嘉森关系不错的老师特意带了女儿来，她的女儿马上要考研究生，“让她跟着嘉森多学学怎么学习。”
晚饭后，刘嘉森被带到另一位朋友处喝茶聊天，然后给几十本新书一一签字。对方要拿去送人。
少洗一个碗
愿意为状元买单的市场足够庞大，《心的力量》2021年6月出版，到10月为止，销售量超过10万册。这和预期相吻合。出版社会对书籍做分级，有“S、A、B、C”四个定级，其中S级最受重视，每年也就几本。按照出版社的计划，这本S级的书要在五年内卖出60万册。
写这本书用了一年多时间，刘嘉森有时在演讲途中抽时间写，有时甚至在饭局上，有人敬酒，“刘总，来”，他推辞不过，喝下一杯酒，继续在小桌板写自己的书稿。有一次，他在KTV里读完了三岛由纪夫的《假面自白》。
曾有多家出版社登门，让刘嘉森总结纯干货的学习方法，写作模板类似于“做到一二三就能成功”，他拒绝了，那不符合他的方法论，他认为目前合作的出版社“更真诚”。
关于升入大学后的内容，刘嘉森最初写了三万字左右，出版社觉得不符合受众需求，删减为三千字左右，他解释，“人家并不想知道我大学怎么过的，觉得上北大就是上天堂，你不需要去跟我们说天堂怎么过的。”
对一些人来说，考名校是上天堂，“状元”由此承载了部分文化符号意义。刘嘉森目前就职的公司总部所在地并非大城市，而是位于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历史上这里出过三位状元，被称为“状元之乡”，清代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故乡也在这里。
刘嘉森的老板是肃宁人，教师出身，一直想创办这样一个教辅企业。刘嘉森是团队中特殊的一员，他是唯一的“明星”，唯一有状元头衔的人。在其他同学埋头于学分绩点、学生会或其他刘认为“学生气”的事务时，他学会了把状元作为方法，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刚赚到钱时，这位可以被标签化为“小镇青年”的年轻人，买了件三千元的杰克琼斯大衣。他列了长长的购物清单，从最便宜到最贵，甚至连将来买什么都想好了，包括车子。
在未来几年收入不断增长的预设下，他列出了能想到的要买的全部。但计划执行了1%，他觉得不对劲：穿三千块钱大衣的感觉就那样了，将来三万块或者三百万块的大衣不会有什么别的感受了。
刘嘉森告诉《南方人物周刊》，由于工作原因，从几十块的酒到几千块的茅台“都喝过，威士忌还喝过两万块、四万块一瓶的”，但给他带来的感觉没区别。他提到一款达尔维尼的威士忌，说入口后能产生四种味道，“我能尝出四道，但还是觉得以前50块钱的很不错。”
“我确实已经把我想的东西都尝试过了，”刘嘉森开玩笑说，他曾经认为“茅台得是玉露琼浆、玉皇大帝喝到的玩意儿”，喝完之后“知道它好，比二锅头香，但这些远远没达到我想天天喝、不喝受不了的地步”，最后他归结为，“完全没有一本好书给我感觉更震撼。”
在他看来，书分好书与烂书，或者说，读书与不读书中间有道鸿沟，是一种黑白分明的界限，“但是大餐和兰州拉面的差别小很多，不值得我花那么多钱或者时间去追求。”
他选择的生活甚至有种过分的简单。住所就在工位旁边的小房间，10平米左右，一半用来做直播间，两盏大灯以及堆满桌子的书最为醒目，靠墙一侧是他的小木床，和学生时代宿舍的单人床差不多大小。
前一段时间，有个同事搬家，家里二手的小木床闲置，送给了刘嘉森。此前，他在这里睡行军床，睡久了床，失去弹性，他的腰受不住，两个月前改睡地铺，直到有了小木床。
吃饭遵循同样简单的轨迹。他在工位旁放了个电磁炉和小锅，一包盐和一些火锅调料包是全部的调味品，后者很少用。这天，他的晚餐是青椒、茭白、珠江面、五花肉馅，混在一起煮，就是一顿晚餐，“今年猪肉价钱下来了，就吃猪肉，去年价格贵，就吃牛羊肉。”
▲刘嘉森在工位旁吃饭，晚餐是青椒、茭白和肉馅煮面条，几分钟内就能做好
洗菜很不方便，他只能借用写字楼走廊尽头的男洗手间，这里有淡淡的异味。
“我也很希望能在外面洗，怕别人以为我有莫扎特的癖好，”刘嘉森熟练地用一把小刀切菜，“他喜欢屎。”
饭菜煮好，他就着锅吃，这样可以少洗一个碗。这种计算方式刘嘉森再熟悉不过，他曾经总结衡中模式，“很单纯地要你出成绩”，学生怎么在单位时间里刷更多卷子、老师如何在单位时间内灌输更多知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跑操、叠被子都是表面化的。
刘嘉森记得在衡中一周有一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他会拿出15分钟洗澡洗衣服，剩下的45分钟做卷子。跑操前、排队打饭时，他都在背书，“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走上那个体系，高强度的体系，要比其他人更适应。”
“精神特区”
残酷开始得猝不及防。
那是2012年春节前后，当衡水中学招生的消息传来时，刘嘉森正在备战中考，当时他的综合排名能在当地排到第四名。按惯例，衡中招生办的老师会面试涿州地区排名前十的学生，少一个就补一个，家长们严阵以待。
刘嘉森迟迟没等来消息——后来他才知道，招生的消息被学校成绩最好的班级封锁了——他差点失去面试机会。
这样的“差点”不是个例，在他面试时，还有一位同学被家长带着匆匆赶来面试。刘嘉森后来在书中写道，“在严酷的竞争面前大家都丧失了体面，只有赤裸裸的算计。”
一天，刘嘉森放学回家，看到父母紧张地收拾行装，“有话路上说。”在夜色中一路疾奔时，刘嘉森才得知，衡中招生的老师前一天晚上已到涿州，但在询问他的消息时总被告知联系不上。
刘嘉森的父母在那段时间一直小心打听着招生信息，听说高速公路口附近的阳光大酒店有一辆衡水牌照的轿车载着一行人下榻，他们循迹找到了招生老师。
负责招生的老师业已退房，刘嘉森在轿车的副驾驶座上参加面试。开始前，老师动了车里的几个部位，后来刘嘉森才知道车内装有录音录像设备，由校级领导亲自审阅。
紧张的准备过程中，他意识到，“真正面对机会时，我依然是个卑微的追逐者。”
“衡中是一个‘精神特区’，但它的不正常，不代表说它就是坏的。”刘嘉森回忆自己的高中生活，那是一种封闭的环境，校园进行军事化管理，学生没有手机、电脑，要经受那种压力，就要有特别明确的方向，“如果每天看着手机、在社会里面，不会有特别坚定的方向说我要干什么。”
衡水中学副校长康新江曾在2014年接受《扬子晚报》采访时说：“我们学校营造氛围的特殊之处，就是在打造‘精神特区’，这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追求卓越，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第二是改革创新；第三是团队精神，衡水中学按单个老师拼，拼不过很多名校，但是按照团队打造，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认为，单纯减负并不科学。现在的学生更需要磨练，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吃过什么苦。”
在“精神特区”，学生接受的信息是单向度的，他们被强势灌输大学的美好，从而被激发学习热情。刘嘉森记得，自己的排名稳居年级前列时，要写“理想大学”——这是精神特区的仪式，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理想大学写出来。
当时他填的是某外国语大学，“小小的园子，很安静，里面有学习各国语言的人，”但被老师拉去训话，认为这没出息，后来，他改成了“北京大学”。
衡中生活的细节，在他的书里反复呈现，他有理解也有不解。分数，甚至考上清华北大的分数，是最直接的衡量标准。对于精神特区的一切规范，老师是更严格的贯彻者。
他记得高二结束时要重新分班，班主任穿着正装告别。他的女儿比刘嘉森高一届。班主任本来在一所县级中学教书，为了女儿能来衡中上学，干脆辞了工作，到衡中来教书。半个月前，女儿“高考发挥失利，差十分没考上北大，去了人大”，班主任说完一阵沉默，教室内唱起了《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刘嘉森高一在衡中的第一位班主任，当时27岁，以敢闯敢拼著称于校，走路都是三步并作两步走，有一次因为下楼梯试图两步并作一步跨而摔断了腿，担任班主任时腿里一度打着钢板，那是他重要的衡中初印象——此前关于这所神秘中学的传言，顺着两百多公里的田野飘到家乡涿州时，他更直观的感受是，每年都有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被退回原籍上学的学生。他一度疑惑，是学生心理脆弱还是学校压力过大。
衡中原则上不招收35岁以上教师，因为这样的教学任务需要高强度的体力支出，技术和知识是其次的，精力和意志才是首要的，一些年轻教师甚至能每天只睡四小时——刘嘉森在书中这样描述。
他的政治老师刚结束半年的产假就进入打鸡血状态，孩子交给老公带，还有很多老师是夫妻齐上阵，衡中鼓励老师内部结婚，希望夫妻保持一致的工作节奏。
老师这个角色，在“精神特区”被分为两类，一是有教学任务的任课老师，二是负责行政事务的级部老师，后者的一些行为刘嘉森至今不能理解。
刘嘉森曾担任班干部，得到班主任批准后，在活动课播放一部日剧《龙樱》，讲述五个差生在一个有梦想的老师带领下最终考入日本最高学府的故事。但后来被举报在活动课上播放“与学习无关”的内容，他受到级部处分。他去找级部老师，得到的回应是，“只要有情节的东西都对学习不利，因为你播放的东西有情节，同学们会想着接下来情节怎么发展，就无心学习了。”
级部老师之外，秩序的主要维护者是“小黄帽”——他们是衡中的“学生会”，戴着黄色鸭舌帽，“悄无声息穿梭于校园的各个角落，记录一切违纪行为。”
衡中的用餐时间是每餐15分钟，包括走到食堂、用餐和返回教室的全部用时，且不允许跑步就餐。刘嘉森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到极致，对于像他这样训练有素的学生，八分钟吃饭时间绰绰有余。
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一般会选择盖饭或面条这种吃起来比较省事的饭菜，带刺的鱼、带皮的虾以及石榴这种吃起来麻烦的水果无人问津。
卷王之王
离开“精神特区”，刘嘉森以为自己毕业了，但他很快觉得，按照原来的逻辑，自己进入的是另一个更大的衡中。
进大学之前，他的印象是“这个人是鲁迅、那个人是季羡林，大家都是仙风道骨、一身长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文人风骨，没有什么官僚行政的感觉”。
但在真实的校园中，他感觉许多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青年教师想提副教授，副教授为了提正教授拼了命多写论文，正教授想当系主任、院系领导……“它只是一个真的东西，没有说是好是坏，怪我之前赋予了太多浪漫想象，那是身处衡中时被赋予的。”
“这是对学校的否定吗？”我问。
“不是，我否定的是之前的幻想。”刘嘉森回答。
他慢慢适应了很多，比如选课，有些课程他很感兴趣，但分数比较难拿，他不会去选， “那时候我（选课的做法）是很正常的北大学生（的做法）。”他说自己在北大加入了学生会，但在竞选副部长的演讲前退出。
“特别卷，10个人都做一样的事情，怎么突出呢？那就要会表现，”刘嘉森回忆，他曾带着几个同学通宵，为了做学生会的一个任务，这可以作为成果写入“工作事迹”栏，“熬确实是熬了，其实没必要，不熬夜也能做完。”
直到大二有了人生第一笔收入，他确信可以养活自己，有了底气，把最感兴趣的课选了。最后分数勉强及格，总成绩降低，他感到莫名的轻松，“终于不是被成绩束缚的犬彘。”
刘嘉森回忆，他大一时，有位三年学分绩点第一名的大三学姐，在保研面试时出现了罕见的失误。当时那位学姐知道自己保研录取无望，当场嚎啕大哭，刘嘉森在教室外听得真切。
他厌恶这种竞争带来的痛苦。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刘嘉森一路做着“别人家的孩子”，经常会成为同龄人被要求学习的对象，小学时有次做一道题，问“八条腿的动物有什么”，有个小伙伴答不上来，他的妈妈就说，“看嘉森会不会。”小刘嘉森回答“螃蟹（不算两个螯钳）、蜘蛛”，很快，他看到小伙伴眼神中的绝望。
“我赢了别人就会输，别人赢了我就会输，”刘嘉森总结为“零和博弈”，分数尤其如此，“你考了600分，600分（本身）没意义。其他人都没考到600分，（你）考到600分才有意义。”他认为这是在池塘里争夺养分，他渴望逃离这里，进入大海，进入另一种“社会”——“自己赚100万，别人赚1000万，但自己的100万花起来依然是开心的。”
刘嘉森选择的“大海”，是抓住身边出现的机会，出版畅销书、做起百万粉丝的账号、成为公司的管理者。在这里，他是唯一的“明星”，是不必被替代、淘汰的，也不必替代、淘汰他人，这让他感觉到舒服。
他曾以为衡中是竞争压力最大的地方，但也许得到offer只是下一步残酷竞争的开始。因为在他眼里，各大名企也逐渐开启了“衡中模式”，比谁加班加得多，比谁业绩冲得好。
他在《心的力量》中感慨：我从衡中走出来，却发现似乎进入了更大的“衡中”。房价、户口、收入、编制、学区，这些词汇的热度压过了北岛的诗歌、废名的散文。
有位北大的教授评价刘嘉森，认为他如果不做现在的事情，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但具体要去做什么事，发展在哪？”
刘嘉森认为那是上一代人看世界的方式，“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漫长的等待在前面，才会有一个巨大的成果在后面。”他说，“现在我20出头，再过五年、十年，等我30岁，30岁的人到了40岁，他会把位子让给我？”
如果不做目前的事，能不能像上一代人那样，有更大的发展？刘嘉森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想活在一个自己有所长、不被淘汰的环境中，那是属于他的“大海”。
“上一辈走的是一片坦途。但我往前走，是翻山越岭。”他害怕自己什么都得不到。
刘嘉森的悲观部分来自于他亲身经历的落差。大学毕业后，为了省钱，他租了一间地下室，最大的问题在于下水管道，排泄物要用房东私人安装的小电机，顺着塑料管抽上去。塑料管一旦破裂，里面的排泄物就会溅射出来。塑料管破过很多次，甚至有一次正在修的时候突然爆裂，秽物喷了他满脸满身。顶着呕吐的感觉，他清理好地面四溢的脏东西。
▲刘嘉森参与制作的“衡中体”教辅资料
西西弗斯的石头
谈到理想的生活，刘嘉森希望以后办公室就是他的家，和工作区用一条帘子隔开，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开始工作，其他同事陆续来到，八个小时后大家都回去，这里又变成自己的家。
现在他住在办公室隔壁，和理想中的生活有某种相似。刘嘉森觉得工作的场所就是同事们一起开开心心，没有什么摸鱼不摸鱼。像这里有位设计师，特别爱睡觉，没事在工位一躺就睡过去，但有事做的时候，叫他一声，马上醒过来做事，有时做完就秒睡。刘嘉森觉得这样就很好，大家都很放松，他更喜欢“把工作场所当家，而不是把家当工作场所”。
刘嘉森认为工作是抵抗虚无的一种方式，只有消遣没有产出是不行的。他认为不管是碌碌无为还是建功立业，最后大家都是一样的，从根本意义上，“大家最后都是0”，说完他又补充，“但是你不断反抗的话，起码会在活着的时间里让自己舒服。”
他用西西弗斯推石头类比，可以选择推或者不推，站在山脚下，即便知道推上去的石头最终会滚下来，但起码推石头是“有事做”。
“推石头”的过程中，他经常陷入自我的世界。初中的某次大型考试后，学校安排了三节艺体连排，分别是音乐、美术和体育，都是学生喜欢的课。音乐老师还专门编排了一段舞蹈准备表演给同学们，很多同学兴奋异常。很快，音乐老师发现了“不和谐音”：刘嘉森在埋头做题。
音乐老师质问，“刘嘉森，你为什么在做题？”拿起他的卷子和笔塞到他手里，对他说：“滚出去。”
刘嘉森走出教室，他听到里面的欢声笑语，觉得“热闹是他们的，与我无关”，然后走进物理老师的办公室，继续做题。
“我似乎陷入了西西弗斯的困境——不辞辛劳地推着石头上山，石头旋即从山顶上滚落，于是又推着石头上山，周而复始，大汗淋漓，但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他回忆往事，故事很快转折，美术课上到一半，班主任找他，让他站到讲台。
预想中的惩罚没有降临，刘嘉森面对着老师，老师面对着他。然后，老师向他鞠了一躬。一个标准的鞠躬礼。老师直起身，握住了他的手：“嘉森同学，感谢你为226班做出的巨大贡献。”那一次，刘嘉森考了年级第一。
状元的光环究竟为刘嘉森带来了什么？他总结为“延长了做选择的时间”。这是一份巨大的红利，在目前的他看来，至少可以保证一辈子小康。
人们都有需要做选择的节点。如果高考成绩平平，可能很快会迎来下一个节点——考研或求职，以及工作的升迁或创业。但他在第一个节点“表现得太好了，过分的好”，让他的下一个节点可以延迟，可能在40岁之后到来——他觉得这碗饭可以吃很多年。
“我把很多人25岁的人生危机拖到了40岁，”刘嘉森认为自己就是为高考学生提供一些方法论和建议。他不觉得这种输出会随着自己年岁的增长而显得单薄，就像张雪峰为考研人提供建议，他认为这是一种专业而非消耗。
如果真的有什么别的影响，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觉得，那就是过早知道了被彩票砸中的感觉，此后漫长的余生，无论成就几何，他都能想象出那种感觉，而失去强烈的追逐心，不再像曾经等在车门外准备面试的少年。
关于分数的痕迹也会在身上留下烙印。在衡中念书时，为了节省时间，刘嘉森曾和几个同学睡觉不脱鞋不脱衣服，后来他患上甲沟炎，双脚脚趾都长了息肉，无法治疗，只能每次等一段时间，再拿指甲刀抠出来、剪掉。
还有一次，他们暗中掀起一个潮流，21天不洗澡不换衣服，后来有人全身浮肿，被学校发现叫停才作罢。当年因为不脱鞋子被汗水泡着，他的脚底一片青白色，被真菌感染。
讲述这些过往时，刘嘉森显得平静，他靠在自己的椅子上，一边是正在发售的新书，一边是他简易的厨具。面前的一切略显拥挤，但他穿行其中，不觉有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