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老师丨为继承传统“小学”终其一生——纪念我的老师萧璋先生

——纪念我的老师萧璋先生

王 宁

2019年，是我的老师萧璋先生诞生110周年的年份，今年[1]元月2日，又是先生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每当遇到这样的纪念日，萧璋先生的音容笑貌都会浮现在我眼前，他终其一生精诚而执着地继承传统“小学”的情怀，是我十分钦敬、难以忘怀的。

萧璋先生是我初到北师大中文系见面的第一位老师，又是我本科毕业在课堂上最后告别的老师。

1954年我从师大附中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北师大新校第一届本科生。那时坐落在铁狮子坟的北师大校园还是半荒芜状态，尽西边那片黄花菜地和北面的苗圃代替了院墙，还在继续施工的工地上时常会见到骷髅。我们师大附中和女附中保送的一部分学生比高考录取的大部队早到校两个星期，暂时住在一排平房里，准备参加迎新工作。晚上谁也不敢出门，男生和女生分别挤在两个宿舍里聊天儿，说得最多的是将来可能遇到的中文系的名师。还没上课，我们就已经从报纸上、书本上知道了黄药眠先生、穆木天先生、彭慧先生、钟敬文先生、黎锦熙先生等等老师的名字。到了开学，在系学生会举办的迎新会上，我们知道名字的老师一位也没有见到。我代表新生致词后，一位满面笑容的老师跟我握手，系学生会主席周同春介绍说：“这位是中文系副主任萧璋先生”。那时新校图书馆设在新盖的数学楼，书很少。我们几个老同学约着去找萧璋先生的书和文，翻来翻去，没有找到萧先生的文章。

再次近距离见萧璋先生是在两年以后了。1956年被我们称作“向科学进军”的一年，系里召开了一个学生座谈会，二、三、四年级各派两名学生去参加，我们年级是我和张恩和去参加的。主持会的是杨占升先生，萧璋先生介绍了教育部拟定的《高等师范院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大纲》的草稿，这个草稿由萧璋先生执笔起草，正在广泛征求意见。杨占升先生说：“萧先生想听听学生们的意见。” 就是在那个会上，我知道了高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的课程有4门政治课，4门教育课，3门专业基础课，14门专业课，两次教育见习，一次教育实习。

萧璋先生

时隔30年，我回到北师大，偶然的机遇我接任了张之强师兄作古代汉语教研室的工作，这就有必要也有机会常常去看望萧璋先生，跟他聊起古代汉语这门课。萧璋先生说：“52年院系调整后，原来国文系以文字、训诂、音韵为系统的‘小学’课程保不住了，师范院校一直缺乏一门综合的古代语言基础课。我一直觉得不全面，可是又怕被说成提倡‘封资修’，要写到大纲上，需要找一个根据。那时候学习苏联，我在列宁格勒师范学院的课表中发现了一门古斯拉夫语言学，对应的该是古代汉语，这就是根据了。写进高等师范中文专业课程大纲，也就顺利通过了。”

这让我想起，1958年整风反右结束，我们有一个学期的课程改革，一方面批判“旧课程”，一方面示范“新课程”。古代汉语课程名称有了，怎么教却没有规定，由萧璋先生开课，只讲了一篇文言文《韩非子》的《说难》和几个虚词。选《说难》这个内容我一直不明白，也趁机问了萧璋先生。先生说：“整风反右刚过，那时开的课都是‘示范课’，任课老师不但是中文系总支决定，还要报给党委批准。你还记得吗？外国文学是由总支书记陈灿开的专题《国际歌》。古代汉语让我讲，我不知所措。想来想去，想起我在政协讲过一篇《说难》。既然在政协讲过没有出什么问题，政治上应当可以，就选了这篇。”我听萧先生这样说，才明白他选这篇的原因。我当时对萧璋先生的选材有两个很矛盾的想法：一个是不以为然：在政协讲《说难》，恐怕是为了联系应当怎么给上级提意见，但在中文系古代汉语课里讲《说难》，却无法代表历史语言课应有的内容，更难以唯一的篇目作为古代汉语的标志。另一个是理解体谅，古代的东西太容易被有些人上纲上线了，有些上纲上线的“批判”，不敢反驳又无由辩论，万一赶上这一齣，“在政协讲过”还可以拿来抵挡一下，这也是老师不得已的谨慎吧。上完这堂课，我们也就离开学校奔赴边疆了。萧璋先生也就是老师中给我们送行的最后一人了。说起《说难》，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校庆，我们58届的老同学回母校聚会，请萧璋先生来座谈，有位同学提起他毕业前讲《说难》说：“如果您早点讲《说难》，我们也许知道提意见难，说话不那么冒失，还能少犯点错误。”想起57-58那些事，大家心里都有触动，但毕竟已经时过境迁，也就跟先生一起笑了。

萧璋先生在辅仁大学还没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前，就代理中文系系主任。院系调整后他担任中文系副系主任，从1959年起担任系主任，一直干到1980年。算起来，有整整30年担任系务工作的历史。我作研究生的时候，有时不意听到其他老师说起他这个经历，说法大多没有贬义。萧先生中医世家出身，难得的没有历史问题，那时的系主任不是“官”，大事也做不了主，只是服务加管理，需得工作任劳任怨，小心还得熟练，没有比他更合适的系主任了。但是在运动十分密集的那些年代，萧璋先生这种地位，比其他老师跟得紧一些。回想一下教过我们课的老师，没有在运动里受到冲击的还真不多，萧璋先生算是一位。总是处在批判别人的地位上，不可能不影响他和其他老师的关系，评价起他来，不免以眚掩德。但我与萧璋先生接触多了，知道他的跟得紧是因为真的相信，真的奉行。

陈垣先生与萧璋先生

有一件事我是很有感触的。读研究生时，听老师们闲聊，我知道在40年代时，萧璋先生和陆宗达先生、葛信益先生在学术交流上关系最密切。三位老师学术渊源很深：萧、陆二位都是北大毕业，萧、葛二位都直接从师沈兼士先生，三位先生同时对音韵学都感兴趣，但他们都不热衷“符号搬家”，而是把音韵和训诂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热衷于乾嘉-章黄的“因声求义”，对词源学有深度的钻研。三位先生的学问来源都是传统“小学”，但说起来多少有点不同：陆先生是直接承续章黄，笃信太炎先生的《文始》和黄季刚先生的《说文同文》，熟悉《文始》的“成均图”和古韵23部，运用季刚先生的28部19纽。葛先生做过沈兼士先生的学生和助手，熟悉沈先生关于“右文说”的理论，和沈先生合著的《广韵声系》，是直接用《广韵》来系联同源词的。萧先生受沈兼士先生的影响虽很直接，但更是王氏父子的崇拜者，1944年发表《王念孙父子治学之精神与方法》，对《广雅疏证》和《释“大”》等著作有反复精读之功。既有同好，不免有所讨论。但是，同源词系联在上世纪40-50年代理论总结不足，还是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三位的直接根据既然有所不同，谈到具体词的词源，也会有些分歧。为此三位先生常常讨论起来不休不止。陆先生在跟我说起一些具体的同源词时，常常想起他和葛先生、萧先生讨论问题时的情况。他说：“仲珪是四川人，说话又急，话说快了还有点口吃，往往说不过我们。可是他很执着，回去后一定下功夫想，下一次见着一准说：‘上回的问题没说清楚，现在我想好了，再聊聊。’”葛先生有一次也对我说起他们的“词源三人谈”：“你们陆先生说话不紧不慢，一板一眼，只说要紧的；萧先生正相反，他材料很多，老想一口气全说出来，一着急反而说不利索，时常要回去捋捋，二次再说。我把他俩的说法都听明白了，再表示态度，不输不赢。”后来我在陆先生指导下熟读了《文始》，钻研了沈兼士先生的长文《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也对照过《广韵声系》和《广雅疏证》，发现还是太炎先生和沈兼士先生的说法更接近一些，估计三位先生辩论时恐怕时常是二对一，萧先生不占上风的时候会更多一些。了解到我的三位业师学术论辩的细节后，我时常觉得有趣，体会到他们治学上表现出的不同性格，也打心眼儿里感到他们笃厚和真诚友情的可贵。那时我才看到北师大学报1958年第三期上，陆、萧、葛三位先生合写的文章《古汉语如何为今服务》，知道他们上世纪50年代还保留着很好的关系。60年代初作研究生的时候，陆先生安排萧先生给我们上《毛诗》训诂课，开课以前陆先生就对我们说：“萧璋先生作训诂非常细致，你们刚刚入门，好好听，这是书上学不到的。”很显然，那时候老师们的关系还是很好。

可是到了80年代我正式调回北师大，很明显地感到，三位老师关系已经很疏远了，不但不再一起讨论问题，来往也只限于开会了。原因是什么？我说不清，也知道不能问。那时文革造成的内伤还有很多表现，有一种叫“派性”的东西还存在，这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个别学生辈儿的年轻人，喜欢在老师之间传些没根据或者被他们改编了的话，好像生怕老师的隔阂不深。我一直不明白，他们这么搅合图的是什么。我一贯认为，老师们的关系紧张，如果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只是互相你批我我批你伤了感情，作学生的只能去弥合，起码不要故意去加深。所以，就在萧璋先生入院做胆囊手术的时候，我对陆先生说：“萧先生这次住院，做了胆囊切除手术，手术还算顺利，我替您去看望一下吧？”陆先生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听我说后很诚恳地点头说：“好啊，你去替我看望一下，能吃什么？带点去。”我打听了探视时间，带了一点营养品去病房看望萧先生。我对萧先生说：“陆先生知道您做了大手术，很担心您，让我来替他探望，看看您还有什么需要办的事，让我们帮您办了。”萧先生开始有点惊讶，之后很激动，缓过神儿来对我说：“谢谢颖民惦记我，我没事儿，快出院了。让他好好保重，不要起那么早，酒要少喝。”我把这些话传达给陆先生的时候，他也很激动。过了不久，萧先生在一次很重要的会上发言，很难过地检讨自己说话没有原则，其中说道：“回想起来，我有些会上的发言言过其实，是很不实事求是的……我不该批判颖民，他的学问我最了解，都是真学问。我不该说他‘抱残守缺’，伤害了他。”张之强师兄当时在会上，跟陆先生转达这件事，他说，萧先生很真挚，说到这里还流了泪。后来陆先生告诉我，萧先生亲自到家里给他道歉，陆先生说：“其实，前些年我们研究的是同类的东西，很有用的东西，要说抱残守缺，你自己也是。我明白，你说那些话也带着自我批评。但是说研究训诂学‘抱残守缺’也不对吧？”萧先生说：“的确不对，那时候不实事求是，生怕批评得不深刻。‘抱残守缺’那个词儿，我还是学来的。”我知道，他俩的这个坎儿也就过去了；因为，以后我们出了书，陆先生都让我送到萧先生那儿，这之前是没有的。

亲历了这件事，我心里很钦敬自己的老师，萧先生“过则勿惮改”的精神和陆先生不苛责人的心胸，都敲击着我的内心。在我印象里，有那么一些时候，我们的上一辈老师大多数都很坦荡而单纯。学术上，他们信，是真信，是坚信；不信，也不会装着信，最多是顾忌着一些事不说而已。他们尊重，是真心；鄙薄，也是真心；友爱是真心，厌恶也是真心。学派之间的攻讦是有的，但不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类，文骂而已，不失斯文，而且你来我往，是平等的，不论知名度高低和担任什么职务，一般也不以势压人。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受到老师的直接影响，也还能遵守传统的道德。但是从我们这一代人起，也开始了一些为人的“创造”：恶语伤人、有辱斯文、随意损人尊严的有之，造谣诬告、编造事由、暗中抹黑他人的有之，任意曲解、上纲上线、容不得人辩白的有之，胡乱描述、将人妖魔化、从而致人于死地的有之……不知什么时候，学者也有了权势，攀比的不是学问大小，而是权势强弱，趋炎附势、利益抢夺也就不时袭来。这种违背传统道德又不应该是新道德的秉性是跟谁学的无法考证，是什么助长了他们也不清楚，奇怪的是有时候他们还会得逞。这让我十分怀念那个单纯的学术世界，也就格外怀念自己的受业老师。

萧璋先生

正如陆先生所说，萧璋先生治学重材料、求细致的特点很突出，我们都有直接的体会。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去北大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统编教材编写，到第二学期才给我们讲《毛诗》训诂。他的讲课方法是根据《毛传》的“小序”，选一些有典型训诂材料的篇目，一字一句每注每疏再加上《经典释文》，篇篇串讲。精细到有时一节课就讲一两句诗或一两个《毛传》《郑笺》的注释。比如他根据《关雎》的小序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毛传》“鸟挚而有别”；他讲《匏有苦叶》的“深则厉，浅则揭”；他讲《定之方中》的“作于楚宫”……都没几个字，却一讲就一两节课。他说话很急，考据材料很细，对每一个过渡的形音义都不放过。那时候我们积累很少，水平太差，初听时难以捕捉，更难记录，下课后几个师兄弟总要对笔记。课程都快结束了，才熟悉了他的思路和习惯。一旦能够把握先生每条考据细而又细的证据链，才感觉出萧璋先生在考据上细抠儿的功夫实在难得。开始时我们也觉得老师有点“绕”，太繁琐，试着把老师的链条上的过渡性证据减上几处，或换一个方法简化一些。试了几次，才知道老师的证据链虽然有些过细，但却超常的周密。1991年年底，萧璋先生决定集辑自己的论文出版《文字训诂论集》，我们替他联系了语文出版社，教研室很多老师和萧璋先生的弟子贺友龄、袁晓波师弟都参与了誊录和校对，我统校了第四遍，才交给先生自己看。应当说，古代汉语的老师都还不算马虎，对老师的事又十分在意。我也觉得自己听课时下过那么大的功夫，应当熟悉先生的思路，校得也算细心。可是到了萧先生自己手里，还是差不多每页都有新的校痕，那一年先生已经年过八十，他的仔细可想而知。这本书1994年6月出版，应当是萧璋先生的代表作了。

《文字训诂论集》

萧璋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30年如一日；一辈子谋一件事，就是传承“小学”。这样的老师必有过人之处。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他的毅力。中文系几位老师常常自嘲自己在戒烟上“无志之人常立志”，他们也总是羡慕加赞叹地说：“学不了萧璋先生戒烟，下了决心后，扔了烟盒、火柴盒，第二天不抽了，从此再没抽一口。”我们曾大着胆子向萧先生本人求证这件事，他一脸严肃地说：“是真的，再没抽过一口。”先生在生活上也是自信的。晚年师母躺在床上，保姆不是很尽心，萧先生一直自己守护和伺候师母。有一天我去看望他，见他自己爬到书桌上去挂洗过的窗帘，吓得我不敢出声，等他挂完才搀扶他下来。我不得不发动教研室几位住在学校的老师，也安排自己的学生常常去看望他，大家都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再有上桌子挂窗帘这样的惊人之举了。

萧璋先生晚年是寂寞的，但他也很甘于寂寞，书桌上、茶几上常有书在看着，而且时常动脑筋想事儿。他还是琢磨起学术问题来特别执着、用心，想不明白会一个劲儿边看书边冥思苦想，不想明白誓不罢休。不论是为人还是为学，他都在安静地反思。萧先生曾在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发表了两篇汉语词源学的论文《鹿麗離秝豊刕剓蠡语源考》和《释至》，编辑《文字训诂论集》时没有收进去。书出版后，先生对我说：“这两篇文章，是我1943-44年写的，当时对‘声音通训诂’十分着迷。看了《释大》，认了几个甲骨，一心想试试。后来学了沈兼士，知道词源并不好求，不能光靠声音。这些年看了你们的书，心里更明白了。比如我根据甲骨文说‘至’有‘刺插’义，经不起经典的考验呀！年纪大了才觉得，联系声音要慎重，形义关系和音义关系要分清，讲音，也要有形和义作基础。形音义结合，还是要先从《说文解字》打好底子。段、王皆不可废。”听了这一席话，我想起，有一次去南京师范大学，约马景伦师弟一起去拜见徐复先生时，他对我说，做论文的时候萧先生也多次对他说过：“作训诂要先过《说文解字》关，过《说文》关要先弄通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景伦是萧先生的弟子，他的论文正是做的段注。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难忘的。上世纪90年代中，我给本科生的读书小组选讲过《论语》《孟子》后，准备选讲《中庸》，用的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我有些疑虑，有一天去看望萧先生，顺便请教他说：“《四书》中《中庸》是有争议的，太炎先生对它评价就不高。朱熹的集注又是宋学，从小学的角度说，又不如汉学。先生认为我这样讲会不会有问题？”萧先生回答我：“朱熹是不能否定的，他的‘小学’根柢相当深厚。《中庸》也不能否定，《四书》意在修身，仅有《论》《孟》不足以得其要领。我认为太炎对《中庸》的非议主要认为他束缚人的思想，并不是否定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我听了先生的意见，吃了定心丸，放心回去备课。过了两天，袁晓波师弟忽然到家里来找我，说他来看望萧先生，离开前先生让他来找我，叫我去他家里一趟。我急忙过去，看见先生桌上堆着两本《四书集注》的《中庸》和一本《礼记》。他对我说：“你走后我翻了翻书，有个想法必须跟你说：建议你《四书》和《礼记.中庸》对照着讲。从训诂和学术史的角度讲，不要全盘肯定。”萧先生花了两个多小时跟我讨论两个本子的异同，很多地方还询问我的看法。他说：“读《四书》几十年了，不翻一下都忘了。我们这一代人早年读书断识不足，上次我对朱熹和《中庸》都说得太绝对了，一翻书想到很多问题，一定要找你来说说，不要影响到你。”其实课外学习小组的选讲，不过做一个通论，再选个6-7篇文章，我没有想到，先生会用了两天的时间来翻阅几部书，那样慎重地为我考虑。以后我带学生通读《中庸》，都是按照先生的意见处理的。

萧璋先生与王宁老师

萧璋先生晚年对自己的教学也有反思，有一次，我和研究生的同班同学谢栋元一起去看望萧先生，师生洽谈甚欢，说起他给我们讲《毛诗》训诂的往事。他问我们：“你们听我讲课，是不是觉得很繁琐？”栋元很轻松地说：“开始的确‘坐飞机’，笔记也记不下来，觉得有点‘绕’，不好懂；过了一两个月，自己试着梳理，还是很服气的，的确精细周全。”但萧先生却不轻松了，他说：“以前我的老师曾说过，做音韵训诂考据，‘过细则未必实，至远则易失真’，我经常想，自己有没有犯这个求之甚过的毛病。再说作得细，也要回到主线和重点上，不能让别人难懂呀！”

这几件事使我知道，萧先生年事虽高，仍在不断思考，他的脑子没有停下来，反而更上紧了弦。这就是我们的老师，学问和教学，是和他们的生命纠缠在一起解不开的。

老师们已经离开我们很长时间了，虽读他们的书，但已经出版的著作和他们胸中的学识、见地比起来，应当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随时登门请教他们的幸运已经不会再来了。感谢他们赐教的恩惠，牢记他们传承的苦心吧！

[1] 本文写于2021年9月，是萧璋先生逝世20周年的年份。发表在《随笔》2022年第一期，为保留原文，仍以“今年”为所述。

本文原载于《随笔杂志》2022年第一期

王宁，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之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