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研究的历史回归

21世纪以来，坊间曾出现过一波“民国热”，其中对于民国大学的怀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资源配置方式、办学主体及学校文化的多元化而言，近代中国大学可谓异彩纷呈，不同学校之间风格各异，其多样性与丰富性是今日大学所难以比拟的。然而民国大学果真如此光鲜吗？如果回到历史场景中，当事人即时的观感或许更近真，尤其是办学者自身在困境中奋斗的甘苦，是今人难以设身处地体认的。当下的怀想由于先存价值判断，难免过于集中于正面的表述，去民国大学的本相甚远矣。当场与事后两种认识存在的巨大落差，说明今日的怀想或许只是因对当下的一种不满足而将对未来的憧憬投射到历史当中。这种怀想当然有很多幻象，大学史的研究应该回归历史本身，实现从“怀想”到“祛魅”的转向。

在多数人的想象中，民国大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其精英化色彩似乎也意味着相对充裕的资源配置，其所取得的成就令今人艳羡。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学个案的研究相当丰富，早期修撰的校史多为校方接续传统或回顾本校革命历史而作，普遍存在结构简单和价值取向单一的问题。近年来，学界对于大学史的研究开始出现更具史学关怀的作品。不过，相较于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学界对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尤缺突出“私立”特质的个案研究。现有关于私立大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的校史著作。这类研究大多是历史谱系上延续至今的部分高校的校史著作，厦门大学在1937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于1941年改为国立，南开大学在1946年在天津复校的同时改为国立，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中三校得以保留其主体性。关于南开校史的资料整理和研究积累有年，不乏整体性的校史通论和专题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金国重新探讨南开大学这样的个案，其视角有何差异？所能展现的私立大学历史的共相与殊相是什么？本文不揣鄙陋，略抒己见。

一般校史著作具有浓厚的寻根意识，往往尝试归纳出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故而对历史本身的梳理有着难以克服的先入为主和后见之明。专题的研究则往往存在偏执一端之弊，历史本是整体，由于分科治学与专题研究的影响，历史被不断肢解，从而造成历史认识的维度单一化。金国所著《变革时代的南开大学》则注重时代语境的重建，将南开置于时代语境中理解其办学者“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从而获得一种同情之理解。在南开所处时代语境横向关系的多重维度中，金国的研究不偏于一端，而是把握住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办学自主权与办学资源，以张伯苓执掌的私立南开大学为个案，探讨民国时期私立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办学者所面临的困顿与抉择。

南开大学办学条件艰苦，但声誉很高。校长张伯苓的办学理念、筹措经费方式曾招致“非议”。张伯苓因开办实用性学科，而被同行讥讽为“只配做职业学校的校长”；因争取军阀的捐助，而被外界，乃至师生“奚落”。如果摆脱置身事外的道德评判，或许可以获得对历史更为近真的理解。大学的资源获取与权力配置是一体两面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大学的权力归属。正所谓“有财斯有学”，一所大学办学品质的好坏与经费状况有密切关系，经费问题决定着办学的师资及设备条件。经费对于大学具有生命线的意义，故而校长最重要的任务即筹措经费。校长在校内的地位与其筹款的能力直接相关，其对于校政的主导权即源于筹款与经营的成效。如张彭春所言，张伯苓的“资本”之一即为“在外活动捐钱的能力”，其“最大的把握在能去捐钱”。南开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张伯苓的募捐与“化缘”。如跳出学校内部的视角，南开大学如不能从包括学生家长、校友、校董在内的社会汲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则必然要仰赖政府的补助，而政府则通过对办学资源的调控加强对私立大学的控制，私立大学为获取办学资源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调整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南开大学为获取资源而让渡权力的连锁反应。南开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反映了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迥异的“府学关系”，以及私立大学发展的时代困境。

对于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认识与评价，不能脱离民国高等教育整体版图的参照系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环境。南开大学1919年创办，在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间是其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南开毕业生金祖懋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南开大学的发展状况：“在今日教育停顿，弦歌将绝的时候，我们惨淡经营的南开大学，独能在国内放出一线光明，蓬蓬勃勃，有如旭日初升。”同一时期，北京的国立大学受政潮影响，学校风潮、教师讨薪、政府对教育的摧残等各种事件频发。相反，“在政治动乱之中，处于‘世外桃源’的南开却蓬勃发展了近10年。”在这十年当中，私立南开大学在北京政府的教育治理逻辑之下，通过社会办学资源的获取，游走于教育与政治之间，谋求教育独立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平衡。南开大学因其私立性质，得以免受政潮影响，校内秩序稳定，未出现导致校政权力更替的风潮，校长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1928至1937年是私立南开大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与日俱增，南开大学在资源获取上陷入了困境，南开先后经历了张伯苓被“除名”中基会董事、1929年的教授离职风波，1935年张伯苓一度萌生改“国立”的想法，但国民政府限于经费保障能力的限制，无意将私立南开大学收归国立，故南开大学仍然以私人团体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缓解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张伯苓强化与政府、社会的互动，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办学困境。尽管如此，抗战之前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举步维艰，相较于同一时期国立大学的快速成长，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南开对政府的依赖不断加强。抗战胜利后私立南开大学为顺利复校，被收归“国立”，完成了从“私立”到“国立”的被动转变。

民国私立学校经费筹措面临巨大困难，即偶或有资本家的赞助，大多也不能持久。1925年张彭春在日记中就提到，“南开所以有今日，全赖严先生的德望（在初办时特甚）及伯苓的毅力和计划。现在依严先生的比以先少了。基金虽有，而不多，远不足为大学发展用。南开最大问题是钱少。”薄弱的财力和物质基础，限制了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和施展抱负的可能。从学生素质来看，私立大学的生源不能跟国立或教会的学生竞争。私立大学的经济大部分靠学费，自然淘汰学生不能太严，生源数量与品质的平衡就很困难。同样由于经费的限制，私立大学的师资流动性比较大，偶或因政治环境的变动暂时吸引部分人才，但一旦国立大学的经费状况得以改善，政治环境变得宽松，部分教师就会返回到国立大学任教，或者是私立大学成为人才养成所，刚刚归国的年轻学人，刚回国时会在私校任职，作为过渡，如表现突出，即会流转到国立或教会大学。同时，正如金国所言，相比国立大学而言，由于资源获取的“公共性”，私立大学更为在意“社会”的反馈和评价，在学科设置上，私立大学更加注重“市场”导向。这种的差异化办学和注重社会应用的办学理念对于生源与师资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据何廉回忆，其在1926年学成归国之际选择私立南开大学，并非因为薪资优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南开学校虽然薪水很低，但却起码可以按时如数发放。1929年，蒋廷黻、萧蘧、李继侗同时出走南开，与理念不合、经费设备的限制导致在南开无法施展抱负有关系。蒋廷黻曾“自白”道：“每一想到哥大教授教给我的伟大理论和当时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几次要发火。我认为张本人和南开太土、太保守。”南开大学虽“在可能之范围内，已竭力提倡研究。教授有减少授课钟点，以便研究者，学生有以研究代听课者”，但事实上，“她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对于就职清华大学的教师而言，一方面是待遇优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做学问。南开成为归国留学生的养成基地，但多数人只是以此作为一种过渡，一旦其他更好的大学伸出橄榄枝，南开大学即处于非常被动的处境。

1943年，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在《大夏周刊》发表文章谈私立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提出“私立大学能存在发展之条件有四：一为校董会，一为教授，一为毕业校友，一为肄业学生。”一般而言，私立大学经费的来源，国人期待较多的是希望得到资本家的捐助，但实际上如朱有瓛所言，“资本家经营的大学极少，而且现在连资本家的本身都没落了。资本家自顾不暇，那里还能拿出钱来办教育？”如参照西方经验，实则校友是私立大学发展的重要资源。胡适在谈及国外教育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因时，提到“因为人家的大学有独立的财团，独立的学风，坚强的组织，有优良的图书保管，再加上教授可以独立自由继续的研究，和坚强的校友会组织，所以能够历代相传，悠久勿替，而我们国家多少年来都没有一个学校能长期继续，实在是很吃亏的。”近代中国私立大学校友与学校的双向关系中，仍多为“校友以母校为荣”，而未能进至“母校以校友为荣”的阶段。证诸事实，近代私立大学的历史多不过二三十年，毕业的校友尚不足以形成优势资源，且与国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校友资源品质不高。

由于近代中国私人资本、社会资本的弱小，私立大学的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其生存发展常常仰赖政府的资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大学学费以外的岁入，主要不是源于工商界的筹募，而是来自政府的补助。正如时人所言，“名为私立，依靠的社会基础实际并不是社会，而是国家和政府。”南开也面临同样的困境，1935年1月19日，张伯苓曾对颜惠庆说道，“南开大学终将成为国立大学”。1935年2月8日，南开学校召开例行董事会，专门讨论了欲将大学部送归政府，使之国立化的问题，讨论的议题即涉及私立大学办学的困境及不得不请改国立的苦衷。会议列举私立大学面临的困境如下：“（1）大学用款过巨，维持尚难，发展更属不易。（2）政府补助为数已不少，再求增加恐甚难。（3）政府补助费过多，何名为私立。（4）据中国现状而言，向私人方面捐募巨款恐不可能。”根据以上情形，拟求大学部前途之发展，惟有请政府将大学收归国办。

《变革时代的南开大学》所揭示的张伯苓的角色困顿与抉择，不仅是其个人以及私立南开所面临的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在教育与政治夹缝中生存的时代写照。近代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在无法从社会获得足够资源的情况下转而依赖政府，因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教育政策主要偏向于统制，故私立大学可以存在，不过其活动方向与范围必受极大之限制。因私立大学要争取政府的补助，故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接受政府管制。在实际的办学中，张伯苓以及南开大学在不断地“修正”办学策略，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政府的“期待”，也因此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嘉奖，为从政府部门获取办学经费提供“便利”。

此外，无论是当场还是事后对于民国私立大学的理想期许，多从延续的视角，预想其若长期存在，则“成功必不止此”，以突出1949年的断裂。实际上私立大学“国立化”的呼声在南京国民政府战前十年即已出现，并在抗战时期不断出现付诸实践的案例。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研究的历史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