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洗不黑，易烊千玺的编制背刺了谁

内娱的天说变就变。

以前提起易烊千玺，到处是“未来可期”，如今，拟录取国家话剧院的他却被批“特权”。

事件发展至今——

从考编的讨论，到对易烊千玺本人的妖魔化，再到“小镇做题家”被嘲讽后的愤怒……

许多讨论已经偏离靶心，滑向各自阵营的情绪发泄。

客观来说，这不利于我们看清真相。

如果要探讨公平性，应该去质疑明星考编的每个环节是否公正、透明、合理，让官方给出说法，而不是挖坟和造谣；

如果要让公众理解明星与体制的关系，则应该去举证流量此时对体制、对普通人的价值，以及整个系统的运转逻辑，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嘲弄或揶揄。

Sir很早就针对事情本身简单聊过（链接）。

Sir更理解这些情绪的由来。

它是当今年轻人集体焦虑的表现，也是整个社会焦灼状态的短暂抒发。

众生皆失语。

于是大家只能抓着某些语意模糊的关键词，进行表达释放。

比如“编制”意味着安全感；

“明星”意味着特权；

“小镇做题家”意味着不公、自嘲、底层……

问题出在哪？

四处是标靶，到处是标签，到处是区分你我的群体。

却很难看见一个具体的人。

△ 某周刊引燃舆论的文章段落

如果要分类，大部分普通人都是“做题家”。

包括Sir自己，抱着一副键盘和几个硬盘走到今天，从小地方到大城市，试图站稳脚跟。

因此Sir更深知，“做题家”真正的困境，不能靠喊口号，只能靠自己的行动去改善。

所以面对双方极端争议，是不是还有第三种解法：

回归到具体的人和故事。

今天Sir想去带你们看看现实中三种不同的“做题家”。

仅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些真实的面孔，去看清自己的位置，未来的出路。

哪怕减轻一点点焦虑。

在“做题”的路上，再次轻装出发。

01

要谈做题，就要回到考试。

年轻人的焦虑大部分源于考试压力的加码：

升学要考，面试要考，公务员要考……

曾经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是独木桥后面还有吊桥拱桥铁索桥，条条大桥通大桥。

追溯源头——

高考，从来牵动着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

这种敏感，越来越体现在对高考胜利，几乎达到病态的渲染。

只是一个月前。

那时大家讨论的还不是什么做题家的艰辛，而是高考开分的逆袭。

有人高兴躺倒，有人半裸狂奔。

家人老师也加入兴奋行列：

不止是短视频平台，微博上搜索“高考”，出来的新闻几乎全是好消息。

且是极好的消息——

听障男孩超一本线了；高分考生凌晨三点接到清华电话了；中山大学的通知书派送礼盒了；学霸们淡定应对了……

此外，2022年的高考还出现了新鲜的水果猜谜游戏。

比如这一段：

学校今年的芒果树收成特别好，一批成熟的芒果总共2426个，其中有2个芒果特别搭，深藏在树叶里，外面看不到；还有13个芒果长势喜人，裸露在外！预计20个左右的芒果能特供进京！‍

究其原因，竟有不少讽刺意味：

政策不允许地方教育部门与学校报道高考成绩、排名甚至高考状元等信息，也就诞生了今年的传播奇闻：高考学生集体变水果。

妥妥欲盖弥彰。

后来别说水果了，蔬菜、水产、甚至地方特色小吃等营收喜讯都借由民间渠道出来了。

一方面官方强调淡化高考成绩的宣传，尽可能缓解考生家庭的焦虑，另一方面，与高考有关的“地下段子”，则越来越刁钻、奇葩。

高考越来越有“网红体质”了。

因为平常的励志无法满足考生。

内卷到极点，则需要极致的咸鱼翻身，戏剧性的逆袭去撬动杠杆。

这个背景下，Sir注意到一位“特殊”的状元。

他叫庞众望。

2017年高考744分考进清华的河北沧州市理科状元，在抖音上辟谣，称最近有人在冒充他的账号灌虚假鸡汤。

的确，他的身世非常符合高考逆袭的范本：

真正的寒门子弟，父亲患有精神病，母亲截肢瘫痪在床，五六岁家里借钱给他做了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小学时一边读书一遍捡废品……

但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惨。

今年，请女友拍视频在抖音辟谣时他说：

如果一个人身后有影子那前面一定有光，有人喜欢去描摹影子的形状，但是对我来说，我想去追光。

五年前，他不觉自己的家庭有什么“不对劲”的，需要自己去扮演一个与悲惨命运抗争的英雄角色。他的喜悦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源于平凡而温暖的家庭，没有什么需要去改造或者掩饰的。

五年后，有人借他的故事灌鸡汤，贩卖廉价感动，他也不以为然。

这是Sir所以为，对“做题家”最平等、也最公正的对视方式。

短视频里的考试或者家庭，没有一个人是随随便便走到今天的。

他们享受了今天，更享受了过程。

没有任何轻视考试改变命运的意思。

可对成功片面的渲染，反而是对那些“最大公约数”的贬低。

02

那么，谁是做题家里的“最大公约数”？

Sir先说几个数据：

2022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193万，比去年增加了115万，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报考人数最多的一年。

所以普通高校考生是大多数吗？

别忘了，这一千多万里，超过500万来自职业院校。

他们才是最隐秘的大多数。

Sir想起第六季《十三邀》，采访过一位老师黄灯。

2005年，博士毕业后在广州一所二本院校教书十五载，2018年再转到深圳一所职业院校当老师至今。

职业院校老师有什么好采访？

一个破天荒的举动引起注意：

她在学校开设了一堂学生没有学分、老师没有报酬，看上去最不实用的课程——非虚构写作。

在这里，黄灯收到了来自学生们的十万字作品。

最多的表述，是不甘心，羞耻，未来渺茫。

还有一些让她和许知远都难以想象的成长经历：

童年时跟着父母在工地上渡过，有一次差点被砸死；留守儿童，从小就没见过几面父母；跟着小混混在国道上飚摩托车，童年的伙伴，“煲猪脚”“捞偏门”，不少已经进了监狱……

学坏的道路很多很轻易，学好的道路却像是走钢丝。

很多人以为，上高职的学生都是因为不学无术。

实际上他们不少也是“做题家”。

不是不努力学习，而是这已经是在他们十几年来所受的教育中，努力过后的结果。

甚至，有的学生的高考成绩，是可以上本科的。

不过本科的学费太贵，只好来上专科。

别误会，黄灯的“非虚构写作工坊”，不是职校孩子的诉苦会，而是在一个和谐的氛围中剖白自己、认识自己。

Sir以为，这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

这些被高考分数标准裁定的落败者，最需要做的不是鼓起勇气再次战斗，而是消解被强绑的“耻感”。

几年前央视的纪录片《高考》中也有一集，“久签的孩子”。

一个公益组织“久签”，他们长期关注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开班上课，帮助他们得到更好的教育。

2010年开始，他们没法在上海参加中考，初中毕业后，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在上海读中专，二是回原籍地继续上学。

一位“久签的孩子”刘燕霞选择留在上海，读完中专后进入知名医药厂实习。

转正后据说每月能拿到4K。

4K+室内+稳定有社保，这个工作，对于来上海干了8年，最高只拿过900块的母亲来说，很不错了。

刘燕霞自己也很满意，她对被录用的生活相当憧憬。

可惜，实习期结束她没有被留用。

接到公司HR的电话那天，她正给住处装完新窗帘，电话听完，她呆坐在床上。

怎么留在上海呢？

就靠自己学到中专的经历，就靠这几个月的实习经验？

她有点后悔了——我应该留在重庆，读初三，考高中，考大学。

越想越慌，才十几岁的孩子，哭着冲镜头问：

我是不是选错了？

后来，刘燕霞陆续换过很多工作：蛋糕店行政、售后服务、项目执行专员……最后都辞了。

纪录片结束时，刘燕霞找到一份有社保的工作，在一家公司当客服，同时准备成人自考——因为上海落户规则里有人才引进这个途径，而人才引进需要积分，想要积分，得有文凭。

是的，她还在争取留下。

现在努力过了，起码以后面对自己孩子，不必像父母一样因为能力不足而愧疚。

励志吗？

但这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不及享受青春的快乐，就已经在泥潭中摸爬滚打，而她还算是纪录片中“幸运”的那个。

回到黄灯老师的采访。

节目中一位职校学生交上来的文字，让Sir印象深刻：

“我们这群‘工业废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十七八岁，正是青春美好的时候，正是人生的大好时光，他们却用“工业废水”形容自己。

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反正Sir看完和黄灯一样，心痛。

更深的感慨——

时代变了。

以前读书人们坚信做题改变命运，如今呢？

你看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比如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

你对自己的这种期待

绝对不会用“工业废水”这几个字

以前上学时没有一个人会关注房价。

十几年后，黄灯跟学生重聚，坐下来的话题不自觉就朝着房子进发：

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在这座城市买上房。

还有对“编制”的态度。

席间，大家聊到现在公务员热，很多孩子的人生追求都变成公务员上岸。

黄灯大惊：

幸好，节目的基调并非完全灰暗。

最后黄灯和许知远聊起了一个浪漫的话题：爱情。

她说观察到自己的学生，很多都不追求爱情了，男孩子遇到喜欢的女孩，第一反应是，我没资格。

甚至会去算追女孩的性价比：

我花了钱、付出了感情，最后八成走不到一起，爱情没有结局，何必多此一举？

天哪，这对70年代的大学生黄灯来说，简直不可思议，那时的学生，没有人觉得自己前途渺茫，毕业就会有光明的未来，追求爱情时，也从来没人觉得自己没资格，想追就去追了。

时代的飞速前进，社会的翻涌变迁。

在最广大无力的普通人身上，影响永远是最显著的。

黄灯说，年轻人中，那种被遗弃感，缺乏意义感，正在变得更普遍。

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不够坚强？还是仅仅因为不够幸运？

这些问题。

似乎远比“做题”来得更难。

03

以上说的两种面孔，都是在高考后。

其实很多变化在高考前就出现了。

今年有部国产纪录片出圈了，《真实生长》，跟拍三个高中生的青春。

他们来自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的北京十一学校。

其中两人让Sir印象深刻。

一个，叫周子其，妥妥学霸，成绩年级第一，750总分，他考624分，从小浸淫在父母书柜的历史书里，不交历史作业都能轻松考前三。

还是学校风云人物，军训时就跟老师辩论、组建学生内阁跟学校抗争，给同学们争取了食堂合理的菜价和更短的军训。

用自己的话说——

标准“刁民”。

就这样一个闪着光的孩子，放到现在，也会是流量追逐的目标。

另一个，李文婷。

几乎是周的反面：各种意义上不起眼，从名字到外貌再到家庭。

一张嘴，她跟同学的差距就立马体现：

“俺山西大同人……”

在一个挤满了精英家庭的学校里，李文婷的工人子女身份，显得有些平凡过头。

当周子其的学生内阁搞得满城风雨，她第一反应是：

这是个啥？

其实，不是军训没问题，饭菜没问题，是她太专注学习了，所以学习以外的，都算不上什么问题。

这就是一个在传统应试教育环境成长的孩子。

如果说周子其接受的，是一定要成为人上人的精英教育；那么李文婷接受的，是普通人无头苍蝇般的“自我教育”。

爸爸工作忙，永远在路上跑；妈妈愿望也简单，就是希望她做医生。

父母知道自己普通，所以唯一能做的，给她谋一个尽可能好的学位。

但北京十一学校的李文婷放在全国范围内，也算得上精英了。

因为还有更普通，更卷的——

毛坦厂中学，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

无数孩子，天还没亮，背单词恨不得能重复一万遍；午休，趴在堆得半满、刻着座右铭的书桌上，睡不饱。

复读的女孩知道高考让她痛苦，但她同样也清醒地知道，她不想像父母那样在烈日暴雨里赚辛苦钱：

“不考会死得更惨。”

从周到李，再到复读女孩。

我们从中能看清部分真相：

高考故事的社会背景被拉伸得越来越广袤，“做题家”们呈现的状态便越来越沉默。

Sir想起一幅画。

来自周杰伦最新MV《最伟大的作品》中致敬的旅法画家常玉。

《孤独的象》。

1966年夏，他是这样对朋友阐述的：

我要画一幅画，简化它，再简化它，那是只小象，在一望无垠的沙漠里奔驰，那就是我。

高考中充满了这些孤独、沉默的“小象”，他们在互联网上没有资本欢欣鼓舞。

如今。

他们连抱怨的资格都被渐渐剥夺。

似乎面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被挤压到隐秘的角落，要么被扭曲成流量需要的浮夸素材。

成年人不懂年轻人，似乎不再是武断的印象，而是正在发生的异化。

反过来说，年轻人也可能对即将踏入的成人世界充满了狐疑、芥蒂。

结果是什么？

Sir丝毫不怀疑，考试的热情依然高涨，编制的需求仍会火爆，毕竟“做题”还是当下相对公平的出路。

可同时我们也会发现——

越来越少的孩子是认认真真，全情投入地为青春的落幕交付热诚与才华。

最后，Sir想提一部电影。

似乎没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撕书的学生，更多不是差学生，而是最爱学习、日夜与试卷为伴的尖子生。

并非说这样的行为不对。

而是说——

是谁，让本该被渴望的知识，变成了学生仇恨、需要“碎尸万段”的对象？

对啊。

“做题家”们确实能做的不多，只是按着既定道路低着头，顶着压力，奋力通过那一道道独木桥。

为了避免“过河拆桥”的焦虑。

是不是还应该存在一种更本质的追问——

原本爱的教育。

如何不被替换成恨的教育，恐吓的教育，非此即彼的教育。

不洗不黑，易烊千玺的编制背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