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为什么一定要培养学生这种能力？该如何培养?
星
XingPerspective
7月8日，我们推送了《星视角》系列专栏文章——《除了学术能力，大学还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点击回顾），分享了程星博士关于“一流本科教育中的非学术训练”的看法。今天程星博士将就“全球胜任力的培养”这一话题阐述其观点。
原标题：《全球胜任力的培养》
新冠肆虐的当下，谈论大学全球化或国际化，好像有点不合时宜。君不见，大疫三年，生不逢时的应届、在校大学生们，从留学生变成“网学生”，海外交换也无奈地转型为日夜颠倒的线上会议。其实，逆全球化的寒潮入侵高教领域并非始于疫情爆发。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标志，国际间反移民浪潮波及留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英国脱欧，很多正常的学术交流受阻。之前大火的人才培养概念“全球胜任力”因此受到冷落，其命运颇似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
然而，最近受国内一所名校之邀，与其管理层分享在海外主持大学环球事务的心得，惊喜之余，不由地为这所大学的领导点赞。虽说受人邀约，难免受宠若惊，但为人点赞，却与个人虚荣无关。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点赞的原因所在。大学身处逆全球化浪潮仍然汹涌的今天，却在操心他们的学生是否具备了走向明天所必需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否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他们仍然带着教育者的责任感，为后疫情时代的学生成长与发展未雨绸缪。
其实， “全球胜任力”这个概念就出身而言并不“全球”。1973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指出传统的概念，如天赋、智商或学习成绩等，在衡量学生实际生活能力时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以胜任力（competence）的概念取而代之¹。以此为滥觞，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经合组织、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亚洲协会等非营利/国际组织相继提出“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的概念，从教育观念、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理念上，试图为大学国际化的发展寻找依据。
问题是，“全球胜任力”的概念看似简单，其内涵之解读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我个人偏好哈佛教授曼西拉和亚洲协会杰克逊在他们合著的报告中提出的四个基本元素，即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学会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与不同背景的人有效沟通以及积极参与到改变世界的行动中去。²我进而将这四个元素概括为八个字：探索、理解、沟通、行动。
以探索为例。年轻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原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当好奇心成为全球胜任力的首要特征，以往的经验告诉我，这件事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在香港任职期间我遍访世界各地的大学，为学生校际交流创造机会。显然，英美加澳四国的大学是我的首选，除了英文教学而外，双方大学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校园设施等硬条件也大致匹配。然而，正是在这些最有可能实现学生交换的大学，我听到最多的理由是：他们的学生希望去欧美交换，因为他们不熟悉香港。不熟悉不正是交换最好的理由吗？其实，我对口的国际交流部门主管也特别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够勇敢地迈出舒适区（comfort zone），但多次尝试之后唯一的选择是绕道而行。偶尔也碰到口无遮拦的性情中人，直言相告：“我们的学生认为亚洲还是一片蛮荒之地；香港当然也不例外。”我无语。
要证明与我们的对口给出的理由不是托辞,你只需要在六、七月间去一下佛罗伦萨、巴黎或柏林。满大街纯正的美国口音，那是教授带着学生在“游学”。这是一箭三雕的好主意：学生出了国（虽然没有走出他们的文化圈）、教授讲了课（虽然在自己校园里讲效果也许更好）、大学实现了国际化。唯一没有实现的是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因为他们的学生对于外面的世界缺乏好奇心。
假如出国与否并非培养全球胜任力的必要条件，那么大学需要的国际化就不应以人员流动为前提。换言之，观念有时远较地域来得重要。观念的国际化从何而来？这关乎全球胜任力的另一个元素——理解能力的培养。
因缘巧合，我有一段时间与华尔街精英们为邻，在与他们同坐通勤火车去曼哈顿上班的路上，听到不少关于中国人在海外奋斗的故事：有的励志，有的……呵呵。同路人之一是著名投资银行的亚洲企业金融主管，他的工作是为投行部的亚洲客户提供企业融资（corporate finance）方面的服务。这天因为一场交易陷入僵局，显得垂头丧气。原来他的谈判对手是投行部门的中国客户，因为使用投行服务费用不低，于是在商讨企业融资服务项目时要求费用全免，而且志在必得。这位主管自己也是从国内出来的，完全理解对手为公司打拼的精神。但银行中的游戏规则是投行服务与企业融资分属两个部门。客户坚持“买一送一”，就像去菜场老王的摊上买了猪肉，便要求隔壁的老李免费送他青菜。
几天后又在火车上碰到银行家，问到那场谈判的结果。他的银行为了成全投行的业务，在企业融资这块让步了。他对我说，其实银行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这样的结果表面看来企业得了利好，却在金融圈子里挣得一个毫无底线的恶名。应了那句俗语：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银行家的故事值得我们干教育的人深思。代表国内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大多是我们大学培养的精英。大学是否为他们提供国际谈判方面的训练我不得而知。但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大学需要教给学生两件事情：一是对国际或行业基本规则的了解与尊重，二是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商业谈判从过程到结果均无对错之分，但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长期信誉，于企业、于个人都不能算是成功的交易。所谓全球胜任力，应当包括这两种能力吧。当然，这样的经，不去西天也能取到，所以出国与全球胜任力的培养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即便不是因为疫情，出国交流也不可能覆盖全体。绝大多数学生因为家庭条件、课程要求、身体状况等各种原因，无法在大学四年间实现出国学习的计划。但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却不能因此缺席：大学应该怎么办？
近年来国内大学积极招收外国学生，数量上早已超过许多西方国家（当然，这是疫情之前的情况）。但是，这些拿着奖学金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们对于国内大学的国际化，特别是本地学生的全球胜任力培养贡献无多，或是完全没有贡献。原因何在？因为很多大学将留学生当成外宾供起来了。反观境外大学，在推进国际化过程中着力最大的一块工作，就是为本地学生营造一个国际化的校园氛围。说直白了，就是要把学校投入巨大资源吸引过来的外国学生好好地利用起来。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即使是在国际学生比例很高的西方大学校园里，外国留学生总是毫无例外地按文化圈抱团取暖，难以融入当地文化或进入本地学生的圈子。人性使然，因为跨文化交流从来不会自然发生。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出国交流的本地学生来说，了解异域文化并学会在不同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地进行沟通与交流，与校内留学生交往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实战机会。日后当他们有缘从事涉外工作时，即便在业务上能够胜任，但那时再学习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可能已经为时太晚。大学若能充分利用国际学生这个宝贵的资源，为本地学生学习外国文化与习俗创造机会，其重要性应当不逊于力推学生交换。
当然，由于国情、校情不同，在国内大学校园里促成本地生与留学生之间的交往以致融合并不简单。在此，全球胜任力的培养需要因地制宜，更需要创新思维。我们可以将融合作为目标，但根据不同的校园环境设计不同层次的融合项目。比如说，让外国学生按照他们的方式组织社交活动。在这样的场合，本地生会感到手足无措、尴尬笨拙，但至少他们听到了不同的英文口音，了解到印度学生摇头的意思是YES而不是NO，或者学会了站着将饮料、食物和谈话同时进行而不至于翻车。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生需要通过和海外同龄人的交往，接触异域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即便一时还不能理解也做不到包容的话，起码知道如何应对。在我们的文化里，这叫礼数到了。当然，融合的最高层次是思想的交流或是交锋，而这个层面上的全球胜任力培养绝非国际交流部门单打独斗能够完成，而是需要精心设计，需要全校上下的配合，更需要资深教授的参与。
¹ McClelland,D. C. (1973). 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vol.28,no.1,p.1
²Mansilla, V. B. Jackson, A.(2011). Educating for Global Competence: Preparing Our Youth to Engage the World.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EdSteps Initiative Asia Society Partnership for Glob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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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程星博士将就“个人成功与团队合作”这一话题进行分享，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
程星博士，现任麦可思首席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政策与管理硕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博士。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助理院长兼教育学院教授、纽约市立大学院校研究办公室主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规划与院校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在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领域学养深厚，经验丰富。
著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大学管理研究导论》《大学国际化的历程》《美国大学小史》《细读美国大学》，合著《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案例》等。
注：本文推送标题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辑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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