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77年，是注定要被铭记和感激的，彼时的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改革。就在那一年冬天，关闭长达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被重新打开。就在这一年，全国有570万考生涌进了考场，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王燕珉就是那570万分之一。当时国家的教育大致是个什么水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才开始扫盲，说实话，能读书认字的人少之又少。1952年8月2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全军运动会上，各代表队运动员在进行识字赛跑比赛扫盲能帮普通人脱离“文盲”苦海，但扫盲跟读书中间还隔着千沟万壑。读书人在那个年代非常稀缺，但比读书人更稀少的，是读书的女人。她们每天穿梭在农活与家庭之间，哪怕是参加扫盲运动，背上也得背着孩子。妇女背着孩子参加扫盲识字班读大学在当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1977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即便在邓小平的扩招提议下，也只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只有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什么概念？这么说吧，2021年的高考总录取率为92.89%。就是在这种大浪淘沙的环境下，王燕珉从570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为27.8万分之一，成功考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听校名大家应该都猜出王燕珉的专业了，没错，她学的是英语。在那个年代选择英语，是需要勇气和实力并存的。彼时，国人的英语水平普遍都一塌糊涂，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美国前驻华外交官唐占晞回忆1978年的留学生面试签证官的场景——“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Chemistry(化学)。”“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Born in 1933(生于1933年)。”“OK，very good(好了，很好)。”1978年12月27日，抵达美国纽约机场的中国赴美访问学者但王燕珉志不在英语。她真正热爱的，是刻板印象里女性并不擅长的理科，比如天文、数学和物理。她在学校里做英语作业时，还会暗自羡慕做数理化功课的同龄人。但为了成为社会和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再加上国内大学转专业相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王燕珉的英语一学就是八年。一念之差，很可能就是好几年的“错位”与“荒废”。王燕珉（第一排右二）与排球队友梦想是什么？就是不管你人生弯弯绕绕过多少轮，最终都还是想回到起点去追逐的事物。王燕珉为自己的理科梦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拒绝留校，并在毕业分配志愿表的三项选择栏里，毫不犹豫地填写了三个同一志愿：科技翻译。命运有时候真的很有意思，它的改变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她当年在大学选择了理工科专业，后来哈佛的招生考试不仅没有机会参加，而且就算参加，十有八九也会因为英语欠缺而落榜。
02.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地，一些国外的顶尖高校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大陆。不过机会寥寥可数。1980年10月，哈佛大学首次来北京招生，招生范围仅限于北京的几所外语院校，并且采用的是学院推荐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年只推荐了10名学生参考，王燕珉就是其中一个。上世纪的哈佛校园这是命运对王燕珉的第一次眷顾，她要做的，就是紧紧抓住这次机会，至少先争夺出学校里的第一。推荐制下，能参加考试的本来都是各校的尖子生当年的英语水平考试还没有TOEFL、GRE，教育部四、六级考试之说，所有考生对于考什么都一无所知，准备起来也无从下手，只知道有笔试和口试。在任课老师的建议下，很多学生都开始准备起了听力、阅读和语法。结果笔试当天，考的是作文。考题共有三道，任选一道，规定字数不超过400个，限时50分钟完成。几乎没人猜到这个考试内容，在真正实力的比拼下，人人渴望的那个侥幸成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经过笔试这轮的厮杀，北二外推荐的10名参考学生中只有两人脱颖而出，这其中就包括王燕珉，在随后的口试中，就只剩下王燕珉了。那一年，哈佛在中国内地总共招了2名学生，王燕珉成了那二分之一。从570万分之一，到27.8万分之一，再到二分之一，王燕珉常常将层层毕露的锋芒归结于幸运，但我们很清楚，光有运气是不够的。收到哈佛录取电报那天，王燕珉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失眠。并不是因为考上哈佛可以光宗耀祖，而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终于拥有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而不是继续做一个听家长和老师话的“好孩子”。紧接着，王燕珉收到了一沓厚厚的漂洋过海而来的资料——足足有好几百页的课程目录，琳琅满目。王燕珉就像一条小鱼一般，在课程目录的汪洋中贪婪地探索。王燕珉和哈佛同学在海滩王燕珉能如愿以偿成为「理科生」，这还得益于哈佛鼓励学生开发兴趣的机制之自由做到了极致。就像哈佛为神童 Matthew Cappucci单独开设了一门气象学专业，虽然只有 Matthew 这一个学生，但哈佛还与麻省理工合作，为其专门搭建了一支教师团队。费尽心思搭建一支只服务于一名学生的教师团队，恐怕只有哈佛敢下这个血本。所以，在听了一年不得劲的心理课之后，王燕珉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改选了神经生物专业。王燕珉在哈佛食堂打工她终于朝着自己的梦想跨近一步，虽然这一步走得义无反顾，但也无比艰难。王燕珉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堂生物课就摔了跟头。课上，教授用化石一一展示了古今生物植物的发展，作为当今中国可能英语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她，却如腾云驾雾般听得云里雾里。下课后回到宿舍王燕珉就哭了，因为她连课本的目录都看不懂。虽然一直是英文专业，但之前学习的英文都是服务于文科的，突然的弃文转理也意味着，她需要用英文补回欠缺已久的数理化课程。那就先从目录开始吧，王燕珉这么想着。那天，她坐在宿舍里一边翻字典一边啃目录，花了整整5个小时才把目录一一消化。目录都这么难，何况是接下来的课程。眼前如山般的困难，足以压垮任何一个人。得益于哈佛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王燕珉完全可以在这时选择当求学路上的“逃兵”，退回到自己轻车熟路的社会人文学科。但她竟一次也没想过退缩。学数理化的欲望早已压过了一切疲惫，解决「精神内耗」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去做，一往无前地去做。为此，和她同年考入哈佛的同学黄亚生还打趣她说：“别人讲究扬长避短，你这是扬短避长啊！”黄亚生在哈佛这么看来，王燕珉也并非天赋异禀型选手，她和很多留学生一样，选择花更多时间去攻破语言等各种难题，然后像海绵一般疯狂汲取。为了专心学习而不浪费暑假的时间，王燕珉在导师的帮助和支持下，用一个夏天在暑期学校读完了一整年的有机化学课程。一个又一个假期的积累，一天又一天的蕴蓄，终于，在与神经生物专业较劲了三年后，王燕珉又拿到了课程全优的成绩，并得到了一个以哈佛女校 (Radcliffe College) 第一任校长Elizabeth Cabot Agassiz命名的名誉奖学金奖状。Radcliffe College正是因为王燕珉当初在哈佛没有“放过自己”，才为她下一步攻读分子神经生物的博士学位和未来多年做神经系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王燕珉获得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神经生物专业博士，随后在杜克大学Marc G. Caron和诺贝尔获奖者Robert J. Lefkowitz的指导下做了六年一线研究工作。她前后使用分子生物工程研究手段在神经系统方面做了二十余年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二十余篇学术论文，曾创建毒品上瘾和抑郁症的早期动物模型。王燕珉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