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宋朝的一大歪风公害
来源 | 摘编自《宋：吃货的黄金时代》，刘海永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文 | 刘海永
编辑 | 米粟
宋代的朝廷有一项特有的花销，称为公使钱。所谓公使钱，是当时特有的一种官费，各路州军都有配给，用作官场宴请、馈赠官员赴任、罢官及入京往来等费用，数目随官品高低、家属多寡而定。
南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三司及开封府，公使钱额度每年一万缗，兵部公使钱额度每年一千五百缗，刑部公使钱额度每年一千缗；定州每年八千缗；明州每年二千六百缗；杭州每年七千缗。苏轼在扬州的时候，“本州公使额钱每年五千贯文，除正赐六百贯、诸杂收簇一千九百贯外，二千五百贯并系卖醋钱”。扬州公使钱每年五千贯的来源分三部分，一是正赐钱六百贯，仅占公使额钱的一小部分；二是扬州坊场课利等诸杂收簇钱一千九百贯；三是卖醋钱二千五百贯。公使钱主要由财政国库拨付和地方通过第三产业的各渠道获得收益。重要部门或者重要州郡的公使钱就多些，否则就少些。然而公使钱多了，花不完，就产生了铺张浪费。各州府或者各机构的公使钱除了真金白银还有公用酒，酒不含在公使钱之内。《文献通考》中记载：“所谓公使酒者，诸郡皆立额，自取于属县，县敛于民，吏以输之，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每公使钱十万，造酒毋过十石。”酒与拨款是按比例配套的，只不过公用酒多由地方政府酿造。有了钱，有了酒，剩下的就是迎来送往、吃喝玩乐了。从士到仕是一个考验人性的过程。有了公使钱，就多了诸多的饭局和欢场。地方长官可以按照办公费用的名目开支，迎送宴会、接待使节、犒劳将士、同事聚会、同僚宴乐等，都可以纳入公使钱之中。然而，用于公务招待的公使钱，却无疑助长了官员的公务腐败。有经费支撑的吃喝玩乐，一直都不是节俭或者“光盘”行动的。虽然宋代律法或者规定也限制公使钱的使用，如：违规馈送，送者受者都受处罚；公务车轿只许公库自行维修，以防以休置名色销破作弊。例如一辆车一年要换五六十个轮子是不允许的；若须乘船，只许乘官船，如无官船，就雇私船，不许折支现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费滥用有禁无止，古人一点也不亚于今人，类似矿泉水瓶装茅台酒的做法他们也会。宋太宗视寇准为唐太宗时的名相魏徵，曾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寇准少年富贵，性尚豪侈，喜剧饮，燃巨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寇准奢侈享乐，以至于在宴会豪饮之际，厨房、厕所都是巨烛竞燃，火树银花。《石林燕语》记载寇准每次宴会都大张舞乐，尤其喜好柘枝舞而至于癫狂程度，被称为“柘枝颠”：“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盏。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或谓之‘柘枝颠’。”寇准甚至还对自己的豪奢享乐、极尽欢愉的心迹自作小词进行说明：“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由此可见，在公使钱使用方面，寇准绝对丝毫不节俭。《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河北安抚使李允则设宴招待寇准，歌伎多达“百数十人”，令豪奢的寇准大开眼界。宋朝名仕宋庠做官后，老成持重，保持了俭朴的生活作风，而弟弟宋祁性嗜酒，生活奢侈过度。一年上元夜，宋庠在书院读《周易》，听说小宋点华灯拥歌伎醉饮，觉得这个弟弟闹得太过分了。第二天，宋庠谕令宋祁身边亲信传话责备：“相公（宋庠）寄语学士（宋祁），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是否记得某年上元节，我们一起在某州州学内吃斋饭的时候？”宋祁倒也坦率，笑说：“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吃斋饭，是为了什么？”言下之意，当年吃着斋饭苦读，就为了今日点华灯拥歌伎夜宴，充分地享受生活。宋祁最著名的政见就是上疏皇帝“躬服至俭”，并裁减“三冗三费”，以达到节省经费的目的。“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费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宋祁知成都时，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终日沉湎女色，每顿饭不少于三十六个菜，家里已经有了三十二个侍女了，却还拈花惹草。后来包拯弹劾他，说他宴饮过度，生活腐败，不配担任三司使。皇帝才罢免了他，并降职到郑州。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降职到巴陵郡做太守。此后，扎根基层，悉心治理。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这位滕子京因为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而青史留名。殊不知，滕子京也是个铺张奢侈之人，喜好大用公款，吃喝招待、大兴土木，岳阳楼就是他在任时的杰作。历史上的滕子京就因为乱用公款几次被贬。第一次被贬，是在宋仁宗天圣九年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一个基层做知县。滕子京未经允许擅自动用大理寺的办案经费，用于结交文人学士和资助江湖豪客，花钱的理由竟然是“建学”。事情被曝光后，御史台派人来查账，一查一个准儿。被贬以后，他依然没有吸取教训，还是大吃大喝，随意挥霍公款。《闽书》直言不讳地说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予”。也许是他用金钱铺路，疏通了人脉，在山区待了一年，就调入京城，任掌殿中丞。然而，这却是个没钱的清水衙门。在熬过多年之后，滕子京终于熬到了泾州（今甘肃泾川北）知州和庆州知州的位置。在宋代，知州可是实权派，花起钱来顺风顺水。滕子京在泾州使用公款，“馈遗游士、犒劳民兵、兴建楼阁”。先是有人告发，后经御史台派人查账，居然查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浪费公款十六万贯。一贯就是一两银子，十六万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可是这回滕子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命人把账簿给烧毁，没证据可怎么查？好在宋代的纪检官员也是有一套严谨的技术规范。他们经过调查，还原了账目，滕子京只得认账。经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纷纷上书为其辩护，才仅降一级官阶，先贬知凤翔府，后又贬虢州。但纪检部门仍是不依不饶，御史中丞再次奏说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才被降职到范仲淹笔下的岳州巴陵郡。到了巴陵郡，公款不够花，怎么办？《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他曾差士兵一百八十七人，用驴车四十辆贩卖私盐三百余笼，并出具公文，要求各关卡不得收税。通过贩卖私盐和偷税漏税的方法来弥补招待费。滕子京因公款吃喝接连被贬，而尹洙也因为公款还债被贬。尹洙是宋代一位文学家，与欧阳修、范仲淹皆为好友。他在渭州当官的时候，部下有个将官孙用，从京城借高利贷来上任，无力还债。尹洙惜其才可用，担心他为还债而犯法，便用公款为他偿债。在调任潞州后，有个曾经被他处分过的部下董士廉向朝廷检举尹洙挪用公款，宋朝的纪检人员责成陕西转运司调查此事。按照惯例须先自我交代，书面回答几个问题：“曾与不曾于省库内支借著钱银？作何使用？自后曾与不曾交还？具逐件招承文状。”尹洙感觉问心无愧，遂写成《分析公使钱状》，洋洋洒洒千言，坦荡无畏，丝毫不向组织隐瞒任何事情，完全坦白组织所问问题。据该状显示：尹洙奉敕差知渭州到任以后，凡公款开销，都沿袭前任知州王沿的体例。本州现管指挥使、使臣、都虞候以上军职六十余人，通判及幕职近二十人，共八十余人，每日常食约计七贯，每月计二百一十贯。常食外，每月常规宴会五次，娱乐宴会一次，共约三十贯。每季度一次宴犒驻军将士，约二百贯。他如招待过往、竞技奖励、买糯酿酒、节辰送礼等，平均每季约一百贯。依此约度，每年合用四千贯。然而，渭州能支用的公使钱只有二千贯，那么还有二千贯从哪儿来呢？
分管官吏告诉尹洙，向来都靠“回易”（即贸易）补足，邻近州郡亦是如此，如泾州郑戬、庆州滕宗谅，都是“将银往西川收买罗帛，及买上京交钞，并令人解州搬盐，计三处回易”，就是做三地转口贸易。做贸易要有本钱，“若不于官库支借，即无由得钱回易”，于是由知州、通判、监官通押（即联署），“委勾当人于军资库支借钱银，往秦州回易，及收买上京交钞”。至于支出日月，贯佰两数，回易到物色，多少是原借本钱，多少是收到利钱，若干于尹洙任内收系，若干于后来知州任内收系，其军资库原借出本钱及银于何年月归还等，尹洙说我都不记得或不曾亲自点检，但都有账簿可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结果显示尹洙确未贪污，但奉命往渭州查办的殿中侍御史却坚持以私贷公费定案，于是，尹洙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再调偏僻的均州监酒税，不久尹洙便病倒任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公使库》载：“公使苞苴在东南尤甚，扬州一郡，见于账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必数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厚，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东南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苞苴”即贿赂之意。地方官为了巴结中都官（即中央派出公使），用公使库资财行贿，成为当时的一大公害。滥用公款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宋代的“宽文”政策纵容了文官纵情声色，为了弥补经费不足，常常“曲线救国”，采取其他措施筹足经费。滕子京和尹洙因为违规使用公款在宋代仅仅降职处分，较现在看来确实从轻发落了。所以，整个宋朝，并没有控制好公款的使用，更没有刹住公款吃喝的歪风，官员一门心思都在想着吃喝玩乐，没有心思工作。欧阳修还在上班时间到山林野炊，一点也不掩饰，明目张胆地写出了《醉翁亭记》。上班脱岗中午饮酒，搁到现在看，他真不是个好官！宋代是中国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市井文化也随之兴起，酒楼林立，夜市繁荣，饮食业繁盛。饮食文化在御厨、厨娘乃至文人雅士的手中，便多姿多彩、鲜美迷人起来。作者从封尘已久的历史深处，打捞出美味的宋代菜谱；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钩沉消散的风华。除了考证宋朝人吃什么和怎么吃，本书还分别勾画出大宋宫廷、官场和民间的饮食生活，全方位地展示了宋朝人的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