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鹄丨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读《制造汉武帝》

文丨林鹄

引自《制造汉武帝》
三联书店，2015年，第116-117页

辛德勇先生于2014年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长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认为司马光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出了不符合史实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其后该文于201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2018年再版），题为《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笔者拜读是书，获益良多，但对书中观点仍有困惑之处，特此拈出，以就教于方家。

班固的认识

辛著的核心观点，是《资治通鉴》所载汉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及武帝末年悔过诸事，出自《汉武故事》。而《汉武故事》并不可信，司马光心知肚明，但他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刻意建构出了与历史事实不符、但符合其本人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

首先要说明的是，司马光采用《汉武故事》应与王安石无关。梁太济先生据《资治通鉴》每卷卷首司马光的结衔，指出《前汉纪》三十卷进献神宗的时间为治平四年（1067）四月。也就是说，此前相关部分已全部写定。而此时王安石尚未入朝，变法更无从谈起。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这与王安石变法无关。

其次，辛著花了很大笔墨，论证单从《汉书》的记载中，根本看不出武帝晚年曾有悔过之举，以此说明这是司马光仅凭不可信的材料编造的故事。不过，辛著的论证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我们先来看《汉书》中的两处记载。

《汉书·西域传下》称汉武帝在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匈奴后，“悔远征伐”，发布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传赞》遂称之为“仁圣之所悔”。《食货志》亦云：“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两处非常明确地指出，武帝晚年对大规模出兵征讨匈奴、西域等地有过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因此从根本上转变了政策。

对此，辛著首先通过详细的考证指出：“轮台诏所针对的内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是因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针。”关于轮台诏在历史上的真实含义，这一解读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在于，现代学者通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两千年前班固的认识呢？辛著这样论证：

对于辛著的这一论证，李浩先生有所质疑。他以为，“古书本有互见之例”，《西域传赞》才代表了班固对武帝的盖棺定论。

两位先生各取所需，强调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平心而论，《武帝纪》何以对悔过不着一字，确实值得深思。但因此否定班固认为武帝晚年曾改变大政方针，似乎又过于简单。为说明问题，现将《西域传赞》和《食货志》的相关内容详细抄录如下：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班固认为武帝晚年改变了基本政策，恐怕没有疑问。此外，笔者以为，《汉书·武五子传赞》也体现了班固的这一看法，全文如下：

这里班固虽然没有明言武帝转变政策，但将戾太子父子之死和武帝征伐四夷联系在一起，称车千秋为太子讼冤乃“销恶运，遏乱原，因衰激极，道迎善气”，而在《车千秋传》中，班固称他上书后，武帝“大感悟”，“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言外之意，不正是武帝末年曾悔过吗？

那么，《武帝纪》的奇怪噤声该如何解释呢？笔者以为，《武帝纪》不提轮台诏，确实像是班固有意为之，个中缘由，值得深究，但没有必要因此否定他在《西域传》《食货志》和《武五子传赞》中的看法。

附带要说明的是，关于《西域传》和《食货志》的这些记载，辛著以为，“可能是从刘向《新序》下面一段议论中，采录了相关内容，或是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新序》的这段议论，出自《善谋下》：

对于班固采用《新序》或受其影响，辛著这样解释：

姑且不论《新序》是否《西域传》《食货志》相关说法的唯一来源，即便确实如此，这不恰恰说明，班固相信武帝末年确曾悔过，否则为什么会在《汉书》采用这一说法呢？辛著举刘知幾为例，指出《新序》并不可信，不能作为理解轮台诏本意的证据。这一观点非常正确，但和班固是否相信《新序》完全没有关系。历史真相如何是一回事，班固怎么看是另一回事。更何况，即便退一步讲，真像辛著所说的，班固本人“并没有明确的意识，要把它（轮台诏）看作汉武帝政治取向转变的标志”，后人如何理解《西域传》《食货志》和《武五子传赞》的相关记载，又是另一回事。

唐宋时代的普遍看法与不变的司马光

事实上，唐宋时代人们普遍相信，汉武帝晚年曾悔过。《旧唐书·李大亮传》记载李氏给唐太宗的上书中提到：“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褚遂良也曾谏阻太宗派兵远戍西域高昌，他的奏疏这样说：

武则天时代，狄仁杰曾上疏曰：

此外，中唐名相陆贽有奏议谈到：

而白居易在所作策问拟对中，也提到：“臣闻狄者，一气所生，不可翦而灭也……若乃选将课兵，长驱深入之谋，自王恢始。……用王恢之谋，则殚财耗力，疲竭生人，祸结兵连，功不偿费。故汉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诏也。”到了晚唐宣宗大中三年（849），《收复河湟德音》这份诏书中也有“绝汉武远征之悔”的话。降至宋初，雍熙三年（986）赵普的《上太宗请（北伐）班师疏》同样援引了汉武帝的例子：“秦始皇之拒谏，终累子孙；汉武帝之回心，转延宗社。”

既然唐宋时代人们普遍相信武帝悔过，那么司马光采信《汉武故事》的原因，显然就需要重新检讨了。不过，在讨论《汉武故事》之前，还需要先澄清辛著关于司马光史观前后变化的两处误解。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辞世后的第二个月，司马光上《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其中提到“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辛著认为，这代表了司马光最初对汉武帝的认识和评价——既然司马光指出盐铁诸法晚至昭帝时方罢，而不是在武帝末年被废除，那就意味着武帝末年不曾悔过。“不过，要是汉武帝自己能够翻然悔悟，一改前非，那样会更符合司马光的心意。因为从汉武帝本人身上揭示出来的这样一条治国路线转变的轨迹，对劝谏宋朝君王迁善改过会有更好的示范和借鉴意义。”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改变看法，编造了武帝悔过的故事。

不过，司马光发表这番议论时，不仅《资治通鉴》前汉部分早已成书，全书也已经定稿，辛著认定这是司马光在编纂《通鉴》前的观点，完全没有任何依据。而且，上述观点真与武帝末年悔过说无法兼容，自相矛盾吗？武帝悔过，必然意味着立即废除盐铁诸法吗？据苏轼所撰《司马温公行状》，熙宁初年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朝堂上争论时，说过：“至其（汉武）末年，盗贼蜂起，几至于乱。若武帝不悔祸，昭帝不变法，则汉几亡。”而《资治通鉴》武帝崩条的“臣光曰”这样评价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换言之，司马光认为，武帝悔过并不代表他马上彻底拨转方向，而是将这一任务留给了昭帝和霍光，昭帝时的变法正是秉承了武帝遗志。不论这一认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也就是说，以此证明司马光的观点发生过变化，并不能成立。

辛著的另一误解，是司马光关于戾太子地位动摇的原因的看法。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司马光撰写《史赞评议》，其中“戾太子败”条曰：“钩弋夫人之子十四月而生，孝武以为神灵，命其门曰‘尧母’。当是时，太子犹在东宫，则孝武属意固已异矣。是以奸臣逆窥上意，以倾覆冢嗣，卒成巫蛊之祸，天下咸被其殃。然则人君用意，小违大义，祸乱及此，可不慎哉！”辛著认为，“这也就意味着按照司马光在仁宗庆历五年时原有的看法，后来成为昭帝的刘弗陵甫一出生，汉武帝就萌生了废黜戾太子而令其取而代之的意图”，“戾太子就实实在在地落入了随时会被废除储位的凶险境地”，“（这）与戾太子的治国理念是否契合于汉武帝本人，没有丝毫关系”。换言之，司马光后来编纂《资治通鉴》时采纳《汉武故事》中有关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属于曲学阿世。

关于巫蛊之祸的起因，后宫争宠和政见分歧真的不能兼容吗？司马光的看法，真的如此黑白分明、截然两分吗？事实上，正如辛著所指出的，《史赞评议》中的这段话，经过修饰，也出现在《通鉴》中的“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及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辛著认为：“这样的认识，与前述《资治通鉴》称汉武帝因戾太子‘性仁恕温谨’而心生厌意的说法，存在明显的冲突，实际上是司马光早期看法的残留。”问题是，既然司马光采纳《汉武故事》是有意作假，他应当特别留神抹去作伪的痕迹，为何偏偏在最敏感的地方，主动留下自相矛盾的评论？

笔者以为，在司马光这样的在现实政治中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政治家看来，巫蛊之祸这样的大事，恐怕很难用单一的原因作完整的解释。后宫争宠和政见分歧都是造成父子破裂的原因，两说并不矛盾，并非鱼与熊掌的关系。《通鉴》在追溯巫蛊之祸起源时，这样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这里显然是把“不类己”和后宫新宠列为卫皇后、戾太子“宠浸衰”的两大原因。武帝虽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但不代表他一定会易储，正是“奸人逆探上意”，加上武帝与太子政见存在分歧，使得父子不和得以发酵，最终酿成了悲剧。《史赞评议》所谓“人君用意，小违大义”，“小违”云云，正说明司马光不认为后宫争宠必然导致巫蛊之祸。如果“尧母门”的命名已经决定了戾太子难逃厄运，那就不是“小违”，而是直接挑战天理人伦了。

南宋朱熹所持的，也是类似看法。《朱子语类》记载了他对汉武帝的评价：“（汉武）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非。”关于太子，朱熹引用的正是《资治通鉴》的记载，他认同父子政见分歧的说法。但在其他地方，朱熹又说过：“汉武帝溺于声色，游燕后宫，父子不亲，遂致戾太子之变，此亦夫妇无别而父子不亲之一证。语在《戾太子传》，可检看。然亦非独此也。”认为后宫问题是父子不和的原因。

以上论述，不是要证明司马光或朱熹的看法符合历史事实，只是为了说明，所谓司马光史观发生过变化的说法，并没有坚实的证据。

司马光采信《汉武故事》的原因

关于《汉武故事》，辛著指出：“此书本属驾神托仙的小说故事，内容怪异神奇，实在不宜当做纪事的史料来使用。”并由此推论，司马光采用《汉武故事》必定是刻意扭曲历史。但是，辛著同时承认：“不过（《汉武故事》）书中记述的故事，有些或有更早传承，这也是此等著述当中往往会出现的情况。”那么，有无可能司马光恰恰认为《汉武故事》中关于武帝和戾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正属于有所传承，因而可信度较高呢？我们先来看辛著所引南宋吕祖谦、王益之及明人王祎批评司马光采信《汉武故事》这三个例子。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武帝征和二年（前91）“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条曰：

首先要说明的是，《解题》正文云“余并见《通鉴》”，恰恰表明吕祖谦对《通鉴》相关记载在整体上是认可的，注文只是补充说明其中出自《汉武故事》等书的材料，有“可信”的，也有“不可尽信”的。第二，吕氏并没有明确说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汉武故事》诸书”云云，显示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来源。第三，关于《通鉴》所引《汉武故事》等书的材料，可信和不可信的，《解题》仅仅各举一例，而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不在其中。吕祖谦考辨的方法，从这两个例子看，不外乎两种：是否符合情理，是否能在《汉书》中找到相矛盾或相佐证的材料。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说并没有不合情理的地方，而《汉书》中固然找不到佐证，但也没有和它明显矛盾的记载。从这两点来看，我们没有理由断定，吕氏认为这一说法不可信。更何况，即便吕祖谦不认同武帝和戾太子存在政见分歧，也不代表他相信武帝晚年没有悔过。遗憾的是，《大事记》止于征和三年，是未完稿，我们无从得知吕氏对轮台诏的明确看法，但线索并非完全不存在。《解题》征和三年“以高寝郎田千秋为大鸿胪”条引用了班固《武五子传赞》：“《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故车千秋指明蛊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过人也，以其销恶运，遏乱原，因衰激极，道迎善气，传得天人之祐助云。”如上所述，“销恶运”云云正暗示武帝悔过，吕祖谦引用了这一说法，难道完全没有意识到班固的用意吗？

我们再看王益之《西汉年纪》关于巫蛊之祸的记载：

《西汉年纪》援引吕祖谦“《汉武故事》诸书”的说法，可见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事出自《汉武故事》的观点，还不能算定论。同样，和吕氏相似，王益之也只是认为《汉武故事》不可尽信，而非全不可信，因此《西汉年纪》也有采用《故事》的地方。如上引“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就出自《故事》。另外，根据王氏的注文，“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也出自《故事》。李浩先生曾指出，这句话见于《汉书·刘屈氂传》，恰恰可以证明王益之判断的精审。再如壶关三老茂的姓氏，荀悦《汉纪》和《汉武故事》不同，王氏也没有因为《汉武故事》的性质而简单否定后者。

不过，武帝与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确实没有出现在《西汉年纪》中。辛著以为，注文所谓“今删去之”，正是指的这一记载。笔者认为这是误读。首先要说明的是，整体而言，《西汉年纪》要比《通鉴》简略得多。上引文末提到“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遂及公主”，但朱安世告发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行巫蛊，牵连到诸邑、阳石公主，相关记载分别见于《通鉴》征和元年、二年（源自《汉书》），却不见于《西汉年纪》。这说明见于《通鉴》而不见于《西汉年纪》的内容，并不一定意味着王益之否认其可靠性。事实上，王氏因怀疑不可信而“今删去之”的部分，除了吕祖谦明确提到的太子拟归谢不得及武帝曾遣使召太子这两件事外，我们并不清楚是否还包括其他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文一开始就抄录了出自《汉武故事》诸书的“上嫌其（戾太子）材能少，不类己”这一句，如果王益之不相信武帝和太子政见有分歧，这该如何解释？笔者怀疑，武帝与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不是因为不可信而不见于《西汉年纪》。

我们先来仔细考察《通鉴》关于巫蛊之祸“太子兵败”前的相关记载（粗体是与《西汉年纪》相同或相近的文字，下划线者代表吕祖谦明确认为不可信的文字）：

《通鉴》这么长的几段文字，在《西汉年纪》中仅仅是上引文的第一段，总共才76个字。可以明显看出，所刊落的文字绝大多数不是因为不可信，而是《西汉年纪》力求简略的缘故。比如上引《通鉴》首二句“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应当出自《汉武故事》诸书。而《西汉年纪》沿袭《通鉴》，这样记载：“初，上晚得戾太子，甚爱之。及长，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将“年二十九”改为“晚”，是为了节省文字。删去“性仁恕温谨”，也是如此，并非认为此句话不可信。再如上引《通鉴》第三段开头说：“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这部分文字也出自《汉武故事》诸书，吕祖谦明确认为可信，王益之赞同其说。但《西汉年纪》仅仅记载：“会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删去了一半多文字。至于“埋木人祭祀之”之后的文字，显然也不是因为不可信而删掉的。总之，《西汉年纪》用这一句，概括了《通鉴》整段的内容。上引《通鉴》第四、五、六段，包含了出自《汉武故事》诸书而被吕祖谦判定为“不可尽信”的内容，但主体部分来自《汉书》，而《西汉年纪》也仅仅记载：“上乃使江充入宫，掘地求蛊。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太子惧，斩江充，发兵与丞相刘屈氂战。”寥寥三句，共37个字，就概括了三段的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我们不能因为武帝与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不见于《西汉年纪》，就武断地认为王益之不相信这一说法。更可能的情况是，王氏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一句，概括了上引《通鉴》前两段的内容。换言之，王益之恰恰认可《汉武故事》的这部分记载。《西汉年纪》注文之所以引用吕祖谦《解题》关于《汉武故事》诸书的考证，而且强调“今删去之”，只是为了提醒大家，见于《通鉴》但不见于《西汉年纪》的内容，并不全是出于简略删削，其中有些并不可信；而不是在声明，《通鉴》所采用的《汉武故事》诸书的内容，凡是不见《西汉年纪》的，都不可信。

而且，不管王益之是否接受武帝与太子存在政见分歧的说法，他都相信武帝晚年曾悔过。《西汉年纪》征和三年载：“高寝郎长陵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下引班固《武五子传赞》：“《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蛊情，彰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过人也，以其销恶运，遏乱原，因衰激极，道迎善气，传得天人之祐助云。”也就是说，王益之将班固《武五子传赞》分作两处（另一处就是上引关于巫蛊之祸的记载的末尾），全文抄录。

此外，《西汉年纪》征和四年轮台诏条云：

其下又全文抄录了上引《西域传赞》，接着抄录《食货志》“以赵过为搜粟都尉”一句及代田法，光是后者就长达359个字。如上所述，《西汉年纪》文字相对较俭省，如此大篇幅抄录《西域传》《食货志》和《武五子传赞》，只能说明王益之受班固影响，认为轮台诏及代田法代表了武帝悔过这一事关西汉国运的转折点。

最后我们来检讨为吕祖谦《大事记》作续书的明代人王祎对《汉武故事》的态度。《通鉴》征和四年轮台诏之前，还记载了一件大事：

辛著指出，“禅石闾”以下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并谈到王祎《大事记续编》因此对《通鉴》提出了批评。辛著没有说明的是，《续编》并非彻底否定这一记载。现将相关内容详细抄录如下：

《大事记续编》“禅石闾”之下明明白白记载着“大鸿胪田千秋白斥遣方士候神人者”，这显然是对《汉武故事》的概括。王祎所谓“《通鉴》误取”的，只是武帝所说的“向时愚惑”那几句话。而且，“耕于钜定”之上，还有一条记载：“帝幸东莱，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谏弗听，大风海涌而止。”注文说明出自司马光的著作，而据辛著研究，司马光抄录的还是《汉武故事》，和田千秋白斥遣方士属于同一则记载。这说明，对于《汉武故事》的叙事本身，王祎并没有怀疑。还值得注意的是，“帝耕于钜定”条解题云：“亲耕钜定，是殆悔心之萌乎？轮台悔过之诏，富民、搜粟之封，兆于此矣。”王祎显然相信武帝晚年曾悔过，认为轮台诏和代田法都与此有关。所以，他在轮台诏条的解题中，对这两件事大书特书，解题之长出人意料，极为罕见。

综合本节和第一、二节的分析，可以看出，至少唐宋时期，学界主流笃信武帝悔过说，其源头正是班固《汉书》。对于《汉武故事》，固然学者有所警惕，但并没有断然摒弃，而是就事论事，加以考辨，认为可信和不可信的内容都有。具体到其中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并没有证据可以坐实吕祖谦、王益之否定这一说法。恰恰相反，至少就王益之而言，相信这一记载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再回到司马光。对于《汉武故事》中的可疑史料，司马光有充分的认识。《通鉴》汉武帝元光四年（前131）十二月“论杀魏其于渭城”条《考异》云：“班固《汉武故事》曰……按《汉武故事》语多诞妄，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翌年七月“女巫楚服等教陈皇后祠祭厌胜”条《考异》：“《汉武故事》曰：‘陈皇后废处长门宫，窦太后以宿恩犹自亲近。后置酒主家，主见所幸董偃。’按《东方朔传》：‘爰叔为偃画计，令主献长门园，更名曰长门宫。’则偃见上在陈后废前明矣。”元封五年（前106）“长平烈侯卫青薨”条《考异》：“《汉武故事》曰：‘大将军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请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忧也。”少子竟坐奢淫诛。上遣谢后，通削诸子封爵，各留千户焉。’按青四子无坐奢淫诛者，此说妄也。”又征和二年八月“吏围捕太子”条《考异》曰：“《汉武故事》云：‘治随太子反者，外连郡国数十万人。壶关三老郑茂上书，上感寤，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尉，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杀。’按上若赦太子，当诏吏弗捕，此说恐妄也。”如果司马光明知武帝与太子政见不合是无稽之谈，却刻意采用《汉武故事》以歪曲事实，他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汉武故事》种种不合情理之处？尤其是上引最后一处，直接涉及巫蛊之祸，是最敏感的地方，司马光却明确说《汉武故事》“恐妄”，难道他不担心后人因为这一提示看破他做的手脚吗？

事实上，即便是吕祖谦认定不可信的《汉武故事》中太子欲归谢而不得的说法，司马光之所以写入《通鉴》，也并非没有理由。《汉书·戾太子传》载壶关三老上书曰：“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如上所述，辛著承认《汉武故事》中的某些记载可能有更早的来源，而不论是吕祖谦、王益之还是王祎，也都没有全盘否定《汉武故事》，相反都对其中的某些记载表示肯定。那么，不管壶关三老的分析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司马光因为《汉武故事》这一记载可以得到《汉书》印证，在《通鉴》采用了这一说法，完全可以理解，无需制造阴谋论。

不过，武帝与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确实得不到《汉书》印证，司马光（甚至包括王益之）为何“相信”（姑且用引号）这一说法呢？笔者以为，辛著已经给出了答案：“在这（指《汉武故事》的神怪记载——引者）当中，也有一些似乎稍显另类的记述，这就是《通鉴》所采有关巫蛊之乱的发生缘由以及对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不同治国理念的描摹，这些相对比较平实自然的记述，在全书神云仙雾的背景之下，颇为引人注目。”在司马光看来，这不正表明，这一记载渊源有自吗？加上这恰好可以和唐宋时人笃信的武帝悔过说相互呼应，司马光将其写入《通鉴》，容有不够严谨的嫌疑，但因此斥责他“不惜曲意横行，不惜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便加上限定词“一定程度上”，仍不免有失公允。更何况，如上所述，武帝与太子政见分歧事出自《汉武故事》说，尚非定论！

附记：本文曾得孟彦弘师、曾祥波兄及三位评审专家指正，谨致谢忱！

本文原载于《文史哲》2021年第6期，第4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