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董必武

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1903年考取秀才。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9年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后回到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任校长并教授国文。1920年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与陈潭秋一起作为武汉的代表出席1921年的中共一大。在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董必武的年龄仅次于何叔衡。董必武长脸清瘦，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头戴西瓜帽，身着长衫，虽年仅35岁，却给人憨厚的长者印象。大会期间，包惠僧等人认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一样，好说大话，在广东搞军事独裁，不同意联合孙中山。董必武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孙中山不是军阀，党要联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反对共同的敌人。董必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战斗口号。受大会之托，他还参加了党纲和决议等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共一大之后，董必武回到武汉，随即成立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于次年改组为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区执行委员。1928年夏赴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2年3月回国，之后担任中共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等职务。1945年4月，代表解放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宪章大会。抗战结束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之一。

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一大代表只有董必武和毛泽东两人。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董必武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重访中共一大上海会址和中共一大南湖会址。

1956年2月12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来到阔别30余年的中共一大上海会址，回顾往事，感慨万千，借用《庄子》中的话，当场挥毫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963年12月，董必武重游嘉兴南湖，忆起42年前的往事，挥笔为中共一大南湖会址题写对联：“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1964年4月5日，董必武在南湖视察时题诗：“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董老的题词、题联、题诗均突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从“作始简”至“将毕巨”，从“星星火”到“殷殷雷”，这一切都是从上海石库门里的十八平方米客厅和浙江嘉兴南湖上一艘普通的游船开始的。

林伯渠

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建道路，是先建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然后成立全国性统一的共产党。从1920年8月至1921年6月，先后建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法、旅日等八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它们都是日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据国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党的八个早期组织成员人数为58人，即中共一大召开前全国共有58名党员。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1886年出生于湖南安福。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蔡锷、廖仲恺等革命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立志推翻清王朝。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之后回国。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辛亥革命后的屡次失败，使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益感困惑和绝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处于迷茫之中的林伯渠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的道路，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与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林伯渠回忆说：“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新的认识。次年，‘五四’运动更使我认识群众力量伟大，如何使自己确实站在群众内活动，而不是其他。”1920年12月，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林伯渠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并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1921年1月，经陈独秀介绍，他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对此，林伯渠后来在总结自己参加革命的历史时说，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还指出：“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谢觉哉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抵达上海，并与上海共产党早期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数次会晤，他们达成了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共识。李达、李汉俊在通过书信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遂写信通知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要求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接到参加上海会议的来信后，作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立即秘密从长沙启程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6年，毛泽东对访问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看来，关于他们两人出发的具体日期，时隔十多年之后，毛泽东也记不清楚了。实际上，毛泽东和何叔衡动身的准确日期是1921年6月29日。

作为新民学会的会员、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谢觉哉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他为避免反动派搜查所画的5个圆圈，意为“共产主义者”。1952年，谢觉哉在《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一文中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1978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也解释说：“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的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专项 “中共一大若干重要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