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亲吻火焰|封面人物
今年是徐志摩逝世90周年。诗人之外，徐志摩的报人、散文家、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中西文化交流者等多重身份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抛开对感情生活的炒作、“情种”“风流才子”的标签，徐志摩形象被窄化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些诗句跨越不同的时代和阶层，在无数人的口耳中流传，吸引了人们对他的大部分注意力。
只就诗而言，徐志摩在许多人心中的形象依然单薄而刻板。他的诗背后深远的浪漫主义传统，以及诗人身上丰富而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让今人感到陌生，也为他同时代的人所惊叹。如果只读徐志摩那几首传颂最多的诗，而不进入他所处的历史，了解他在创作、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对爱、自由与美的极致尊崇与践行，就无法理解他短暂的一生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生命能量，让胡适感叹“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
徐志摩的学生、作家梁遇春曾回忆在上海的一个场景，一天晚上，徐志摩拿着一根纸烟向朋友点燃的纸烟取火，说道：“Kissing the fire。”“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他却肯亲自吻着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
也许，对徐志摩的认识之所以存在熟悉和陌生的错位，除了对其浪漫主义精神的庸俗化理解，更多地源自对烈火的回避。这不是一个文学史神话，而是一个人，以其对“单纯信仰”的毕生追求，去展示人在短暂一生中，如何迎接生活中的火焰，甚或成为一团烈火。
语言的拓荒
在浙江杭州，已成为网红打卡点的徐志摩纪念馆，常常伴着年轻的面孔一起出现在“小红书”软件上。2021年11月19日，徐志摩的忌日，清晨落着雨，依然有人前来打卡，访客的脸青春洋溢，连同打卡照片的背景、外墙印的诗人的脸，也那样年轻。
▲游客参观杭州徐志摩纪念馆 图/视觉中国
1931年11月19日，34岁的徐志摩所乘飞机在济南失事，素来以热情闻名的现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编辑家、文学活动家骤然离世，一时文化艺术界震恸，北平、上海和海宁分别为他举行三场极尽哀荣的公祭。徐志摩去世后，其形象依然在几代人的想象、注解与追随中继续丰盈，成为流行文化的符号。如今各类打卡软件上，无论纪念馆来访者是为拍写真还是探店，无论他们写下多少时新词汇“永远的神”“友友们”“绝了”，打卡文案最终总会出现那几句——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诗，令一百年后的人仍能与创作时刻的诗人共情。覆着爬山虎的徐志摩纪念馆内，一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纪念徐志摩的学术沙龙正在进行。在一个世纪前开启的新文学革命中，在五四以来的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交汇处，诗人是语言的拓荒者。如今已进入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当年也是一群青年写作者，他们在标点符号和方块字中探险，引领着我们开拓语言的未来。
“对当下写诗的人来说，总有一些人耻于谈志摩，觉得他过时，”一位学者在沙龙上说，“但哪怕到了现在，谁都能背几句他的诗。”
另一位学者提出，徐勾连起许多文学现象。“在剑桥时，徐志摩是走读生，当时年纪和他差不多的纳博科夫（《洛丽塔》作者）也在剑桥读书。”
有学者总结，徐志摩是非常自信的人，“中国人去西方有一种民族自卑感，但二十出头的徐志摩和哲学家罗素等人交往很好。当时新诗的产生一直是被旧诗所轻视的，但他和旧诗人的交往也很多。”
“你们合照的时候，能不能把我P上去啊？”会场的视频连线大屏幕上，73岁的学者陈子善笑眯眯地说。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陈子善从鲁迅起步，后来在研究郁达夫的过程中对郁的中学同窗、好友徐志摩产生了很大兴趣。
长期以来，徐志摩最为人注目的是新诗成就与其引领的“新月派”。但报人储安平曾在徐志摩逝世后撰文说，“在他自己的功绩上，散文的成就比诗要大。他文笔的严谨，在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徐志摩是新文化运动文人中不多的受过系统的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学术训练的人。与西方哲学家罗素、诗人泰戈尔等人交往颇多的徐志摩，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国外的文学、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文章。
▲罗素 图/视觉中国
“除了几首耳熟能详的新诗以及几段情史，不少读者已不太关注诗人徐志摩在思想和诗艺上的可贵追求。”几年前为《徐志摩与沪江大学》作序时，陈子善期待该书纠正徐志摩被扭曲的公共形象。在他看来，近年来出版界和影视界为牟利而炒作徐的感情生活，他的形象被涂抹成了“情种”和“风流才子”。“对徐志摩形象的歪曲，并非限于某个时间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徐志摩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可否认，而对一位作家最好的纪念是阅读其作品、发掘有价值的史料来推动对他的研究。
在这场纪念徐志摩逝世90周年活动上，陈子善建议纪念馆的馆长影印《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供与会者研究，这是徐去世后一个月出的纪念专号，作者都是刻入历史的响亮人物。胡适、林徽音、陈梦家、梁实秋、沈从文……37人写的各类文字近四十篇，还原了当时的文学现场。这本小书无关文学史地位与家国命运，是一群人骤然失去他们珍重的朋友，文字里的惊愕与悲痛都还新鲜。
▲徐志摩给胡适的信之信封 图/《徐志摩全集》
“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在挚友去世十多天后，胡适在《追悼志摩》中回忆。梁实秋在《谈徐志摩》里写到徐在朋友中的灵魂位置，“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有时迟到，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
徐志摩是一位彻底的浪漫主义者，胡适写道，“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90年后，纪念徐志摩的沙龙活动中有人朗诵他的诗句，与会者都已远远超过当时徐志摩的年龄。有人说，“只读徐志摩的诗，是读不懂徐志摩的。读徐志摩，要进入历史。”
学生志摩：女权主义、爱因斯坦，与“决心杀懒虫”
敬奉我最亲爱的父母亲大人，此是儿子至东美所照的相，大人看了一定很欢喜的。
毫无疑问的是，现代女权主义运动是从玛丽·沃尔斯通克莱芙特里起源和得到灵感的……中国今天的妇女问题几乎是一个至关重要、无所不包的问题。它不但是一个社会、文化、思想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和道德的问题。因为在考虑妇女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考虑着整个人口的一半，它和另外的一半紧密相关，并不断对其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要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它的长处和弱点，它的落后性和进步性，要懂得它当前为了适应新的状况而进行改良和革新的必要，并估量它改革和发展的可能进程……鉴于在西方，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与中国有关，就容易引起误解，所以我想就我能力所及，对有待及时合理解决的中国妇女问题做一些新的探讨，不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1920年，美国，23岁的徐志摩将硕士论文题目定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一年前的9月，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系硕士，却倾心于政治、劳工、民主、文明和社会主义等问题。
20世纪初，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已至高潮，这次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现在，轮到她们的东方姐妹来思考这一她们长久以来一直羡慕和追求的目标了。”在论文中，徐志摩对中国女性的未来十分乐观，详尽介绍中国社会的性别传统与新近的妇女解放进展，并指出中国女性的地位与权利的问题：如女性长久以来受到的教育是“训练成高尚的母亲和称职的妻子”，而在经济方面，家庭妇女的“家庭服务具有巨大经济价值”，“把她们看作在经济上是非生产性的是错误的”，并倡导女性的离婚自由。
在杭州一中同窗郁达夫的记忆中，少年徐志摩在学校热情活跃，“戴金丝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而考起来或作文起来总是分数得最多的一个。”那时徐志摩常在校刊发表文章，十几岁时文言功底已经很好。出国前，徐志摩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上海沪江大学(浸会学院)、北洋大学法预科、北京大学法科。
1918年8月，21岁的徐志摩求学异邦。老师梁启超希望他学成归国立业，父亲则期望他进金融实业界，他自己的理想是做中国的Hamilto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政治家，联邦党领袖，曾办报纸开民智）。他从上海踏上赴美旅程，写下《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总结清末以来留学生的教训以自我警醒：许多留学青年出国前握拳呼天，油然发其爱国之忱，但学竟而归，或蔽于利，或拙于用，有的甚至陷于绝境。
▲徐志摩于克拉克学院求学期间留影 图/《徐志摩全集》
这一年9月，徐志摩进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就读（三年制本科）。入学不久，他与同舍的四人定下规章制度：10月15日开始，每天6点起床，7点开早会（激耻发心），晚上还要唱国歌，10点半归寝。白天在外学习，也要运动、散步和阅报。但实施总有一些难度。20出头的徐志摩自省因懒而散漫，早上洗漱后神清气爽，但吃完饭便昏昏欲睡，尤其苦于图书馆太温暖，“尤令懒气外泄，睡魔内侵”，又想起母亲总说他“几乎把一生懒了过去”，决心“从今打起精神，以杀懒虫、减懒气第一桩要事”。
起初，徐志摩英文不佳，但在苦学中进步神速。他选修了现代欧洲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1789年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组织”、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法文、西班牙文等课程，加上他在康奈尔大学夏令进修班得的四个学分，最终以一等荣誉奖在次年6月毕业。1919年9月，徐志摩进入哥大经济系读硕士，但他选课侧重政治方面，并研究各种政治学派的学说。
这一年，五四运动在国内声势浩大，在美求学的徐志摩也备受鼓舞，希望能从外国的政治经济中寻求救国之路。他一度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工业成就怀抱好感，但罗斯金（英国作家，曾批评工业革命的弊端）与马克思的理念让他的主张从实业救国转向政治救国。他研读起社会主义和苏俄的书，“《新青年》劳动号极愿意看”，并写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对所有西方思潮，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包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尼采、克鲁泡特金、罗斯金与马克思，徐志摩通通抱有热情。
“我在24岁以前，对诗的兴味远不如对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他写道。1920年9月，因对罗素的迷恋，他追罗素到英国，不料罗素去了中国。这时的徐志摩在欧洲进一步吸收各种新鲜事物与学说，这种寻求是全方位的，整个世界对他来说都是开放和流动的。
对政治、经济、哲学、科学，他皆有无穷好奇。爱因斯坦于1915年完成广义相对论，1916年正式发表。徐志摩读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浅说》，不太懂，向在英国同住的学工程的同学请教，同学称他不管，“我说这事体关系很大，你们学科学的不能不管。他气烘烘的说，你要听他（爱因斯坦）可糟了，时间也不绝对了，空间也不绝对了，地心吸力也变样儿了，那还成世界吗？”
然而，这位科学爱好者并未被劝退。徐不再请教他人，自己钻研了几本书和相关杂志文章，在理解上有了些突破。能写一手漂亮文言的徐志摩，在给梁启超《改造》杂志写的相对论介绍长文中，使用了大量俏皮话与江浙土话。“我唯一的目的只要因这一篇烂话，引起大家的兴趣，随后买书来自已研究，我就满意得很。”
“众位要知宇宙间的玄妙，并非读自然科学的人的专利，凡是诚心求真确知识的人，都应该养育一种不怕难、好奇的精神，方才可以头头是道。”1921年，徐志摩写道，“将我自以为懂几点，用最平浅最直率的话来写。诸位看了，无论乐意不乐意，总请原谅。”
想象中国的新开始
一百年后，徐志摩这篇向国人介绍相对论的文章，被相对论爱好者发在百度贴吧的“相对论吧”。帖主介绍，本文是徐志摩1921年发表在《改造》杂志上的，出自《徐志摩全集》。原文下跟帖不少，多为惊讶：
“粗粗看了一遍，遣词造句真有意思。”
“这下大家也可以读读这个浮躁诗人的附庸风雅之作了。”
“作者这个时候才23岁（实为24岁），文笔怎么那么老成呢？”
“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人，对一切都充满热情和好奇，迎上前吸收。”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宋炳辉对《南方人物周刊》说，他坐在上外校门旁的一家星巴克里，斜对面就是鲁迅公园。在1993年出版的《徐志摩传》中，宋炳辉大量运用比较文学的视角，呈现徐志摩如何在20世纪20到30年代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之一。“做徐志摩研究，我觉得还是有意思，内容特别丰富。我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但徐志摩的个性很好玩。”
1990年，宋炳辉已经本科毕业工作四年，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读贾植芳先生的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老师陈思和正为出版社策划一套现代文化名人传记，宋炳辉自己选了“徐志摩”这个题目。研究徐志摩不是苦差事，徐在短短34年的人生中留下了大量散文、诗歌、翻译作品和书信日记，散文里有一个当时正发生着的全息大千世界：13岁时初次戴眼镜后蹦了起来、欧洲的文学与诗歌、和朋友看戏后被人写文骂、持续关注的英国政治动向、罗素与苏俄等等……一切皆是在动，文章骨骼清晰，文字流转间有蓬勃生气。宋炳辉阅读时，常被这个人文字中的热情所感染，虽然不乏浪漫诗人一贯的夸张，但也是其发自本心的写作。对爱、自由与美的追随，在徐志摩的散文中是有着充分体现的。
▲徐志摩给罗素的贺卡及信 图/《徐志摩全集》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宋炳辉对徐志摩的交际圈很惊奇。1920年，徐志摩为追随罗素到英国时，只是23岁的青年学生，政治经济各学了一些，一腔热情，尚未想到写作，结交的却是哲学家罗素、作家威尔斯、批评家墨雷、美学家弗赖、英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拉斯基等英国著名作家和学者，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之一狄更生对他偏爱有加。在《欠中国的一笔债》中，研究中国文学的英国学者魏雷讲到，他们通过徐志摩了解到当时文学艺术在中国有教养人士中的地位，徐是中国在一战后给他们知识界的一大影响。宋炳辉在传记中引用了魏雷的话并评述，“魏雷的话，足以说明徐志摩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个接受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积极的影响主体。”
“你说他孩子气也好，说他浪漫气质也好，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热情和力量，所以他能够跨出这一步。勇气对文化交流的意义很大。新文化运动那代人文化心态开放，徐志摩的性格也很特别，有才华，眼界开阔，特别愿意打开自己，那些文化人当然愿意和他交往。”宋炳辉说，虽然离不开梁启超、林长民、章士钊和陈西滢等人的引荐，但最终得以多年持续交往，还是因为徐本人的个性和魅力。徐碰钉子的表现也很有个人特点，见哈代时显然受了怠慢，一般人就受挫了，但他的热情与快乐不减分毫，还为此写了详细的文章记录，“这样的文章其实有一种炫耀的成分在里面，但它又是非常真诚的。”
来到剑桥大学是徐志摩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里，他从立志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的学子，转变为独具个性的诗人和散文家。传记认为“康桥”是徐志摩创作的灵感之源。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期间，虽然是现代主义先锋文艺蓬勃之时，但他却更多地受到了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的深刻影响。“对于徐志摩来说，从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到罗塞蒂、哈代、弗莱克、嘉本特，乃至法国的波德莱尔、意大利的丹乌雪农，都同时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英国。但从徐志摩之后的创作历程看，他的诗思、诗艺都没有越出过19世纪浪漫派的范围。”宋炳辉说。
虽然在康桥时期写下了大量诗作，但留下的不多，他是到了英国之后才开始写诗的。宋炳辉认为，当时中国的新诗在喷发的自由体之后，新的形式还没有成形，“古典诗词徐志摩是会写的，但是他那种现代浪漫式情感也不可能用古典的形式来表现，这时期他的诗作，我们今天来说可能是散文诗或者自由诗。根据他自己的表述，他在这个时期写诗的量是很大的，到后来慢慢地从中凝练出形式感，就会留下一些。其实徐志摩真正意义开始写诗是回国以后，《志摩的诗》前面一小部分是从剑桥时写的一大批诗中挑了一些出来，其他都没有保留。”
▲商务印书馆《徐志摩全集》
在编纂《徐志摩全集》（商务印书馆）的作家韩石山看来，1922年8月，徐志摩放弃博士学位回国之后，除了诗人身份，他更多时候像一位时政评论家，这一时期他的文章兼有论文剖析的深度与华丽流畅的语言。在编全集时，韩石山特意把散文卷放在了整部徐志摩全集的最前面。十本书中，共四本散文。“现在人们只觉得他是个才子，忽视了他在当时社会为传播现代理念、改造传统认知的努力。”韩石山表示，徐之后投身“新月社”与接办《晨报副刊》，足以证明这些才是他投入最多的地方。
回国后的徐志摩与国外联系依然很多。其中，泰戈尔来华遇冷事件，可作为国内外文化交流环境复杂的一个例子。宋炳辉注意到，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由于过分热情而带来未曾预料的失误，“他的浪漫气质使得他因心怀热切而言过其辞，他在宣传泰戈尔的文章中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可以代表中国的大多数青年。”
▲徐志摩和泰戈尔在清华园 图/《徐志摩全集》
在泰戈尔访华的1924年，中国文化界正开展一场“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复杂争论，参与者包括“新文化阵营”“学衡派”“甲寅派”“玄学派”“现代评论派”等不同立场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泰戈尔由于主要受到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的接待，并会见了辜鸿铭等旧势力的代表，成了左翼文人攻击的对象，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批评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于是，泰戈尔成为当时中国各种文化势力表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一个导火索。而在这种形势下，徐志摩的《泰戈尔来华》由于措辞不够严谨而更遭人诟病。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北京时，同他的两名翻译徐志摩（右）、林徽因（左）合影 图/新华社
从五四运动到1920年代，国内文化界生机蓬勃，许多年轻人思索、探求着民族未来的各种可能。宋炳辉认为，30年代抗战开始后，民族矛盾突出，这种文化论争的多元性才被削弱；而在徐志摩刚回国的时期，不同立场的论争非常迫切，“那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时代，政权分散、各地经济状况有别，西方和本土、现代和传统的各种思想最混乱也最丰富。年轻人去不同的国家学习，每个人吸收的东西、带回来的思想资源不一样，对中国现实的看法，尤其是对中国将来的路怎么走，意见各不相同。文学艺术和思想在那个时期的活跃和这个背景有关。”
编辑志摩：比稿子长的“编者按”
——1925年12月7日 晨报副刊 记者 谨启
——1925年12月9日 晨报副刊
1925年9月下旬，28岁的徐志摩从苏俄及欧陆旅行回国不久，便接受《晨报》主编陈博生、黄子美的邀请，出任《晨报副刊》主编。此时，徐志摩以新诗诗人、散文作家为文坛所瞩目；作为新月社的主持人之一，他也与其他文艺社团交往甚多；作为《现代评论》杂志的特约通讯员，他的诗文频繁出现在《现代评论》等报刊上。
▲《新月》杂志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28年3月由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任编辑 图/Fotoe
“我决不掩讳我的原形，我就是我。”在就任的文章中，这位新主编表示。他在《再剖》一文中写道，他最初心目中的读者就是这时代的青年，作为主编，他要感受读者情感、反映读者思想，而不只是做选稿、配版、付印、拉稿等机械性任务，“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
实际上，在接手《晨报副刊》前，徐志摩独立办一份刊物的计划曾几度落空。1923年3月，《时事新报》改组，梁启超推荐徐去副刊《学灯》，但他只是刚回国的无名之辈，没能成功。同年冬，张君劢组织成立理想会并拟办《理想》月刊，邀徐参加，未能实现。1924年春，徐志摩从家乡硖石来北京准备筹办《理想》周刊，计划办成像伦敦的《国民》那样的杂志，最后落空。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时建议徐办一份英文季刊以通中外文化之桥梁，他在这年冬季积极准备，也联络金岳霖任编辑，然而北方战事又起。
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新闻界有四种报纸的副刊最为著名，即《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和《晨报副刊》。1919年2月，《晨报副刊》（当时为《晨报》第七版）曾由李大钊主编，他把副刊作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就发表于此。
自1925年10月初起至次年10月，徐志摩主要负责文艺版的编辑工作。他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地，他的社会理想、政治主张与文艺观念有了充分表达的机会，编者的浪漫个性也得以自由展现。但报纸天天出，副刊几乎天天有，徐志摩感到稿件不足，但对稿件质量不肯苟且。与众人交好的他请好友来稿支持，自己也不得不大量写稿。
结束1925年春天的苏俄旅行之后，徐志摩曾对苏俄的社会现状作了记述和批评，随后在《晨报副刊》发起了“苏俄仇友”的讨论，在崇苏的氛围中显得较为特别。在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期间，先后有两场波及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团体的争论，虽然徐在争论中身兼鼓动者与和事佬的角色，但还是明显展现了他在政治、思想和文艺等各方面的态度。
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专栏《诗镌》问世，徐志摩与闻一多轮流编辑。《诗镌》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卫队屠杀游行请愿的群众。徐志摩写下《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闻一多、饶孟侃、杨世恩等人也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之暴行。
这一时期的《晨报副刊》中，常能见到“志摩注”“志摩附记”字样，这几乎是编辑的特权，每当在来稿中遇到想表态的话题时，徐志摩便写下有时比原文长的“附注”。张奚若来稿，一千多字短文《副刊殃》，编辑徐志摩一口气写近两倍篇幅的附注，自解“长得荒谬的大尾巴，往往因为太长了拖在背后其实不像样，爽性甩了它过来安在前面当幌子用”。画家刘海粟来稿，一千来字的短文《特拉克洛窪与浪漫主义》，编辑徐志摩极感兴趣，又写三千字附注，因这“编者按”实在篇幅离谱，他直接另取标题发表。
“每天早晚报馆送来总是一包，通信人大都是‘神交’，不相识的，各式各样的字体，各式各样的文体，各式各样的信纸信封。”接手《晨报副刊》后，喜好收信的徐志摩收到大量来信，除了来稿，有不少读者来信抱怨编辑附注太长太多，也有来信批评他滥用编辑职权成天滥写。徐志摩连忙在报刊上向读者致歉，之后副刊里的“附注”便少了许多。
但在编者按中，也有对青年作者的推荐和保护。他作短文向读者和文学界介绍青年作家沈从文的散文之美。当时沈从文在文坛只是边缘人士，在北京生活困窘，而被徐志摩夸的稿子又出了一稿三发的失误，忧心为他人言语，写文给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声明说明缘由，落款“于新窄而霉斋”。编辑徐志摩在刊登作者声明后，又加了一节温厚的附言，给年轻作者以宽慰，又向读者肯定沈的才华，最后以一段俏皮话盈盈收尾：
从文：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前后只出了11期的《诗镌》贡献极大。徐志摩联合闻一多、朱湘、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等诗人，在《诗镌》上倡导新格律诗的理论，进行创作实验。闻一多在《诗镌》提出“乐音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成为新月派诗歌理论的核心。
此前，无论是胡适、刘半农、刘大白等早期白话诗人，还是后来的郭沫若等自由体诗人，都没有认识到新诗之形式美的重要性。1922年前后的五六年间，诗人诗作如雨后春笋，可读的却非常少。从1920年代初期起，一些诗人提出重造新韵，但真正使这一设想具体化、系统化并付诸创作，是到《诗镌》才开始。
“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徐志摩也对闻一多的理论作出部分修正，坚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在倡导新格律诗的实验中，徐志摩的诗风有了明显变化（尽管他的诗作在形式上与闻一多倡导的新格律诗有较大差异），从感情无羁的奔涌到注重音韵和节奏，作品进入另一境地，从而在中国1920年代的新诗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草上的露珠儿》手迹 图/《徐志摩全集》
“Kissing the Fire”
“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大概没有哪个文体在审美判断上遭遇到比新诗更严重的分裂。当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敲击回车键的方式来写诗，当文本细读变成语焉不详的赏析和高深莫测的黑话，当无数的诗歌奖颁给了无数的诗人，当大量水平参差佶屈聱牙的译诗集被捧作现代诗的典范，读者确实很难分清哪些诗人是江湖骗子，哪些诗作又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几年前，诗人、评论家张定浩写道。
“最初写诗和对文学感兴趣，我其实是因为徐志摩。”在上海巨鹿路《上海文化》的办公室，张定浩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这天下午他在做杂志的编务工作。中学阶段，他在县城读书，能接触的文学书少，但偶然读到《再别康桥》时，他忽然有奇异的感受。“诗是让你可以有感官性反应的，现在类似《再别康桥》这种的诗歌语感和节奏似乎很平常了，但这正是因为诗人的努力，才让这种音乐性慢慢进入语言的日常化。”
在他看来，徐志摩这位新诗早期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在今天几乎被学院习诗者羞于提及，因为在文学史上，他所隶属的19世纪浪漫主义诗学传统，被描述成被法国象征主义和英美现代主义诗学迅速替代的过程，仿佛某种被时代淘汰之物。但悖谬之处在于，在那些没有受过文学史训练的普通读者那里，徐志摩最好的一些诗仍在流传，一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比如那首《偶然》。
“当代很多诗人，名气很大，圈子里都知道，但你能不能即兴背出他的四行诗来，或者想出一个可以背出他四行诗句的当代汉语诗人？我觉得非常困难。我们现在头脑里知道一些诗人名字，但他们的诗没有进到我们心里。徐志摩的诗歌有能力自己生成翅膀，进入陌生人的心里，不是靠他的名声。他最后并不是活成了一个诗人的名字，而是化在无数能自己飞翔的诗句里。”张定浩说。
到复旦读中文系硕士后，张定浩第一篇论文写的就是徐志摩，心里像还债，也借机系统看了徐志摩全集，知道他在诗人之外的多重身份与多彩人生，更感受到句子背后的分量。他觉得徐志摩在《猛虎集》时的诗艺已臻成熟，但诗人去世太早。徐志摩写过几次康桥，早年到英国留学时写过诗，后来又有一篇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再到《再别康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主题一直在他心里，一首好的诗歌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很多时候是反复打磨的结果。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不是很轻松愉快的，而是有很多悲哀和沉痛，但在他那里，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把沉重隐藏在其中，转化成一种音乐性的轻盈，按照辛波斯卡的话说，是‘竭尽全力保持轻盈’，这个力量是很强的。”
在他看来，徐志摩的个人生活遇到各种挫折，但始终热情面对生活并做实事，“并不是像后来的很多诗人，从个人生活的不幸里寻找养分，在受虐的感觉里找到一种写诗的能量。徐志摩和新月诗派，在中国新诗史上是很可贵的存在。新月派的诗人，除了徐志摩，不管是林徽因、梁实秋还是陈梦家乃至沈从文，他们在各自领域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健全的人，这也是浪漫主义对人的期许，他们相信人的力量足够强大，完全不同于1980年代一些只是为了写诗、个人生活一塌糊涂或私生活很混乱的诗人。我觉得早期新诗作者的目标更大一点，并不只是要写出好的诗来，他们希望通过写诗这个事情，对整个人生有所改变，对生活有所改变。”
▲徐志摩给林徽因的信 图/《徐志摩全集》
在《晨报副刊》的前后两年多里，徐志摩的诗文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于1925年出版，确立了他在诗坛的地位。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中的大部分和《志摩的诗》中的部分诗作，都是这一时期的收获。散文集《落叶》与《巴黎的鳞爪》先后出版；《自剖》集中的大部分篇章也作于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抒情散文般的书信与日记。全集一半以上的文字，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正是这些流露情感、表达观点的诗文，展现出一个饱满的徐志摩。
“他（徐志摩）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惊奇着。人世的悲欢，自然的美景，以及日常的琐事……他天天都是那么有兴致。”作家梁遇春是徐志摩在北大英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和《新月》月刊的作者之一，曾著文写一个场景，“三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拿着一根纸烟向一位朋友点燃的纸烟取火，他说道：‘Kissing the fire’。这句话真可以代表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过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的光辉，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会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结果上了个大当。他却肯亲自吻着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
在宋炳辉看来，真诚地袒露自我个性，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一种时尚，它的魅力也正在于其所体现的勇气。在“五四”一代的作家中，乃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没有谁比徐志摩在爱情至上和爱情神圣的观念上走得更远。宋炳辉在传记里花了一章讲述徐志摩对浪漫之爱近乎宗教崇拜的强调，他对爱的推崇备至和无所畏惧的追求，正是在对立于中国礼法传统的基础上所确立的崭新人生理想。这一理想本身虽然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气息，但在整个时代大潮中，它的意义却远超个人。
与革命和战争相比，浪漫的恋爱自然更容易说到做到。这并不表明诗人缺乏对抗旧秩序的勇气，只是他表达勇气的方式不同。“他在短暂的生命中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从而使他的人生呈现为一个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者的完整形象。他把一个完整、统一、赤裸的自我作为一个活的象征，投入时代与社会，用自己的生活及其创作，竭其终生之力倡导和高扬他的信条。”
艺术创造和婚恋遭遇，公共和私下的生活，作为时代思潮和作为个人信念的浪漫主义，对徐志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其实是不断生成的，在吸收信息、表达生命体验的过程中，不断地塑造出新的自我。徐志摩这样开放的人，当然有一些变化，甚至是多变，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宋炳辉说。尽管如此，他认为徐志摩的生命里有一种不变的浪漫主义精神，“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分析浪漫主义的核心价值——为了一种理想，不管是什么理想，可以是爱情、革命，他愿意付出所有，哪怕为了抵达片刻的理想状态，他也可以把一生全部付出，不计成本、不权衡利弊。”在这个意义上，徐志摩的创作、生活和社会活动，“恰恰都在贯彻浪漫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诗人志摩：康桥与漫游
——徐志摩 《眉轩琐语》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徐志摩 1928年，《再别康桥》
1928年6月16日，徐志摩从上海出发，踏上赴欧的旅程。新婚后在上海一年半的生活不如他期待的那样平静与幸福。一方面，北伐军挺进、北方政府崩溃，社会动荡不安，老家的婚房被当地“流氓”霸占，父亲受扰，而徐志摩赴京一时已无可能，混乱期只能留在上海租界。另一方面，他与陆小曼都顶着极大的社会压力成婚，婚后生活却浑浑噩噩，能创作的时间很少。二人拼尽全身气力实现浪漫之爱后，发现接下来的生活并不容易。
6月25日，在海上，他给陆小曼写信，“在船上是个极好的反省机会，我愈来愈觉得我俩有赶快wake up（觉醒）的必要。上海这种疏松生活实在要不得，我非得把你身体先治好，然后再定出一个规模来，另辟一个世界，做些旁人做不到的事业，也叫爸娘吐气。我也到年纪了，再不能做大少爷，马虎过日。近来感受种种的烦恼，这都是生活不上正轨的缘故。”
取道日本、再到美国，横渡大西洋，到达英国与欧洲大陆，穿过地中海到印度，最后从南海回国，徐志摩绕了地球一周，大致是他早年求学时的路线，日本也是他与泰戈尔的同游之地。故地重游、旧友相聚是他这次旅程的主要目的。比起1925年的出游，这次旅行有个很大区别，他不再盘桓在他崇拜的故人墓前——当时一边被鲁迅著文嘲笑，一边也自嘲确实像“挂清明”。这一次，他忙着和现世的人们相聚。
再回康桥，整整六年，徐志摩从无忧学生成为一位有沉甸甸经历的诗人、教授。由于没有提前和朋友说，到康桥时，老友们都不在，他便在校园转了转。在英国时，徐志摩拜访了老师罗素，二人彻夜长谈，哲学家辛辣幽默如以往，待他温厚。徐志摩原以为能在康桥见到狄更生，但狄更生已在法国，徐经巴黎、杜伦、马赛准备乘海船回国，一路电报与之联系。狄更生竟一站一站地追这个年轻人，最终在马赛相见。这位当初把徐志摩介绍进皇家学院，使他得以进入康桥文化圈的英国老人，不辞辛劳赶来与他告别。结束整个旅程后，1928年11月6日，他在南海上写下了《再别康桥》：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诗句极轻盈，广为传颂，有诗人的无限眷恋、无限落寞与温情。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2月10日的《新月》月刊上，后收入《猛虎集》。回国后，他继续教书和办《新月》。1927年7月1日，新月书店开张，后来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次年3月10日，徐志摩与胡适、梁实秋等人办的《新月》问世。张奚若曾说徐志摩是个“一生没有仇人”的人：“别人不能拉拢的朋友，他能拉拢；别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别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书店，《诗刊》种种团体工作，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发酵素，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粘合物。”
这一次旅行中，徐志摩在探望泰戈尔及恩厚之夫妇时，也探访了他们在印度和英国建设的农村理想乐园。彼时国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他想，泰戈尔的农村复兴计划也许能为中国提供一种救渡的可能。泰戈尔的农村复兴计划已实验多年。早在1924年访华时，泰戈尔就有意将他的山迪尼基顿计划在中国来个翻版，中国人中的知情者只有徐志摩、张彭春等几人。这次旅行回国后，徐志摩与张彭春等人在江浙两地实地观察，想选浙江为实验区。
上海的生活还在等着他，自1927年秋以来，徐志摩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任教授。1929、1930年，他继续在光华任教。光华的教学让他感到一种少有的乐趣，这对处于烦恼中的徐志摩来说格外珍贵。后来他致信陆小曼，“我决意去外国时是我最难受的表示。但那时万一希翼你能明白我的苦衷，提起勇气做人。我那时寄回的一百封信，确是心血的结晶，也是漫游的成绩。”
▲徐志摩与陆小曼在西湖畔 图/Fotoe
似乎在这一时期，只有学校才能让徐志摩恢复以往的光彩。在光华大学听过徐志摩讲课的赵家璧回忆，那位长着白皙的脸、戴一副玳瑁眼镜的年轻诗人散发着蓬勃生气。徐志摩在光华英文系开设了《英国文学史》《英美散文》《文学批评》等课程。“他踏进课堂，总是把隐藏在他长袍袖底的烟蒂偷偷地吸完最后一口，向门角一丢，然后向我们打开话匣子。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
1930年春天，徐志摩把班上的学生带到校园里的树荫草地间讲课。每天早上，学生们在校门口等候徐志摩的汽车到来。师生漫步走过篱笆，爬越小泥山，跨小溪，来到一片树林中的古墓前。他身靠古墓前的古槐，学生分坐在树荫下的石条上，头顶是满天绿叶，有鸟歌唱。徐志摩吸完最后一口雪茄，便开始讲课，他给学生们念赫德生（W.H.Hudson)的《绿色大厦》和《鸟与人》，讲泰戈尔如何喜爱赫德生：“你们假若能去泰戈尔创办的那所国际大学，住上一星期，你们才会感到宇宙万物的可爱。我们要回到自然界去，这世界实在太脏了，什么地方都是丑的。”
而每当走出学校，生活的烦闷与苦痛又等候着他。1929年1月9日，恩师梁启超病逝。1931年2月下旬，徐志摩在胡适等好友的劝说和安排下离开上海，赴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他原想举家搬迁，但妻子不愿离开上海，他便独自北上。1931年上半年，他在北京上海之间的奔波有八次之多。家中开支大，徐志摩已做起房产生意，且生活节俭。这年下半年，他又兼任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北京、上海和南京三地奔波的生活，直到登上1931年11月19日的那趟飞机。
此后三日胡适收到的电报摘录如下：
“不断被谈论，不需要统一”
1980年，沈从文作为历史文物研究者去美国讲学，在朋友王际真家，看到了自己当时向王报告徐志摩遇难的一封信。当时收到遇难电报，29岁的沈从文连夜坐火车赶去济南，为送别徐志摩做了许多事，但一直很沉默。在《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中，他留下的也只有电报文字。
第二年回国后，79岁的沈从文写下50年前他在友人遇难后的心情：
在沈从文去世后，直到2002年《沈从文全集》出版，那两首沈生前从未发表的、关于徐志摩的诗才面世。后来，学者张新颖在编纂《沈从文诗集》时也将它们收录进去。徐志摩的死，是沈从文用一生去消化的事情。“死了一位坦白的人，留下多少衣冠绅士”，编者注：“这段似未写完”。又注：“手稿的背后还有两句”——
在诗人90周年忌日的晚上，徐志摩纪念馆馆长罗烈洪还在忙碌。他最初读徐志摩是上世纪90年代。在那个手机还没普及的年代，他在西安工作和学习，给远方恋人写明信片。小小一张卡片，字数有限，留给了诗。他学着写一些，也摘抄一些，“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2015年，罗烈洪开了这一所民间纪念馆，办文化沙龙、讲座，做微信推送——他原是徐志摩百度贴吧的吧主，几年间与人无数场线上论战后，觉得有必要为志摩做些什么，“我不是学者，我就是志摩的一位粉丝。”2021年11月19日这天的沙龙上，还有一位从辽宁赶来的女士，她说起自己是因志摩而学写诗。一位23岁的大学生中途过来送了一束白花，因为最近忙着考研，听完沙龙，他几乎是跑着回校备考。
“一个活的经典，恰恰就是在不断地被谈论，但是不需要统一。”宋炳辉觉得，对徐志摩也不需要定论，各人各有所得，一旦有定论，可能就成了定格在某个阶层或时代的完成式，而不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不同的时代、情形和阶层中被人讨论，这就是文学艺术的意义呈现方式。”
▲游客参观杭州徐志摩纪念馆 图/视觉中国
“我觉得和志摩很亲近。”罗馆长道别，要赴另一场关于志摩的约。夜晚的徐志摩纪念馆前，仍有年轻恋人在拍照。“蛮热闹，这样也蛮好，我想志摩也会高兴的。”罗馆长笑盈盈地望着。溶溶的月光漫在墙面，几年前刷的外墙有几处卷了漆，拍照的年轻人还在逗留，谁来了都会脱口而出那几句，面对墙上那一张永远年轻的脸庞：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参考文献：《徐志摩全集》，韩石山编，商务印书馆；《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1931年12月，北平晨报社编辑；《徐志摩传》，宋炳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徐志摩：年谱与评述》、《书带集》，陈从周著，上海书店出版社；《说徐志摩》，陈子善著，上海书店出版社；《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诗集》，张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