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文｜“赤子”是“尺子”还是“红孩儿”？

孙玉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

“赤子”指婴儿，其中“赤”的意义，清代以前，没有不同的解释。《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孔颖达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汉书·贾谊传》：“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颜师古注：“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发，其色赤。”《资治通鉴·汉纪六》：“故自为赤子。”胡三省注：“婴儿体色赤，故曰赤子。”清骆如龙《幼科推拿秘书》卷一《赋歌论诀秘旨》：“小儿初生，五官宜赤。耳目口鼻天庭，五官也。初生气血满足，其色纯赤，故曰赤子。”这是传统最有影响的观点，要想提出新的见解，必须有铁证证明此说为误。

清代以来，对“赤子”的得名之由有不同看法。清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一《义讹》“赤子”条：“古字尺、赤通用，故尺牍亦谓之赤牍。《文献通考》云：‘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成人曰丈夫，六尺之躯、七尺之躯、三尺之童、五尺之童，皆以尺数论长短，故《曲礼》曰：问天子之年，曰：‘闻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谓赤子以初生色赤者，非也。或云：古者二岁半为一尺，十五岁为六尺。愚按：二岁半为一尺之说，于《孟子》‘赤子匍匐入井’句，其义尤通，否则初生色赤及仅盈尺小儿安能匍匐乎？至于文王十尺、汤九尺及晏子长不满六尺、今子长八尺等，则又不可拘此说耳。”

古书中确有“尺、赤”异文的例子，不过数量有限。杭氏根据古人以身材长度来形容人的年龄来证明“谓赤子以初生色赤者，非也”，是根据不足的，因为并没有证明古人不能用别的方式来指人的年龄，由此证明“赤子”的“赤”假借为“尺”，推理上有问题。杭氏知道，他所举《孟子·滕文公上》“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的例子，按照古训“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去理解“赤子”的得名，也可以讲通，所以他只好说，按“二岁半为一尺之说”来理解，“其义尤通”，加了一个“尤”字，已经预留退路了。为了证成自己的观点，他将“赤子”古训的理解说成是“初生色赤”，多加了一个“初”字，不完全符合孔颖达、颜师古、胡三省等人的原意，由此推论“初生色赤”之子不能“匍匐”，就不免落空；至于连他自己的理解“仅盈尺小儿”也加上来证明“安能匍匐”，这等于捎带批评自己的理解了，陷入矛盾之中。杭氏最后所说“至于文王十尺”云云，跟证明“赤子”的“赤”通“尺”没有多大关系。

战国至新莽时期，一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今天0岁正常男婴儿身高一般是45·2—52·8厘米,11个月是67·5—83·6厘米，战国时期婴儿可能身高稍微低一点，但不会低到哪里去。如果“赤子”指“一尺之子”的含义，那么得名太夸张了，当时即使是初出生的、最低身高的婴儿也应该近乎二尺。所谓“古者二岁半为一尺，十五岁为六尺”只是一种推测性意见，见于明陆深《春风堂随笔》：“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古以二岁半为一尺，言五尺，是十二岁以上，十五岁则称六尺。若晏婴身不满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岂成形体？当是极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长，准今七尺五寸余。”《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郑玄注：“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邢昺疏：“郑玄注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谓十四已下亦可寄托，非谓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郑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礼·乡大夫》职云：‘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国中七尺为二十，对六十，野云六尺对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与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为十五也。”这里“可以托六尺之孤”是一种文学语言的表达，不是一种事实陈述。所以俞樾《湖楼笔谈》说：“六尺以极小言，百里以极大言。不极小，不足见托孤之难；不极大，不足见寄命之难。”后人因以“六尺”指成年男子的身高。唐李山甫《下第献所知》诗之一：“虚教六尺受辛苦，枉把一身忧是非。”杭世骏采用陆深之说，根据“十五岁为六尺”推算，“二岁半为一尺”，这种算法没有道理，还忽视了婴儿出娘胎时的长度，据此以释“赤子”为“尺子”，解释力不强。日本丹波康赖于永观二年（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4年）《医心方》卷二十五《小儿方例第一》引《产经》（已佚，当成书于东晋至隋朝期间）：“凡儿生当长一尺六寸，重十七斤。”所谓一尺六寸，跟将“赤子”理解为“一尺之子”不合，《产经》的说法是对的。按照东晋至南朝一尺相当于今24·5来换算，1·6尺长度当为39·2厘米；按照北朝到隋朝一尺相当于29·6厘米来换算，1·6尺当为47·36厘米，看来《产经》应该是北朝的作品，南朝39·2厘米连0岁婴儿的一般长度也不符合，因此《产经》不是用南朝的尺寸来叙述婴儿长度的。据此可知杭说不能成立，“赤子”的“赤”不可能取“尺寸”的“尺”，它应取“赤色”之义，传统将“赤子”的含义理解为“赤色之子”，这种理解不误，无法推翻。

刘盼遂后来有《赤子解》一文，他的观点跟杭世骏一致，但是论证不完全相同。他说：“赤子者，长一尺之子也，犹之丈夫为长一丈之夫矣。赤与尺为同音假借字，而古者尤贯借身体以为度数之准。故度数之字，率取近人身而得义。”接着举了一些根据“近人身而得义”的例子，他的论证，缺陷跟杭世骏一样，都是简单枚举推理，不能证明“度数之字，率取近人身而得义”；如果采取“赤子”为“赤色之子”的得名，那么“赤子”就跟度数无关，他没有涉及将“赤”理解为“赤色”的对错问题。因此，他的说法也无法驳倒成说。

据说，刚出生的婴儿，皮肤对外界不适应，皮肤毛细血管丰富，外界刺激丰富的毛细血管扩张，引起皮肤红。婴儿的皮肤角质层很薄，在生活环境气温较高或大哭大闹时情绪波动，都会导致皮肤涨红。婴儿一般皮肤通红的状况会持续1—2个月，以后会逐渐变白，皮肤层增厚，皱纹减少，形成白里透红的肌肤。古人早已认识到婴儿肤色是红色的。例如古人“赤子”的“赤”跟形容词相对。隋祖君彦《为李密移郡县檄》：“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万邦则城郭空虚，千室则烟火断绝。”匡床，安适的床。《文镜秘府论》地卷《九意》：“ 时逢赤子，数值黄公。”跟“黄”对举。吕从庆《贼警》：“苍翁灾海内，赤子哭途中。”跟“苍”对举。唐杜光庭《通玄赞八首》之六：“白元来降接，赤子常携抱。”跟“白”对举。宋高斯得《次魏明已表弟韵送刘长翁赴福建仓》：“墨夫踪一迹，赤子悬万目。”跟“墨”对举。还有“红颜”，指童颜，杜甫《玉台观》：“更肯红颜生羽翼，便应黄发老渔樵。”这都说明“赤子”的“赤”人们是理解为“赤色”的“赤”。如果“赤子”的“赤”是“尺”字的假借字，“尺”是个常见的字词，那么“尺子”的写法应该更常见才是，但是古人没有将“赤子”写作“尺子”的。

再如古医书中，明孙一奎《赤水元珠·还丹秘要论》：“夫还丹者，乃返本还原之道。人禀父精母血而生，初为赤子时，元精元气元神无不纯全。”清沈金鳌《幼科释谜》卷一《初生诸病》：“婴儿堕地，一声哑哑。形体虽具，犹是血茄。”所谓“血茄”，是根据婴儿肤色得出的结果。周士祢《婴儿论·辨初生脉证并治第一》：“儿初生，肌肤至红，啼声吃吃，胸腹坚硬者，此为热毒所致。”是说，婴儿初生，皮肤是红色的，但“至红”则是“热毒所致”。夏鼎《幼科铁镜》卷二《辨胎热》：“胎热者，通面大红。红虽赤子本色，恐人不能辨。盖本色红而淡，淡而正。热色深红而燥，燥而色杂，如满口热气莽莽，或舌肿而红紫，口气蒸手，或大便闭结，小便短赤，目内红赤，此皆胎热也。”他说“红”是“赤子本色”，甚是。

现代方言和其他民族語言中，不乏拿“红色”给婴儿命名的例子。例如汉语方言，据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二卷）2352页，浙江金华岩下管刚出生的男孩叫“红男”，2356页，管刚出生的女孩叫“红囡儿”；据2353页，福建厦门管刚出生的婴儿叫“红婴”；2356页，福建仙游管小孩子叫“红囡丕”；2359页，福建东山管初生的婴儿叫“红婴仔”。尽管用词跟古代不同，但是都将表红颜色的词素放在中心词素之前构词，反映观念的角度是一致的，现代方言继承了古代命名的理据。我国东南一些方言，它们并没有使用“赤子”一词，而是改换了新词，但是仍保留了古代认识事物的视角。

王力先生《中国文法学初探》提到“语像”的概念：“我们首先该注意中国语的‘语像’（法文image verbale）的结构与西洋语的‘语像’的异同，而且我们该直溯到‘语像’未成立时的精神行为的两个步骤：（1）分析作用；（2）综合作用。”根据“语像”的概念，“赤子”跟“红男、红囡儿、红婴、红囡丕、红婴仔”的语像结构是一样的。

有的外族语关于“婴儿”的概念表达，也有跟汉语有相同的语像结构。例如台湾高山族是黄色人种，据何汝芬、曾思奇、田中山、林登仙著《高山族语言简志（阿眉斯语）·词汇·构词法》（民族出版社，1986年，36页），台湾阿眉斯语管婴儿叫“kahəŋaəŋj a wawa”，其中“kahəŋaəŋj”意义是“红的”，为修饰语；“a”是结构助词，连接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修饰语在“a”之前；“wawa”是“婴儿”的意义，被修饰语。

将“赤子”的得名含义解释为“一尺之子”既然是不可能成立的，而人们最早将它的含义理解为“赤色之子”具有大量材料可以支撑，完全可以成立，因此，说“赤子”的“赤”是“赤色”义，自当是确诂。

在训诂学理论中，我们强调要尊重古训，同时又不能迷信古训。这是不矛盾的。在训诂实践中，有不少人不太尊重古训，常常提出新说。这些新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有铁证可以证明古训不能成立，新说有理，反复论证后可知，新说可以成为定论。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迷信古训，毅然采用新说。第二，古训和新说似乎都可以成立。很多新说都是这样的。其实应该这样来解释：我们面对的古代文本，它的遣词造句并不是只有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如同我们修改作文，在古书的上下文中，用原来的那个词、那个表达方式可以讲通上下文，换一个词、换一种表达方式也能将上下文讲通，有时候可能讲得更好。这是人们在面对新说时常有的感觉，以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往往会迷失在不同的说法之中而不能自拔。这个时候，科学的做法是不能舍古训而取新说，还是要采取古训来理解古书的上下文。第三，古训经过反复验证，是完全可信的，新说难以成立。这时候，我们更有理由采用古训。“赤子”之得名，在清代以前一直理解为“赤色之子”，完全可信；清代以后，有人提出“一尺之子”的新说，经过多方论证，可知新说不可能成立，必须采用古训方能讲通它的得名之由，因此自当采纳“赤色之子”来理解“赤子”的得名之由。

本文原载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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