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梅|黄季刚先生文学著述训诂特色考

张玉梅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200240）

章太炎先生所作季刚先生墓志铭有云：“季刚不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①]可惜天不假年，季刚先生五十岁驾鹤西去，未及潜心著述。幸赖其子、侄及学界陆续整理出版，今日可见季刚先生学术专著近30种、学术论文30多篇、杂文、诗、词两千多篇。季刚先生在传统小学、选学、龙学、诗词文章等方面均创获丰硕，堪称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奠基者之一，其治学之淹博、宏通世所公认。季刚先生之著述可总括为古代小学、古代文学、古诗文创作三端，且三者之间融会贯通，互为表里。他认为，历代各类古籍对于小学研究均具重要意义，从未将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的小学割裂或者单独看待。比如他师承章太炎先生习古音学，早年倡“古声十九纽”之说，其推求古音之法，亦借助于包括文学文本之故籍：“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无丝毫不合，遂定为十九”。[②]又如，他阐述经、史、子、集于小学之作用，由《诗经》“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知“牛”“来”为韵，因此于古音有三得：知古音，知古人用韵，知古人押韵不限句末；由《屈原列传》“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其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净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之断句，指出向来由“自疏”处句读不妥，因此于用字有三得：古人行文也用假借字，古人行文正字借字杂用，古人行文不必复语；由杜甫《曲江对酒诗》“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之“欲”与“伤”对仗看，知“伤”不宜解为本义而当解为“太”，李商隐诗“柳讶眉伤浅，桃猜粉太新”是其证，由此可知历代皆有熟语；由吴文英词、马致远曲等，皆可以有所得。“总而论之，古今异时，南北异地，治小学者所以合千载于一朝，萃万里于一地者也。”[③]

本文赞同季刚先生贯通传统典籍而治训诂的态度与做法，拟从其文学研究与训诂研究之关系、文学训诂特色、文学创作特色等三方面，研究讨论季刚先生文学著述的训诂特色。

黄季刚先生

学界对季刚先生文学著述评价甚高，已有公论。“真正将《文心》研究引向科学道路的，是黄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④]在《文心》文学批评史上，“系统而具有卓见的著作,则推黄季刚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为其先河”。[⑤]作为新选学的前驱，“黄侃（字季刚）先生的《文选平点》是近代选学研究发展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⑥]《诗品笺》“集中展现了黄侃在《诗品》研究方面的精辟见解，在现代《诗品》研究史上有开创性意义。”[⑦]季刚先生原创诗文2千余篇，其诗词作品呈现“情真意浓，恻恻动人”的特点。[⑧]以下拟从季刚先生小学研究、文学研究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其文学著述之特色。

1.季刚先生之见：小学，群书不能离之

小学是研读包括文学在内的群书的利器：“小学之于群书，由经史以至曲词，皆不能离之。”[⑨]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小学的三科均很重要，它们对于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古代典籍不可偏废，音韵、文字、训诂“三者有一不明，则不足以论小学，不足以读古籍。”[⑩]对于文学作品的遣词造句、文辞表达来说，传统文字之学亦很重要：“今欲明于练字之术，以驭文质诸体，上之宜明正名之学，下亦宜略知《说文》《尔雅》之书，然后从古从今，略无弊故；依人自撰，皆有权衡；厘正文体，不致陷于卤莽。”[11]文学之兴衰与小学之兴衰亦关系密切：“自小学衰微，则文章痟削”，二者相辅相成。

文学审美、文学批评亦与小学研究关联。自古文章皆有用字不定的情况，原因概有三端，“一曰缘形而不定”，字有正字、借字之分，有随意书写问题，有古今字体不同，有通假字等问题。“二曰缘义而不定”，有同训之字即同义词选用，有同物异名者，还有散言、通言之别即同义词类属问题等；“三曰缘声而不定”，比如诗歌协韵用字，声偶对仗句变易字之常位等[12]。属文写作之人，则应矫正由此而来的四弊：“是古而非今”“慕难而贱易”“崇雅而鄙俗”“趋奇而厌常”等。[13]季刚先生之文学批评在标点、校勘、训释、辨伪、阐微、评议等时兼容二者之长，能“根极理要，探赜索隐，究明文例，曲得作者之匠心。既无文人蹈虚之弊，复免经生拘泥之累”。[14]

反过来说，文学研究于小学研究也很重要，季刚先生之治学观，文学文本与小学文本统为一盘，不可或缺。与传统解经为主的训诂学不同，季刚先生将文学文本也纳入小学重要研读书目中，其开列二十三部“吾国书籍之要者”，以十三经为首，还有《国语》《大戴礼》，《说文》《广韵》，《史记》《汉书》，《荀子》《庄子》，文学类则有《文选》《文心雕龙》，所开列治小学之“辅助书籍”中，李善注《文选》亦在其中。[15]

无论小学还是文学，季刚先生治学重“史”之观念：“音韵在于就音史、音证言之”，“音韵在于史证。凡一事一物，有繁难者则简提之，固也。音韵中之讲表谱学者如是耳。空言易于实证，故言音理者多。然一则失于燥而无味，一则失于虚而难求。折衷言之，当言理而得之史证，言表谱而纲之以音理也。故音韵之中约分三端：一音理，二音史，三音证。古人言学，皆不能离事而言理，余之言音韵，就音史，音证言之，而音理在焉。盖音韵之学，重在施于训诂，而不在空言也。”[16]理论与史证、实证相结合的研究，理论并运用于训诂实践的做法，既在于音韵，亦在于经、史、子、集的研究。

2.季刚先生治学：不可无条例，无证据

作为朴学大家，季刚先生秉承传统小学之法治学，这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有明确表述。“治小学不可讲无条例之言与无证据之言。”[17]其重规矩，讲证据；“读先儒之书不宜改字以迁就己说。”[18]其重客观，不主观；“凡读古书遇有所疑须展转求通，不可遽断为误而轻加改易。”[19]其不武断，不轻改；“诠释旧书不能离已有之训诂而臆造新解。”[20]其重原典，不臆造。凡此种种，皆可见其小学家法风貌：扎扎实实、严谨自律。

以小学家法做文学训诂，季刚先生治学态度与方法是一致的，其于《文心雕龙札记•题辞及略例》曰：“自媿迂谨，不敢肆为论文之言，用是依旁旧文，聊资启发，虽无卓尔之美，庶几以弗畔为贤。”[21]其重视古籍语料，所发个人见解必有依据。“《文心》旧有黄注，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故纰缪宏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裁而不著其出处，此是大病。今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亦不能一一征举也。” [22]其对于黄叔琳注中大量纰缪、引书不明等请问题，尽力加以批注补苴。“瑞安孙君《札迻》有校《文心》之语，并皆精美，兹悉取以入录。今人李详审言，有《黄注补正》，时有善言，间或疏漏，兹亦采取而别白之。”[23]其对于孙诒让、李审言可取之处，加以采录或加注。“《序志》篇云‘选文以定篇’，然则诸篇所举旧文，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序者，惜多有残佚，今凡可见者，并皆缮录，以备稽考。唯除《楚辞》《文选》《史记》《汉书》所载，其未举篇名，但举人名者，亦择其佳篇，随宜迻写。若有彦和所不载，而私意以为可作楷槷者，偶为抄撮，以便讲说，非敢谓愚所去取尽当也。”[24]其勤于“缮录”残佚，“迻写”佳篇，“抄撮”不载之楷槷等编选工作。

以小学家法做文学训诂，辨别字书与古注正误乃常事，比如《札记•原道》下：“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李详云：案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字例》云：制字作剬。缘古字少，通共用之。《史》《汉》本有此古字者，乃为好本。据此则剬即制字，既不可依《说文》训剸为齐，亦不必辨制、剬相似之讹。谨案李说是也。”[25]又如《札记•征圣》篇下：“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季刚先生曰：“郑曰：巧，谓顺而说也。孔疏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之巧异。案此《诗》所谓有伦有脊者也。《毛传》：伦，道也。脊，理也。”季刚先生引郑笺、孔疏、毛传，最终说明的是“巧”之义当为合理、和顺之美巧，而非巧言令色之巧异。又如《文选•归去来兮辞》“园日涉以成趣”下有李善注引《尔雅》及郭璞注：“《尔雅》曰：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趋走之处，因以名。趋，避声也。”季刚先生《平点》[26]甄别注疏，改“趣”为“趋”，并曰：“成趋谓成径路也。”其说可从。

3.季刚先生文学训诂：重音训、形训、义训等

季刚先生特色鲜明的文学训诂表现在多方面，以下从音训、形训、义训等方面择要析之。以音训辨义。《札记•原道》：“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季刚先生引《周易·乾音义》曰：“发挥，音辉，本亦作辉，义取光辉也。”以辉训挥，同音词为训，揭示该字光大事业之词义，是也。《文选•离骚经》“扈江离与辟芷兮”下，王逸注曰“扈，披也。楚人名披为扈。”“辟，为幽也。”季刚先生疏曰：“扈即幠也”，“辟即僻也”。[27]扈、幠二字，古韵均在鱼部。《说文》：“幠，覆也。从巾無聲。”季刚先生之训，既为音训，亦为义训，从音韵、词义两个角度透彻训释楚人用“扈”为“披”义之原因。同理，王逸注“辟”为幽，也少了一个中间环节，季刚先生释“辟”为“僻”，以音训释义，所释甚明。

以音断韵。“韵书之作本不施于文学……盖用韵本属文学范围，韵书则以辨音，不为临文用韵而设。故许敬宗奏定《切韵》，其为诗亦不拘守《切韵》。杜工部反而谨守。韩文公每于窄韵有意谨守，宽韵有意通协。盖韩氏小学甚深，非宋人可比。”[28] 季刚先生朴学功底深厚，又深谙诗歌做法，因而将小学家之韵书与文学家用韵之关系，看得通透，论得明白。《平点•归去来》于“寓形宇内复几时”下曰：‘时’与下句‘之’为韵。”依此断韵，陶潜诗则为：“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矣、时、之、期、耔、诗、疑，古音皆在之部，季刚先生以韵断句是矣。

训释异体字。“朝搴阰之木兰兮”，王逸注：“搴，取也。”“阰，音毗”，“山名。”《平点》：“搴即㩃也，阰即陛之别字。”王逸注搴乃直训，季刚先生此训搴、㩃为异体字。《说文》：“搴，拔取也。南楚語。从手寒聲。”《说文》无搴字。王逸注阰为山名。观此句上下文，“朝搴阰之木兰兮”与“夕揽洲之宿莽”对应，“阰”与“洲”对应，“洲”即水中可居者，非某山名，阰亦不应为具体山名，故季刚先生之疏可取。观王逸注后文曰“言己旦起升山采木兰，上事太阳，承天度也。夕入洲泽采取宿莽，下奉太阴，顺地数也”，亦将阰释为升山，可证季刚先生是也。

训释形近字。比如䪥薤之辨：《文选•乐府》陆士衡《挽歌诗三首》：“中闱且勿讙，听我薤露诗”句下，《平点》：“薤改䪥。注中第一薤字亦误。”这里的“注中”指《文选》李善注所引崔豹古今注。季刚先生所言极是。䪥薤二字，词义虽近，然形似字异。䪥，《说文》释为“菜也。葉似韭。从韭㕢聲。”《玉篇》：“葷菜也。俗作薤。”《释文》：“䪥,戸界反。俗本多作薤,非也。”《玉篇》注从《禮记·內則》“脂用蔥，膏用䪥”而来，《玉篇》《释文》二书言“俗”作薤之因，可从。

义训方面，季刚先生常常注列它训，实解引申义。比如《札记•原道》“仰观吐曜，俯察含章”条下：“《易·上经·坤六三爻辞》‘含章可贞’，王弼说为含美而可正，是以美释章。” [29]章之词义，“黑质而白章”中为本义花纹、文采意。“杂乱无章”中为有条理之花纹和文采义，因此章实有美意。季刚先生之训释含章，引王弼之说，以美释章，乃章明之美，此为训释引申义。

季刚先生之文学著述，主要有基于《文心雕龙》《昭明文选》《诗品》三书而成的《文心雕龙札记》《文选平点》《诗品笺》三种。此三种文学著述之间关系如何？季刚先生认为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否则不得真解。[30]其《诗品笺》之训诂常将《文心雕龙》《文选》《诗品》三书通贯而论，交引互证，如“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诸条下，触处可见。也即，季刚先生之文学训诂并非局限于某一书，而是将三书兼通而训。限于论文篇幅，下文谨以《札记》为例，以点带面讨论季刚先生文学著述之训诂特色。

1.《札记》之于《文心》：诠释阐发刘勰本意

季刚先生总体肯定《文心》，《札记•题辞及略例》：“论文之妙，尠有专籍。自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杂论篇章。继此以降，作者间出，然文或湮阙，有如《流别》《翰林》之类；语或简括，有如《典论》《文赋》之侪。其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刘氏《文心》一书耳。虽所引之文，今或亡佚，而三隅之反，政在达材。”[31]季刚先生反对将《文心》说成陈旧过时的观点，认为作为大学讲义，《文心》足可堪任，而通理者自可从中受益：“今为讲说计，自宜依用刘氏成书，加之诠释；引申触类，既任学者之自为，曲畅旁推，亦缘版业而散见。”[32]季刚先生之“诠释”《文心》，既有对刘勰文本的多方训诂，亦多有引申新见。

揭示《文心》本意方面，季刚先生常常以“彦和之意”行文疏解。比如《原道》篇“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下，季刚先生曰：“故知文章之事，以声采为本。彦和之意，盖谓声采由自然生，其雕琢过甚者，则寖失其本，故宜绝之，非有专隆朴质之语。”又如《体性》篇“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下，季刚先生曰：“此与后章文绣鞶帨离本弥甚之说，似有差违，实则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贵修饰，特去甚去泰耳。全书皆此旨。”

爬梳《文心》用字规律，也是季刚先生札记的主要内容之一，比如《征圣》篇“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下，季刚先生疏解曰“孙君云：元本晰作哲，哲为晣之讹。《说文》日部：昭晢，明也。《易》曰：明辩晢也。《释文》云：晢又作哲。后《正纬》《明诗》《总术》篇昭晰字，元本皆作哲。案彦和用经字多异于今本，如发挥作发辉是也。”

2.《札记》之于纷争，训理源流，阐发己见

《札记》之训诂，常常于《文心》各篇章首，训释、梳理所论源流，并进而阐发己见。比如《声律》篇下：“为文须论声律，其说始于魏晋之际，而遗文粲然可见者，惟士衡《文赋》数言。其言曰……齐陆厥《与沈约书》云……《典论论文》……至公干明体势者……后范蔚宗自谓识宫商…………然声律之论，实以永明为极盛之时。《南史•陆厥传》云……封演《闻见记》……戴君《声韵考》……”[33]季刚先生以历史线条纵向梳理之下认为：“即实论之，文固以音节谐适为宜，至于襞积细微，务为琐屑，笑古人之未工，诧此秘为独得，则亦贤哲之过也。”[34]之后，他从刘勰所处当时境况考察，并证以《南史•舍人传》记载，认为《文心》此篇有逢迎沈约之嫌，而沈约并不可取。纪昀于此亦混淆“声韵之学与声律之文”，亦不可取。季刚先生之见，唯有钟嵘能不随波而靡，其《诗品》所发为“平心之论”，并总结曰：“观夫虞夏之籍，姬孔之书，诸子之文，辞人之作，虽高下洪细，判然有殊，至于便籀诵、利称说者，总归一揆，亦何必拘拘于浮切，龂龂于宫徵，然后为贵乎？至于古代诗歌，皆先成文章，而后被声乐，谐适与否，断以胸怀，亦非若后世之词曲，必案谱以为之也。自声律之论兴，拘者则留情于四声八病，矫之者则务欲隳废之，至于诘屈蹇吃而后已，斯皆未为中道。善乎钟记室之言曰：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斯可谓晓音节之理，药声律之拘。”[35]此段总结要点在于，诗文之声律，不必准以“四声八病”，只要“便籀诵、利称说”“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即可。

《文心》之论声律，季刚先生并非完全不赞同，这一点从其篇首案语“冲远此论，与彦和有如合符矣”即可见之。《文心》受沈约等人影响，其“和韵”论之“声有飞沉，响有双叠”探及汉语双声叠韵等规律，《声律》篇末“声不失序”“音以律文”之总结有着积极的价值与意义。而季刚先生《札记》声律论洋洋千又五、六百字，则可谓探源清晰，旁及人事，深及音理，结论中肯。篇尾，《札记》并附录沈约《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陆厥《与沈约书》、沈约《答陆厥书》、钟嵘《诗品下》等语料，还概括总结了永明体“四声八病”说及其诗例。如此训释方法，乃《札记》常有之态。

3.《札记》之于纪氏：多所辨正，抒发己见

纪昀之于《文心》评校有所贡献，学界多有梳理。[36]季刚先生《札记》既有赞同纪氏观点之处，亦能发现纪氏之谬，阐发己见。

赞同纪氏之处，比如《明诗》：“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札记》于“《仙诗缓歌》”下曰：“黄引《同声歌》当之，纪氏讥之，是也。”疏解纪氏之未明，比如《总术》篇下，季刚先生曰：“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篇末曰：‘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然则彦和之撰斯文，意在提挈纲维，指陈枢要明矣。自篇首至知言之选句，乃言文体众多。自此以下，则明文体虽多，皆宜研术，即以证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之不可轻。”季刚先生此乃通观全书之见，于《文心》篇章结构提炼清晰，而“纪氏于前段则云汗漫，于次节则云与前后二段不相属”，可知纪氏未明《文心》次第。季刚先生“取全文而为之销解，庶览者毋惑焉”，则做了逻辑清晰、譬喻形象、引证得当的概括陈述，最后以“欲为文者，其可不先治练术之功哉”有力结句。[37]

驳正纪氏之谬，比如《声律》篇下：“纪氏于《文心》它篇，往往无故而加攻难，其于此篇则曰：齐梁文格卑靡，独此学独有千古，两独字不词。” [38]此处季刚先生所指“独”字，确为纪昀用字小疵，其显然于修辞未当。对于《征圣》篇，纪昀有刘勰以之“装点门面”说，季刚先生对此予以大篇幅的反驳，指出纪氏：“不悟宣尼赞《易》、序《诗》、制作《春秋》，所以继往开来，唯文是赖。后之人将欲隆文术于既颓，简群言而取正，微孔子复安归乎……”。[39]季刚先生之驳正，从孔子刊著《帝典》文辞之古、修撰《易传》文辞之美，到孔子研论明理、董正史文从而宗极九流、垂教后世之功等，说明“经史子集一概皆名为文，无一不本于圣”，以孔子之圣，“征圣立言，固文章之上业”，可谓言之成理。纪昀“装点门面说”之谬，今人亦多有驳正，此亦不赘言。[40] 季刚先生还于《体性》篇下驳斥纪昀“不必皆塙”之说，认为其“不悟因文见人，非必视义理之当否，须综其意言气韵而察之也……”[41]，于《札记•风骨》曰：“纪氏驳之谓气即风骨，更无本末。今试释其辞曰：风骨即意与辞，气即风骨，故气即意与辞，斯不可通矣”。[42]季刚先生七百余字之驳论，可谓层层剖析，言之有据。

除了诠释《文心》原意，训理源流，抒发己见，季刚先生对于一些学术纷争，亦常常并列双方语料，呈请读者自断是非。比如《原道》篇下：“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札记》曰：“《周易音义》曰：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皆文饰以为文言。案此二说与彦和意正同。仪征阮君因以推衍为《文言说》，而本师章氏非之。今并陈二说于后。决之以己意。”

季刚先生喜作诗、词，且创作极丰，盖源于其治小学效用之见：“治小学之效用为何？一、了解书籍；二、构造文辞；三、探讨语言。” [43]“构造文辞”之效用甚至排在“探讨语言”之前，可见下水实践带领学生写作，绝不止是季刚先生教书时的谋生之术。然而弥留之日，季刚先生却告诫家人，勿刻其诗词文章示人。人问其故，则以骨牌为喻曰：“设时无天九，则地八未始不可以致胜，然终为地八而已！”[44]季刚先生之自谦不言而喻，身兼写作者与文论家两重身份，季刚先生对文学创作群体和文学批评群体双方均有深入观察和认识，如其认为作家“气之强弱，不可强为”，学者“学之精粗，可以尽力”等[45]。《黄季刚诗文集》[46]收录的两千余篇诗文即其古代文论的实践性写作。

黄季刚先生

从《文心》产生的南朝，到季刚先生所生活的19世纪末，诗体变迁、世俗好恶、论诗之作等，均改易甚多，然《札记•明诗》曰：“诗体有时而变迁，诗道无时而可易。”[47]季刚先生认为诗歌之道自有正轨，“固有共循之术焉”。这个“共循之数”即为：“本之性情，协之声音，振之以文采，齐之以法度而已矣”。（此从略，另以专文《黄季刚先生文学创作特色考》继续讨论）

总前文所述，季刚先生文学著述之训诂特色可以一言蔽之：以小学根基贯通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其小学训诂根底深厚，其文学评论富有卓见，其诗文创作既饱含家国情怀，亦个性鲜明独特，艺术造诣高超。

张玉梅，女，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交通大学副主委、上海市闵行区政协委员，主讲古代汉语、训诂学、古典诗词鉴赏与创作等课程，出版《王筠汉字学思想述论》《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古典诗词鉴赏与创作》《诗心雕虫》等著述、教材、原创诗文集。学术兼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诗词学会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理事。公益兼职：上海交通大学教职工致远文艺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