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士、迷幻药、神秘主义与性革命：摇滚在1973

《1973：摇滚在十字路口（1973: Rock at the Crossroads）》

1973年7月28日，纽约沃特金斯格伦举行了“夏季音乐会（The Summer Jam）”，在感恩之死、阿尔曼兄弟和The Band等乐队的助阵下，创下了全世界最大型演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同年，伊萨伦学院开始推广灵修计划“人类潜能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时代周刊》让介乎神棍和人类学家之间的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登上了杂志封面；当局抓住了LSD教父蒂莫西·利里，把他关在了连环杀人狂查尔斯·曼森的隔壁牢房。

夏季音乐会（The Summer Jam）

而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和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则拜倒在了灵修导师拉姆·达斯的门下。

在纽约扬基队员换妻事件、主要政党、裸奔者和《深喉》案的共同推动下，性革命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峰。

“伍德斯托克、怀特岛和沃特金斯格伦——这三个地方就是三巨头。”The Band的里克·丹科（Rick Danko）说。在感恩之死的连续两场大剂量的演出之后，The Band登上了沃特金斯格伦的大奖赛赛道舞台，但一场雷暴打断了他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最后压轴演出的是阿尔曼兄弟乐队，因为那时候他们是最大牌的，《Brothers and Sisters》刚刚发行没几天，在不到一个月里就狂卖76万张。

最后，三支乐队一起登台合奏《Not Fade Away》、《Mountain Jam》和《Johnny B. Goode》。

感恩之死启发了阿尔曼兄弟将爵士乐融入到他们布鲁斯摇滚的即兴演奏中；而The Band则启发了感恩之死在《Workingman’s Dead》和《American Beauty》专辑里探索美式根源音乐。

《Workingman’s Dead》

至于感恩之死乐队自己，随着新键盘手凯斯·古德查克斯的到来，他们的音乐也由美式根源音乐慢慢转化成了平稳的爵士乐。在他们新专辑《Wake of the Flood》封面上是一个和善的收割者，这可能是为了纪念乐队去世的键盘手“圈哥”罗恩·麦克南——当年3月8日，他因为酗酒引起的肠胃出血而死。

这几支乐队都已经能够在体育馆这样大小的场地演出，并且一路票房爆满，他们巡演加专辑热卖的运作方式为后来者，比方Dave Matthews Band和Phish这样的乐队树立了榜样。

Dave Matthews Band

夏季音乐会一度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观众人数最多的流行音乐节”，据估计大概有60万人之多，这个数据远超伍德斯托克的20万，但却没有引起任何文化上的共鸣。

没有人为夏季音乐会制作电影，只有两首歌被正式的记录被发行：阿尔曼兄弟的《Wipe the Windows, Check the Oil, Dollar Gas》和感恩之死在1999年发行的盒装纪念版《So Many Roads》中八分钟长的调音时间即兴音乐。

但时代已变：嬉皮士们依然成群结队地逃票进场，赤身裸体地舞蹈，袒胸露乳地在给孩子喂奶。

此时大家已经不再需要组织起来反战，但是它的无意义反而揭示了反文化运动成了文化本身的一部分。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到1971年的时候，虽然嬉皮士们仍然需要成群结队的行动，不然就容易被人偷袭，但在他的高中里，留长发的孩子已经成了主流。

理查德·卡彭特（右一，Richard Carpenter，卡朋特乐队的成员）

在学校的年鉴相册里，即使是最保守的孩子，你也可能看到他们的头发从脖子后面伸了出来。理查德·卡彭特（Richard Carpenter，卡朋特乐队的成员）去白宫拜访尼克松总统的时候也都留着长长的头发。

乡村歌手梅尔·哈加德对此的解释更加粗暴：“就算你不喜欢，那你也别管。”

感恩之死

最初的嬉皮士圣地海特·阿什伯里正在逐渐衰落，据《纽约时报》报道，有三分之一的商店关门大吉，但是感恩之死却把曾经的嬉皮士社区变成了一个移动性的度假之旅。

信徒们可以每隔几年过来待一段时日，或者是跟着感恩之死一起上路，在他们破烂不堪的大众敞篷车里跟着乐队一起巡演几个月。正如乐评人罗伯特·克理斯高所指出的那样：“老伙计们之间互相打打招呼，回忆往昔，并且把当天的演出跟波士顿的那次不忍回首的经历或者亚利桑那州的那个神奇的夜晚相比较。”

嬉皮士们会在停车场搞点小买卖来筹集路费，卖的东西五花八门：珠宝、爱好者杂志、墨西哥卷饼、毒品、扎染衬衫——后者是一项悠久的传统，当年肯·凯西的快活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s）在1964年横穿美国的旅行中就是靠卖扎染衬衫来筹集资金的。

但有一件东西是非卖品，只能相互交换，那就是感恩之死的演出录音带。

当乐迷渴望重听感恩之死在演出中表演的那些音乐时，他们会发现那些歌曲跟录音室专辑里的版本完全天差地别。感恩之死几乎很少用相同的方式演奏同一首歌，而他们每次演出的节目单也至少都包含有一首不同的歌曲。

于是，乐迷们只能把电台里的节目录下来，或者是在演出中偷录。

与同时代的很多音乐人不同，感恩之死与海特·阿什伯里的著名活动家迪格斯关系很好，后者倡导“一切都应该免费（自由）”的激进政策，所以当麦克风从演出的人群中高高树立起来收音的时候，感恩之死对此并不抱怨。

感恩之死录音带交易圈的一个大佬是迪克·拉特瓦拉。几十年以后，他把自己最喜欢的那些录音歌曲以《迪克精选》之名出版，而他选择的第一场演出是感恩之死1973年12月13日在佛罗里达州坦帕进行的演出，因为其中包括《Nobody’s Fault but Mine》这首歌，感恩之死极少演出这首歌，因此它的录音非常稀有。

感恩之死在1973年第一次正式出版了现场专辑，其中还推出了乐队的两个用得最久的logo。

“熊佬之选（Bear’s Choice）”得名于乐队的音响师“熊佬”奥斯里·斯坦利，当年他也是最大的迷幻药制造者之一。在熊佬的“产品”包装上，背面印着一只棕熊，正面则是一个骷髅头，脑腔里有一个闪电的标志——这代表着他所制作的迷幻药效果拔群。

熊佬最初把这个图像做成贴纸，贴在乐队的音响设备上，这样演出的时候就不会跟别的乐队搞混，后来这个图像就成了感恩之死的logo之一。

恩之死的圈子里还传播了另外一个与迷幻药有关的传统，最终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乐队圈子。

贝斯手菲尔·莱什（Phil Lesh）有一个私人经理，是他在圣拉斐尔高中时候的哥们，他们自称为“卧道者（Waldos）”，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坐在同一堵墙后。

菲尔·莱什（Phil Lesh）

在1971年的一天，卧道者们互相给了一个暗号“420路易斯”，意思是下午4:20在学校的路易斯·巴斯德（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化学家）雕像处见面，嗑药，然后在那个地方找大麻，因为有传闻说有人在那里种了大麻。

于是，420就成了年轻人一起去嗑药的共同暗号，而父母和师长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一暗号也被感恩之死发扬光大。

很多年以后，牛津英语词典在研究了1974年了圣拉斐尔高中校报上的一篇文章以后，正式收录了“卧道者”这一词条。

感恩之死的“道”，则是去看演出，然后使用迷幻药来阻断你的神经递质感受体，最终“以某种方式触及那根使你领悟与上帝天人合一的弦”，正如宗教学者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的那样。

约瑟夫后来还曾经和感恩之死的鼓手米奇·哈特（Mickey Hart）一起展开研讨会，名字就叫做“仪式与狂喜：从狄俄尼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到感恩之死”。

而美国作家汤姆·沃尔夫则在《电子酷酸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中指出，迷幻药会跟人的大脑产生一种类似于宗教敬畏的化学反应。

《电子酷酸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当然也可能让你坠入深渊，这取决于你在演出时玩得怎样，在《Wake of the Flood》专辑中包含着《世界之眼（Eyes of the World）》这样一首歌，它成了一首欢乐的主题曲，当观众们开始盯着鞋子退缩的时候，这首歌会把你重新拉回狂喜的世界。

“现在醒来，你会发现你就是清晨给你带来的那首歌”，然后你环顾四周，一切又变得那么美好，我们都是由原子构成的，而我们都只是无尽的能量场，在在表面无止境的排列着，一切合而为一，哇哦哦哦哦哦哦~~~~

而如果你以为迷幻药在那个年代只是嬉皮士们的自娱自乐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随着两个来自哈佛教授的“迷幻药教授”不遗余力的推广，以LSD为代表的迷幻药成了一个横跨全美的大事件。

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

正如迷幻药LSD有两个甲基，命中注定一般，迷幻药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和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的人生轨迹向人们生动地诠释了伟大的心理/精神实验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就能坏到什么程度。

他们两个都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一直在研究迷幻药的益处，直到大学把他们开除为止。因为他们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有争议了，并且阿尔珀特还给一名本科生用了迷幻药。对此，阿尔珀特曾说：“他是一个有魅力的孩子。”

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利里在旧金山的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上发表了著名的迷幻药和嬉皮士的口号“打开，跟上，离经叛道（Turn on, tune in, drop out）”，听起来还不错，但蒂莫西·利里却将“drop out”解释为“从高中退学、从大学退学、从研究生退学”。

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

蒂莫西·利里随后被当局以两卷大麻的名义判处了20年监禁，但迷幻药联盟“永恒的爱兄弟会”付钱找了激进分子组织“地下气象”帮助蒂莫西·利里成功越狱——只不过后来当局又于1月17日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再次将其抓获。

当摄影机拍摄到他的押解过程时，被拖着走过镜头的蒂莫西看起来令人恐惧。

他一直都很帅，以喜欢微笑而著称。麦克卢汉·利里曾经建议他永远笑对媒体，他照做了，想告诉所有人他不会被打倒，但他笑的样子很疯狂，就好像是小丑或者吸血鬼，或者一条可怕的被殴打的狗。

当局把蒂莫西关进了福尔松监狱，在查尔斯·曼森旁边的牢房里，第二天就是尼克松总统连任就职典礼的日子。

（蒂莫西·利里博士在抵达洛杉矶机场时，在美国毒品调查科特工的陪同下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位前哈佛教授于1970年9月从加州圣路易斯·奥比斯波郡的监狱中越狱，当时他因涉毒被判10年监禁）

阿尔伯特走的路子更好一点：从西方的学术精神病学研究到迷幻药，再到东方的神秘主义。

他前往印度，找到了他的同路人巴哈万·达斯（原名为Kermit Riggs），阿尔伯特说：“当我的思想陷入犹太人式的神经质时，巴哈万·达斯会告诉我‘回来这里吧，现在就回来’。”

阿尔伯特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叫拉姆·达斯（Ram Dass，意思是“神的仆人”），并在1971年出版了《此时此刻（Be Here Now）》一书，他穿着白色的长袍进行巡回演讲，赞助修养中心，并且出售录音带。

《此时此刻》卖出了200万册，随后他在1973年又出版了《做自己的存在（Doing Your Own Being）》。

拉姆·达斯（Ram Dass）

披头士乔治·哈里森的纪录片《活在物质世界》中收录了一首叫《此时此刻》的歌，在这首歌里，哈里森皈依了克里希纳教派（Hare Krishnas）。

克里希纳教派的导师斯里拉·普拉布帕达是1956年才到美国的，这一年美国结束了严格限制非欧洲移民的政策。赴美之后，斯里拉·普拉布帕达曾经与艾伦·金斯堡一起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吟唱颂歌，不久之后，哈里森和列侬一起听到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克里希纳意识》。

《活在物质世界》

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案》通过以后，许多流浪汉和瑜伽士都借机来了美国，他们通常靠教授瑜伽为生，这是一种有1500多年历史的印度传统。

到1975年，《时代杂志》估计有60万美国人在练瑜伽，其中包括麦克·洛夫（沙滩男孩乐队成员）、雪莉·麦克雷恩（知名女演员）和乔·纳马斯（演员）等等，1月13日， 凯特·斯蒂文斯关于冥想的歌曲《Sitting》甚至冲上了排行榜第16位。

《失落的地平线》

3月，电影《失落的地平线》上映了，该片讲述的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发生空难的幸存者意外发现了乌托邦香格里拉的故事。电影改编自同名的小说，而小说作者詹姆斯·希尔顿可能想表达的是城市“香巴拉”的故事——它的名字在梵文里是“和平、宁静、欢乐”的意思。古代藏传佛教的经文里经常将其称为喜马拉雅山里的传说的城市。

尽管钢琴大师伯特·巴哈拉赫与演员哈尔·大卫倾情携手，但《失落的地平线》票房依旧表现欠佳，这也敲响了好莱坞大型音乐剧的丧钟。歌曲创作者们此后停止了合作——这真的很不禅意。

不过这部电影还是启发了洛杉矶的音乐人丹尼尔·摩尔在歌中反复欢快地歌唱“香巴拉”，这首《Three Dog Night》登上了排行榜第三名。它的旋律如此洗脑，一个月后摩尔又炒了一次冷饭，重新将其填词为更加世俗化的《My Maria》，前卫的乡村歌手B.W.史蒂文森凭借此曲再次冲上了排行榜。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却走在了“通往香巴拉的路上”，嬉皮士风退潮，而“去印度”成了新的风尚。比如托尼·惠勒和莫琳·惠勒就从伦敦经过中东然后穿越印度，再去往澳大利亚，最后到达美国的时候他们只剩下了0.27美元。

于是他们写了一本叫《穷游亚洲》的书，这也是他们后来的系列作品《孤独星球旅行指南》的第一册。

旅行作家托尼（Tony）和莫琳·惠勒（Maureen Wheeler）

约翰·列侬在那个夏天的专辑《心灵游戏》中也记录了他自己的旅程——不管是空间上的还是时间上的，他尝试了冥想和原始的尖叫疗法，灵感来源则是罗伯特·马斯特斯和让·休斯敦所写的一本叫《心灵游戏：内部空间的指南》的书，这本书教导人们通过练习来增强预感和直觉。

因此在那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就叫做《直觉（Intuition）》。

《心灵游戏》

让·休斯敦是“人类潜能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的标志性人物，而坐落在蜿蜒的太平洋海岸公路旁的伊萨伦学院就是人类潜能运动的极乐净土。在这里，人们在山崖上建设了裸体硫磺浴池，从此俯瞰大海，而当海潮褪去以后，整个海面会在月光下闪着微亮的光芒。

学院的创始人找来演讲者，并且举办研讨会，讨论西方精神病治疗与东方哲学和迷幻药的最新进展。这就是所谓的集大成：西方精神病学+东方神秘主义+精神萨满教，佛教学者艾伦·沃茨的首次演讲就是在伊萨伦学院举办的。

阿道司·赫胥黎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1963年去世前以“人类潜能”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人类潜能运动就此得名。

“迷幻药教授”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尔珀特都曾在伊萨伦学院发表了演讲，并且和其他学者一起推广自我实现的技术，包括完形梦境治疗（Gestalt）、罗尔芬健身法（Rolfing）和生物反馈法等等。

《两对鸳鸯一张床（Bob Carol Ted Alice）》

伊萨伦学院的相遇小组在1969年的电影《两对鸳鸯一张床（Bob Carol Ted Alice）》中得名，它脱胎于社会心理学家科特·勒温发起的“敏感性培训小组”。

1946年，康涅狄格州的种族委员会要求他制定一项计划帮助对抗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于是科特·勒温找来了41个人，其中有一半是犹太人或者黑人。心理学家通过分析他们之间的互动并且对其进行反馈，使得他们可以对其他参与者的感受更加“敏感”。

马文·盖伊（Marvin Gaye）

对此，马文·盖伊（Marvin Gaye）在歌曲《Let’s Get It On》中唱道“我们都是敏感的人”；罗西·格里尔则在他的专辑《自由地做你我》中唱：“哭一哭也没关系”。

在1970年，有100万美国人接受了相关的心理治疗；随后的五年里这个数字激增到原来的六倍，包括休·赫夫纳（《花花公子》杂志主编）、约翰·丹佛（知名歌手）和彼得·方达（演员、导演）等在内的很多名人都说出了对他们父母无法表达亲密关系的困扰。

那一年最畅销的书叫做《我很好——你也很好，如何做你自己最好的朋友》。

而当年1月到3月最畅销的书则是《海鸥乔纳森（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这是一篇寓言，讲述的是一个被抛弃者渴望飞得更高的故事。许多读者想知道宗教作家理查德·巴赫本身到底信仰什么宗教。他的儿子后来说：“爸爸认为飞行就是他的宗教，他对此非常认真。”

理查德·巴赫曾经在美国空军法国预备役部队服役，后加入新泽西航空国民警卫队，他还一直给《道格拉斯航空》和《飞行》杂志撰稿。

1959年，巴赫听到他身后的一个声音对他说“乔纳森·利文斯顿海鸥”，巴赫问那个声音是什么意思，然后整个故事就从他的脑子里浮现出来，像一部电影一样自然发生了。八年以后，巴赫在《私人飞行员》杂志上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

他曾经是一个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但随后他认为“组织可能会摧毁一切”，于是开始投身于神秘书店的海洋，在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那期采访中，巴赫说：“光是走进那么一个地方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尼尔·戴蒙德（Neil Diamond）

他的兴趣使得他结识了一个叫简·罗伯茨的灵媒，后者会在通灵时变成印度口音，声称他转化成了一个叫做“赛思”的灵体。

电影版的《海鸥》没有获得评论界的好评，就像之前的《失落的地平线》电影一样，但是由尼尔·戴蒙德（Neil Diamond）所创作的原声专辑则获得了排行榜第二的好成绩，并且最终斩获格莱美奖和金球奖的最佳原声配乐。

神秘主义的书籍依然热销，但另外一股浪潮则更加颠覆，1973年性革命的兴起开始摧毁了西方人长达千年的维多利亚式和清教徒的保守性观念：交换俱乐部、换妻行为和裸奔开始强烈冲击起了人们的传统价值观。

除了《海鸥乔纳森》的作者以外，另一位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的畅销书作家是卡洛斯·卡斯塔内达，他原本是一名人类植物学的学生，他的教授要求他去采访一个熟悉精神植物的萨满。后来卡斯塔内达自称他在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的边境发现了一个叫唐璜（Don Juan）的人。

卡斯塔内达最终在1968年发表了他的巨著《唐璜的教诲：雅基族人的求知之道》，那部书使得卡斯塔内达成了百万富翁，并且随后创作了三本续作。

卡斯塔内达与拉姆·达斯等人相比“见识”了更多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他说，在唐璜给他的药物的帮助下，他目睹了巨大的会说话的土狼，然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只鸟。

但是卡斯塔内达所谓的“开悟”方式却跟拉姆·达斯等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停下世界然后观察——这跟拉姆·达斯的“此时此刻”听起来完全是一回事。老鹰乐队的队名由来就是卡斯塔内达的书，而马文·盖伊是始作俑者。

《唐璜的教诲：雅基族人的求知之道》

最可疑的一点是，《时代杂志》的记者们费尽周折也没能找到真正的唐璜，卡斯塔内达书里说的唐璜所属的那个部落并没有唐璜这么个人，他们使用的迷幻药“配奥特仙人掌碱”也不是卡斯塔内达书里所写的那种。

而评论家们更指出，在卡斯塔内达的几本关于唐璜的书里，这个人物的性格似乎飘忽不定。于是，在《时代杂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卡斯塔内达声称唐璜已于1973年去世，然后他自己也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了，接下来的20年他一直都在教授墨西哥萨满教相关的研讨会。

很快，第三位将古代神秘主义和迷幻药结合在一起的作者即将加入书籍排行榜的厮杀，尽管他的经历要比前两位痛苦得多。

罗伯特·皮尔西格在他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书中讲述了他在经历了精神崩溃和电击疗法以后，在摩托车旅行中和自己的儿子重新建立起感情联系的尝试，即使这种玄学般的尝试完全是唐吉坷德式的。

皮尔西格曾经在韩国服役过，这段经历让他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且前往印度修行，随后他在夏安族人的保留地上尝试了配奥特仙人掌碱迷幻药。第二年他开始反抗基督教，当他脱教以后，他开始对妻子发狂并且接受了电击治疗。

在治疗结束以后，皮尔西格研究了四年的禅宗，最后的几个月他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野营车里工作，并且最终在1973年1月发行了他的著作，那本书卖出去了500万册。

塞缪尔·韦瑟公司（Samuel Weiser's Inc.）

有了这些作家的努力，现在书店里面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摆上一整个书架的“神秘学与占星术”类别书籍了，这个类别的书曾经在宗教上属于禁忌，无论是作者和读者都只能秘密交流，而如今，纽约的塞缪尔·韦瑟公司（Samuel Weiser's Inc.）这样的书店已经成了响当当的神秘学、东方学和玄学专业书店。

塞缪尔·韦瑟公司始于1950年代，最开始是卖阿莱斯特·克劳利（英国神秘学者，人称“野兽之王”或“世界上最邪恶的男人”）的文章，随着60年代神秘主义的兴盛，他们也开始往加州的新兴书店销售神秘主义书籍。

而分水岭发生在1973年，当两本同样名为《金字塔能量》的书都同时卖到了上百万册时，沃尔登书籍和B.道尔顿两家书商迅速把他们的连锁店开到了全国各地。最终，独立书店贸易协会给“神秘学”这个类别换了一个更和谐的名字“新世纪（New Age）”。

与原来那个恐怖电影般的标签相比，“新世纪”这个词甚至出现在了The Fifth Dimension的大热单曲《Aquarius/Let the Sunshine In》里。

阿莱斯特·克劳利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暂时从神秘主义上离开，因为此时，在全美国的书店里，性革命的飓风正甚嚣尘上，而这对于以前的作家来说可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亚历克斯·康福特在1973年出版了《更多的鱼水之欢（More Joy of Sex）》是他前一年作品《鱼水之欢：做爱美食家（The Joy of Sex: A Gourmet Guide to Lovemaking）》的续作，知名导演克里斯·佛斯、演员查尔斯·雷蒙德等名人分别在其中阐述观点。《纽约时报》评论认为康福特是和儿科医学泰斗本杰明·斯波克同等分量的人物。

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的执行官琼·马林则评价说：“这本书的出版是开天辟地的，它使得我们走出了那个对性保持沉默和害羞的时代，使得人们开始讨论性的话题，变得开放。”

《更多的鱼水之欢（More Joy of Sex）》

康福特承认，一开始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也只是为了给他的医学学生们做教案的时候才慢慢积累了这本书的材料：“如果你要研究任何东西的话，最好就是写一本关于它的书。”

他建议女性“绝对不应该剃光腋毛”，并且“绝对不应该用除臭剂”，他还告诫说“千万不要乱搞真空吸尘器”。

爱邻（LUV THY NEIGHBOR）

书架的隔壁摆着乔治和内娜·奥尼尔的《开放式婚姻：夫妻的新生活方式》，这本书在畅销榜上停留了40周之久。作者声称：“我们不倡导婚外性行为，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说您就完全不应该那么做，一切的选择都取决于您自己。”

在70年代初，已经有超过650本出版物谈论了“交换”的话题。而最典型的场景是洛杉矶城市娱乐之家的“交换酒吧”，在入口处就挂着横幅，上书“爱邻（LUV THY NEIGHBOR）”。

门口的酒保会检查你是否受到了邀请，而参与者必须携带女伴。交换酒吧的所有者是格雷格·麦克卢尔，他告诉《新闻周刊》：“在我的第一段婚姻里，我出轨过，我从来没有为此原谅自己。但是交换离不忠还很远，所以我选择交换，这样我就不用离婚。”

《冰风暴》中抽钥匙

101俱乐部公寓则把他们的水床和大镜子当做卖点来吹嘘，在底特律的一次交换聚会上，一开始人们鱼贯而入相互交谈，看起来是一次普通的鸡尾酒会。

但当所有的来宾都表示同意以后，主持人开始宣布“交换开始”，然后一些成对者会排队等待进入私密房间，也有一些人就在地下室的一排排小床上凑合着“交换”。

这种类似的“钥匙聚会”在1997年的《冰风暴》电影中得以重现，所有的参与者把他们的车钥匙放进一个碗里，然后各自抽出一把钥匙决定随机的交换对象。

“钥匙聚会”据说起源于二战期间，据历史学家特里·古尔德研究，在当年的空军军事基地里，每次开战之前都会有类似的“部落联合仪式”，因为三分之一的男人会死于战争，之后剩下的三分之二男人则会照顾那些留下来的寡妇。

古尔德认为，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都有类似的交换俱乐部，然后50年代这种风气传开了，与交换杂志的外流一起。

迈克·凯基奇和弗里茨·彼得森

1973年3月4日，换妻活动一跃成了全美国人茶余饭后的首要消遣话题，因为纽约洋基队的投手迈克·凯基奇和弗里茨·彼得森分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之间“换妻”了。

彼得森后来说：“有一次聚会，我们所有人都喝了几杯啤酒，玩得很开心。当我们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们各开了一辆车并且刚好停在街上的同一个位置。我对我老婆玛丽莲说‘要不你跟迈克一起去新泽西李堡吃个饭，然后我带苏珊娜走，最后我们在李堡碰头然后再一起回家好不好？’”

“我们就那么做了，各自都玩得很开心，苏珊娜和我，以及迈克和玛丽莲。于是我们决定‘嘿，这样很有趣，让我们再来一次’。”

即使是在当年，这也是极其罕见的四个人都满意的交换行为。

弗里茨·彼得森和苏珊娜·凯基奇随后几十年都保持了关系，但是玛丽莲·彼得森却很快与迈克·凯基奇分裂，并且希望能回到他的前夫身边。

玛丽莲的母亲对记者感慨说他的前女婿弗里茨“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们再也听不懂他的任何想法和问题。”

而在比赛场上，两位球员也遭受了观众的嘘声，状态一落千丈，不到一年以后相继被洋基队卖掉了。

尽管如此，好奇的夫妻们依然在络绎不绝地前往圣莫妮卡山的“换妻圣地”砂岩修养中心（Sandstone Retreat）。

这个15英亩的修养中心位于托潘加峡谷，坐落在太平洋之滨。如果你超过了18岁，那么前台的裸体女接待会邀请你进门。有时候，人们在接待室就会发生性行为，而更通常的情况是通过楼梯下楼，在壁炉边的枕头或者垫子上做爱。

美国作家盖伊•特立斯在1973年写道：“生物学家亚历克斯·康福特经常会赤身裸体地挥舞着一支雪茄在每个房间巡回，到处都是重叠着的男男女女。只要有人稍微邀请一下，康福特就会放下他手头的雪茄，然后加入那一伙狂欢的人群，为欢乐贡献力量。”

砂岩修养中心有500名会员，其中包括歌手鲍比·达林和演员丹尼尔·艾斯伯格这样的社会名流，访客名单里更有小萨米·戴维斯和彼特·劳福德这样显赫的名字。

盖伊•特立斯

不幸的是，1973年的砂岩修养中心已经入不敷出，虽然之后又继续运营了三年，但是中心的创始人芭拉·彼得森表示：“砂岩修养中心已经成了一个满足、学习和愉悦的源泉，它包罗万象，但事实上，它在经济上是失败的。”

在性革命的背景下，清教徒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性观念正在逐渐消解——人们曾经要求女孩子婚前守贞，先有爱才有性，早婚，以及男尊女卑，这些东西都慢慢淡出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就像麦卡特尼在《C Moon》的歌词里唱道，他们“从未告诉过她父亲”。

性开放和性传播疾病也往往相伴相随，但人们似乎不太在意，例如歌手杰克逊·布朗曾表示：“我们的心中总是对免费诊所情有独钟。”空中铁匠乐队的主唱“大嘴”史蒂芬·泰勒则写道，他曾经把自己的阴毛点燃，好把里面的阴虱赶出来——这听起来完全是以毒攻毒。

杰克逊·布朗

3月，一个记者前往马里兰大学报道一次裸体跑步活动，有533人参加了这场比赛，而当记者震惊地高喊出：“他们现在正裸奔（streaking）着经过我！这景象让人难以置信！”

——于是“裸奔”一词由此得名并发扬光大。

《时代杂志》则宣布裸奔成了洛杉矶的新时尚，当时英格伍德体育馆正在进行一场冰球赛，而一个裸奔的女子穿着网球鞋冲上了冰面，并且引着一群警察在她屁股后面追逐。

马里兰大学裸跑活动

歌手卡莉·西蒙的《无秘密（No Secrets）》封面和琳达·朗丝黛的宣传照都明显没有穿胸罩，尽管朗丝黛本人也感叹到：“在加州之外的全世界任何地方，如果你不戴胸罩，那就仿佛意味着你想艹所有人。”

在机场她遇到一个男人对她说：“嘿，小妞，你想来一发吗？”朗丝黛掉头冲过去给了那男的一个大嘴巴。

内衣厂商则为了迎合潮流独辟蹊径，他们在推销一款带有乳突的胸罩：“想象一下，时时刻刻都能有性感的寒冷天气。它是如此性感，它将为您的造型带来全新的视觉效果。”

《无秘密（No Secrets）》

在1973年，人们似乎空前绝后的开放了，而性革命的巅峰，则是人们赶时髦似的前往电影院看色情影片以彰显自己“拥护个性解放”。

但色情影片《深喉》所引起的法律诉讼，也揭开了那个时代电影革命的一角。

玛丽莲·科尔

为了应对男性杂志《豪华公寓》的竞争，《花花公子》在1971年第一次露出了几缕阴毛；一年以后，玛丽莲·科尔第一次正面全裸出现在了封面上了（她也是那个出现在Roxy Music乐队《Stranded》专辑封面的女人），但阴影覆盖了一些关键部位。

最终直到1973年3月，休·海夫纳才第一次完全彻底正面全裸地出现在了封面上。

《Stranded》

就在同一个月，法官乔尔·泰勒裁定电影《深喉（Deep Throat）》是淫秽的，同时判处曼哈顿的新成熟世界电影院10万美元的罚款。

在审判期间，相关的专家们就口角“是不是属于正常性行为”进行了长达十天的争论，反对《深喉》的检察官威廉·珀塞尔称：“看过这部电影的女人可能认为阴di高潮是完全健康的、道德完美的。她错了，她真的错了，而这部电影可能会助长这种误解。”

辨方的专家则反驳说，对夫妻进行性行为教育有助于防止离婚。

《深喉（Deep Throat）》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当《深喉》的女演员琳达·拉芙蕾丝遭受虐待的故事还未泄漏之前，去看色情电影是最理想的天性解放方式。这就算是深入贯彻宪法第一修正案，拥护个性解放以反对过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压迫，宣扬裸体和性爱是美好的，而不是罪恶的。

《深喉》的律师辩论说：“这表明女性也有权享受性生活。”《纽约时报》的记者文森特·坎比则写道：“您可以说，琳达用她自己的方式在解放女性，她把男人当做性工具，而在大部分的色情电影里，一般都是男人把女人当做性工具。”

（关于琳达·拉芙蕾丝与《深喉》案，有一部传记片叫《拉芙蕾丝》，由阿曼达·塞弗里德主演的，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下。）

连鲍勃·霍普都开始开起了《深喉》的玩笑：“我去看《深喉》因为我喜欢看动物电影，我还以为它是拍长颈鹿的呢！”

《拉芙蕾丝》

最颠覆性的性爱场面也开始出现在普通电影里，马龙·白兰度主演的《最后的探戈》鼓励了导演尼古拉斯·罗格拍摄《威尼斯疑魂》，后者是在意大利拍摄的，拍摄期间恰逢意大利警方扣押了全意大利所有《最后的探戈》的拷贝，罪名是涉嫌淫秽色情。

具有反文化敏感性的电影制作人现在掌管着好莱坞，但是在经过一连串的票房爆炸性电影以后，他们意识到时代已经改变了，于是他们开始放手让年轻的导演展开实验，《穷山恶水》、《美国风情画》、《漫长的告别》和《纸月亮》等一系列佳片纷纷问世。

但有时候，电影公司也会有顾虑，例如哈尔·阿什贝导演的《特殊任务（The Last Detail）》就被延迟发行了6个月，因为电影里出现了65次“艹”这个词，但最终杰克·尼科尔森在片中的精彩表现使得哥伦比亚公司不得不发行了它。

《最后的探戈》

一些好莱坞的新贵导演开始聚居在太平洋沿岸的尼科尔斯海滩峡谷（这里离尼尔·杨的家也只有几分钟的距离），这里有朱莉娅和迈克尔·菲利普斯（电影《骗中骗》的制作人）的住所；女演员玛戈·基德和杰西卡·索尔则住在街尾，她们会挥舞着扎染的旗子，裸体享受着日光浴，希区柯克的门徒布莱恩·德·帕尔玛为此写了《姐妹情仇（Sisters ）》的剧本。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正在筹备着电影《仰望星空（Watch the Skies）》，他的构想来自1973年的一大波UFO目击报告，但是最后他不喜欢编剧保罗·施拉德写的脚本。斯皮尔伯格希望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普通的美国人渴望通过与神秘的高等生物接触来改变平淡无聊的日常生活。

《姐妹情仇（Sisters ）》

尽管如此，保罗·施拉德的能力还是得到了马丁·斯科塞斯的认可，他为后者创作了《出租车司机》的剧本。同时，马丁·斯科塞斯则受到了平克·佛洛依德音乐会纪录片《Live at Pompeii》的影响，他把那种跟拍技术用到了自己的新片《穷街陋巷》里。

而斯科塞斯对经典摇滚乐（包括滚石和Ronettes等等）的运用影响了后来的电影在配乐中使用摇滚乐的方式，乔治·卢卡斯的《美国风情画》也是如此。

《Live at Pompeii》

卢卡斯也已经开始在准备他的续作了，这是一部科幻电影，有点儿像是黑泽明的《暗堡里的三恶人》和《飞侠哥顿》的综合体。卢卡斯表示：“这部电影其实讲的是越南战争，那是尼克松试图获得连任的时期，我开始从历史上思考民主制度是怎么变成独裁统治的。”

约翰·米利厄斯则是这群人中象征性的保守主义者，他修订了《警探哈里》的剧本，又创作了《现代启示录》和《伟大的星期三》的剧本。

在1973年，就连最大预算的工作室推出的肥皂剧里都有了激进的女主角，《往日情怀》的主演是芭芭拉·史翠珊，她饰演了一名理想共产主义者，推动着自己编剧丈夫（罗伯特·雷德福德）创作艺术作品而不是娱乐产品，最终使得后者进入了黑名单。于是两人之间产生了观点的分歧，激进主义者不得不决定是继续推动，还是蜕化成一个原始的雅皮士。

亚瑟·劳伦兹是这个电视剧的编剧，他自己本身就在黑名单上，后来凭借《西区故事》咸鱼翻身。

芭芭拉·史翠珊

除了饰演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共产分子”以外，芭芭拉·史翠珊还打破了影视行业一直以来白人审美的传统，她的母亲的曾经告诫她，说她还不够漂亮，其他人则建议她整一整鼻子并且改变她的口音。

但史翠珊完全没管他们。对此，电影历史学家莱斯特·弗里德曼评价道：“史翠珊保持了她的名字和鼻子，这代表着犹太人在电影中角色的转折点，表明犹太血统是值得骄傲、可以利用并且应该庆祝的东西。”

在音乐界，雪儿（Cher）也把她一半的亚美尼亚血统变成了她的招牌特色，她的一连串热门歌曲《吉普赛人、流浪汉和小偷》、《混血儿（Half-Breed）》和《黑夫人》都是这一主题，《混血儿》甚至成了10月份的排行榜第一。

雪儿（Cher）

达斯汀·霍夫曼通过电影《毕业生》的成功，也引领了一批从未在电影中出任一番的演员的逆袭，其中包括：阿尔·帕西诺、埃利奥特·古尔德（史翠珊的丈夫）、理查德·德雷福斯、罗伯特·德尼罗等等。

这些“非主流性”演员的崛起，正好和当时音乐圈里另类音乐人的崛起交相辉映，鲍勃·迪伦、米克·贾格尔（滚石主唱）、詹尼斯·乔普林和尼尔·杨等人成名恰好也是在同一时期。

他们的吸引力在于他们的真实，这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娱乐业给人们所批量制造的被修饰过的产品。

《毕业生》

对《往日情怀》的雷德福德而言，那个片子其实是一个警示性的预言，他用了自己整个下半个职业生涯在反思：“一切对他来得太容易了……他是一个骗子。”

雷德福德把这种反思变成了他之后电影的主题，也就是那个衔着金钥匙而生的幸运儿，其实他所得来的一切都是他其他兄弟拼命挣下来的。随后，雷德福德成了圣丹斯电影节的守护神，随着商业电影公司对实验导演的兴趣转瞬而逝，圣丹斯电影节成了无数在艺术上野心勃勃的实验导演的天堂。

雷德福德

反文化运动，自然而然地应该是反对军事和工业联合的，但是令人意外的转折是，这些反对者们集合在一起，反而为人类的进化开拓了新的方向。

1973年在计算机技术发展上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分别是第一台电视打字机和第一台电脑显示器的诞生；而摩托罗拉公司的马丁·库珀则第一次通过他的小发明——手持电话播出了第一个呼叫，他的灵感来源是迪克·特雷西发明的手腕收音机。

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的员工们用同轴线缆连接了所有的计算机和打印机，这就是以太网的诞生。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网络中连接了43台高性能计算机，并且第一次与远在英国和挪威的电脑产生了连接。

《恶魔种子（Demon Seed）》

作家迪恩·孔慈在畅销小说《恶魔种子（Demon Seed）》颠覆了传统的“恶魔”形象，这个故事讲述一台电脑绑架了一个女子，使之怀孕并且最终生下了一个半人半机器的怪物。

但是在硅谷工作的一群“快乐丧尸”们（Deadheads，指的是以感恩之死乐队的大篷车巡演为核心的嬉皮士）却发现了电脑技术的正确用法，他们制作了一个原始的信息板，用来沟通组织参加巡演的计划，以及汇编感恩之死乐队歌曲的歌词——最终连乐队自己都用上了这个新工具。

《全球概览》杂志的创始人，也曾是“快活恶作剧者”之一的斯图尔特·布兰德告诉《滚石杂志》：“不管你是不是准备好了，计算机都正在普及。这是一个好消息，也许是自迷幻药诞生以来最好的消息。搞计算机科学的有一半是快乐丧尸，而如今其他的反文化运动都式微了，没有了当初的热情。”

在那篇文章中，布兰德请施乐研究中心的艾伦·凯帮忙定义一下“标准的计算机迷（Computer Bum）”：“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的狂热，真正的黑客不是一群人，他们是那种非常聪明，但是对取得俗世成就毫无兴趣的孩子。而计算机是一个最佳的地方，因为你不必预先获得一个博士学位，或许任何证明材料。在这里你依然可以做一个手艺人，如果你有任何本事，人们会付钱请你帮忙，而你有足够的时间慢慢解决问题。”

最终著名的那个典型人物就是那个创造了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他赤脚行走，从大学辍学，读《此时此刻》，在克里希纳神庙里吃东西，攒钱去印度，住在朋友的公社里，帮忙修剪朋友公社里的苹果树。

最终，那个苹果园启发了他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一起创立了“苹果”公司，乔布斯后来说：“我在一个神奇的时代长大，我的意识是由禅道产生的，还有LSD。LSD会向你展示硬币还有另外一面，硬币用久了以后你会忘记那另外一面，但你会知道它依然存在。”

“LSD告诉了我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创造伟大的东西而不是赚钱，尽我所能地去把一些东西放入历史的河流和人类的意识中。”

U2乐队的波诺在谈到计算机技术时说：“那些发明了21世纪的人都是那些抽大麻、穿凉鞋的嬉皮士，跟史蒂夫一样，是来自西海岸的嬉皮士，因为他们的看法与众不同。”

“在东海岸、英国、德国和日本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那些地方不会鼓励不同的想法，而60年代西海岸的那种无政府状态，是最适合想象一个不曾存在的新世界的。”

Reference:https://www.rollingstone.com/music/music-features/counterculture-73-rock-at-the-crossroads-92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