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少年如何长大成人 | 手记



这是《人物》「创作者手记」的第二篇。我们希望还原一些报道的操作过程与幕后故事,以此方式与读者、同行进行更专业、深入且严肃的探讨。「手记」的第二期,由《一群穷孩子的社会实验》一文的作者与各位分享这篇报道的背后。


文|林松果


1

知道「青云计划」,其实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去年冬天,我去深圳采访一个关于养老的选题,有位采访对象是公益界人士,现在在做养老项目,但早年间,他曾主持过深圳一所中学的教育改革。

大概算是正式采访前的铺垫,我问到他教育改革的经历,他讲到自己的观点:好的教育,要尊重每个孩子的天赋秉性。然后随口举例,提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在北川遇见中科院心理所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后来办了一个学校,选拔了北京农民工子弟中的超常儿童,给他们专门的教育,最后送他们出国留学。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个项目现在应该已经停止运行。

如果每个记者脑子里都有一盏选题探测灯的话,在那一刻,我的那盏灯,应该是亮了。乍一听,这件事似乎非常久远,且跟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但它有我感兴趣的元素,比如一些理想主义,一些时代背景,我也想知道,打工子弟、超常儿童、出国留学,这三件看似很难共存的事情,是怎么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而且我在想,如果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其实是不是反倒是适合报道了?因为孩子们已经长大,我们可以看看,他们今天长成什么样子了,这个教育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

于是,当天结束采访后,我向这位采访对象确认了那位中科院教授的名字,他叫刘正奎。回北京后,我在编辑部报了这个选题。

当时,关于青云计划,网上的报道非常少,青云计划有自己的官网,但也已经很久没更新。我报题时也描述得很模糊,很难向我的编辑讲清楚,我到底要写什么,也不确定这个选题是否真的可以操作。只是有一种好奇,觉得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想了解看看。于是我就去了中科院心理所,见到了刘正奎。

刘校长人很随和,记忆力也好,他确认了这个项目的真实性,讲到项目的缘起、他们如何招生、如何教育孩子,以及他们的教育观。同时也提到他在基层做教育的感受、他对流动儿童心理的研究,以及项目后来遇到的困难。这个采访做完,我大概知道了,这是一个可以写的好故事。

后来,刘正奎介绍了一位学生给我,我又陆续联系上其他的学生,包括在国内的,不在国内的。然后找到了第一届青云班的班主任、项目资方的工作人员……断断续续做了一个月的采访,逐渐靠近这个故事。

做我们这行,大家常常说一句话,就是每年可能只有两三个选题,是自己真正喜欢、全情投入、并在这个过程中觉得相当幸福的。其他时候,我们是凭着职业精神,做一个合格的码字人。而青云,就是前面那一种选题。

我对它感兴趣,也许跟我的成长经验也有关系。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在村小读到三年级,后来才转到城里的私立小学,再到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一路考出来,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亲眼看着我小时候的玩伴们,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在体制教育中跌落,早早进厂打工、成婚生子,消失于人群中,也许这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的命运。也许这就是这个选题击中我的原因。采访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是共享同一种语言的。我们是同一个国度的人。

青云班的孩子在为同学庆生

2

采访的那一个月里,有很多记忆很深的瞬间。

比如徐博说,那时每个周日,他从皮村的家坐公交车到芳草地,上车的时候觉得放松又开心,感觉自己像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穿梭。那个画面一下子跳出来,抓住了我,我知道这个细节会成为文章的开头。以及我们的采访要结束时,徐博叫住我,声音有些哽咽,然后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觉得这个项目是成功的,它教会了他们做一个向上的、正直的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它应该会是我文章的结尾。还有在北京昌平,与李小溪见面时,她笑一笑,露出的小虎牙。她翻出QQ空间给我看他们小学的照片,是很多稚嫩可爱的脸。

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在理想主义之外,这个故事其实有非常多的毛刺。在十年的漫长时间里,出现过许多问题和状况,比如这个班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其实就分离了。之后重聚,很多人没有再回来。包括每个阶段,横亘在他们面前无法逾越的入学政策。包括孩子们的家境,就算都属于打工子弟,但仍然有贫富之分,而这种分别,决定了一些家庭可以让孩子去澳洲,但另一些不行。

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会带着预设去采访,甚至会期待这个故事能完美契合某个故事模型,比如少年天才的故事、《死亡诗社》那样的故事。更多时候,我们还会希望自己的故事有一个集中的母题,就像以前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我的主编总是问我: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讲清楚,你这篇稿子要写什么?

但我发现,青云计划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特稿选题——它不只是一件事,没有那么标准的起承转合,可能最后也不是一个happy ending。这个故事里有教育理想,有现状,也有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有政策,有时代,还有一群少年的成长史。这些毛刺,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不能只选择一个叙事,而忽略了其他叙事,它们都应该被写出来。这也意味着,这不会是一种爽文式的写作,或者对读者来说,可能不会有非常好的阅读体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回避这些东西,它们都是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总想起好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是俄版《人生七年》,也叫《我们生于苏联》。不同于英版的《人生七年》主要讲阶层问题,俄版纪录片拍摄的20位孩子,出生时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长大过程里,国家解体、民族争端、地域冲突、性别矛盾在同时发生着。立陶宛的天才女孩在教育系统中浮沉,贝加尔湖畔的女孩被家暴而早早去世,家住红场附近的高官子弟去做了时尚杂志编辑,孤儿被美国夫妇领养而远渡重洋……成长是这么复杂,这么多面,一个微小的变量,就可能导向截然不同的结局。记录者不回避这些,也许不工整,但可能更接近真实。

也要感谢我的采访对象,在交谈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刷新我的预设和成见,让我看到更丰富的光谱。

李小溪是文章里的一位主人公,是第一届青云班的班长,一个从小就被认为最聪慧、最可能有出息的孩子,在青云计划读到高三,准备出国的最后关头,因为经济原因,被父母叫停。项目方觉得惋惜,也为她争取过奖学金,但最后,她还是放弃了。

去见她之前,我想着她也许会对父母有怨言,或者对命运有些意见。我问她怎么看待公平,但她给了一个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回答。她说她觉得命运某种程度上是公平的,因为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给了她很高的智商。虽然他们带着她一直颠沛,四处流浪,但这种状态下,她还是能比较轻松地把一张卷子做到满分。和别人比起来,这是不是一种不公呢?她问。

这番话也把我拉到一个全新的视角里,原来她是这么看问题的,原来她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命运的。他们的这些讲述被保留下来,让文章变得更宽阔和丰富了。


《俄国人生七年


3

不过,仍然遗憾的是,文章虽然已经有14000多字的篇幅,但仍有一些信息被遗漏。正好趁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再补充谈谈。

在文章修改过程中,编辑姚璐尤其强调让我补充一个信息,就是这个项目开始时的时代背景——我想报道发出来之后,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被打动,可能也因为,在今天,这样的事情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了。谁还会在北京办一所民办学校,撞得头破血流又吃力不讨好呢。

但是在2009年,与今日之凋零不同,那时北京还有六十万打工子弟,城市周边是遍地开花的打工子弟小学。当时有领导人在视察北京玉泉路打工子弟小学时,在黑板上写下「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题词。

那时,北京最好的那一批小学,会和其他打工子弟小学举行联合活动。北京有专门针对贫困京籍学生的「宏志班」,也有许多教育项目是专门服务打工子弟,比如南都基金会发起的「新公民计划」,他们创办了许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对打工子弟做学业、就业、社会交往的各种辅导。甚至细致到——有某个项目是专门给打工子弟提供游泳场地。

在那样一个蓬勃的时代氛围下,刘正奎他们没觉得这件事有多难,也没想把这件事做得多大。他只是从一个心理学研究者的角度看问题,觉得如果能有一所学校,便可以建立一个相对完整、安全的环境,与糟糕的原生家庭对抗。只收那么一小批人,不那么宏大,就是一个微小的实验。

不需要一个人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很多人在一起努力,努力织就一片图景。理解了这一层背景,也许我们会更能理解他们行为的合理性。

文章的另一个遗憾,是没能采访到青云班学生们的家长;虽然试着寻找过,但最终也没有采访到那些没有出国、没有考上国内大学的学生——比起去了澳洲的徐博、经历曲折最后还是上了大学的李小溪,他们可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落者与失语者。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项目到底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或者,是不是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

直到文章发出后,编辑在微信后台的评论之海里,打捞出了一条评论,这位叫@米老鼠(米娥)的读者,是第一届青云班一位学生的家长。她在评论里这样写——

「我看的泪流满面,我就是24个孩子中的一位妈妈,没有文化,家里很穷,他也是唯一一个没有上学再上班的人,看上去很失败,出了社会没有文凭,不好找工作。

但是他从小学的英语就比一般孩子学的多,他性格内向,那段时间我和他爸就好像在地狱生活一样,觉得没有文凭、不上学,他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他去了培训班上班。都看他太小了才19岁,但是老板同事都喜欢他。他以前就说,你放心吧,就算我不上大学,我的见识也比一般的大学生多,知识比他广。

虽然感觉很失败,但是青云学校培养了他积极向上,正直三观很正的孩子。我也很欣慰,现在是成都一培训学校的主管,总部上海,还说要把他培养成分校校长。今年赵主任走了那天,在家饭都没有吃,他不会表达感情,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就小学文化,也不知道东一句西一句说的啥。但是还是感谢青云的全体成员,眼泪掉下来了,其实还有好多话说。」

她的语言并不通顺,明显有一些急促。但读到这条评论,我们都有些震动。文中的两位学生,徐博和李小溪,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者。他们出国留学或考入一本,但那些滑落得更深的孩子呢?那个极具天赋但回到了温州上中专的女孩,回到河北读了职校的男孩,以及这个只完成了中学学业的男孩,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项目到底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或者,是不是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

感谢这位母亲给了我一个可能的答案。我们写的正文,她的这条评论,共同完成了这个故事。


《俄国人生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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