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的风雨抗战路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迅速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弃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支持19路军奋起抵抗，有力地阻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蒋介石对19路军不满，命令其围剿红军，企图在内战中瓦解这支抗日力量。李济深得知后十分愤慨，对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战的前途深感担忧，坚决支持19路军将领与蒋介石据理力争。1932年5月，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将李济深外派视察工作的人员杀害，李济深极为不满，不久后出走香港，公开站到反蒋的一边。

李济深虽然挂冠而去，但对抗战局势始终保持密切关注，求索良策为国纾难。李济深的老部下陈铭枢出国考察后，提出要串联各方抗日反蒋力量建立联合阵线，有组织地发动抗日反蒋运动。李济深深以为然，并与陈铭枢共同制定行动方案，积极构建民主联合阵线。在联合两广的计划失败后，李济深把目标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联共反蒋抗日，李济深积极奔走各方，于1933年10月力促19路军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随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下简称“福建人民政府”），李济深被推选为主席。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大力支持抗日运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给予人民充分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民族工商业，进行现代化建设。然而，福建人民政府维持了不到3个月，就遭到蒋介石的血腥镇压，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被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不得不离闽去港。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更坚定了反蒋抗日的决心。1935年，华北危机日益深重，李济深准备采取新的抗日救国行动。同年7月，李济深等人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大同盟”）。大同盟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广泛吸纳爱国民主人士，大力开展反蒋抗日的宣传工作。在此过程中，李济深对国内局势变化始终保持高度关注。随着中日民族矛盾超越国内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李济深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及时调整了对蒋介石的政策，从“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李济深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局面逐渐明朗。1937年春，李济深多次主持召开大同盟会议，讨论巩固国内联合抗日局面问题。随后，李济深代表大同盟发表《解决时局抗日救亡之意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等主张。李济深还会见了共产党派来宣传政治主张的秘密党员杨德华，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共抗日主张的了解和认同。此前，李济深就盼望与共产党进行深入抗日合作，此次还趁机委托杨德华将自己的亲笔信转送延安，并提出要亲自到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商讨抗日救国大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迅速形成。为了支持蒋介石联共抗日，李济深重新回到国民党。1938年1月，李济深准备帮助新四军收编地方抗日武装，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支持。同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李济深满怀热情参与其中，举荐了大量爱国民主人士参会，蒋介石却千方百计地限制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李济深对蒋介石的行为深感失望，但考虑到国共合作抗日大局，还是情真意切地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建议改组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并托人带话劝告蒋介石：“一不要怕共产党，二不要怕民众，抗战前途才有希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防共”“限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的发展百般刁难，致使国共两党合作矛盾重重。1939年，为缓和国共两党紧张关系，蒋介石决定在重庆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并任命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李济深主持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李济深虽然对蒋介石不满，但为了推动抗战工作，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并经过斗争掌握了用人方面的主动权，以此广纳抗日英才。在李济深的领导下，战地党政委员会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灵活运用创办刊物、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等主张。

抗战期间，李济深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以民族大义为先，多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设计的反共阴谋。例如，1939年6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兼民军总司令张荫梧趁日军扫荡之机，企图偷袭八路军队伍，结果未能得逞，竟然反咬一口，向蒋介石诬告八路军。李济深接到中共关于事实真相的报告后，以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政府据实相报，迫使国民政府免去了张荫梧的职务。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李济深接到国民参政员王葆真的一则电报，得知蒋介石准备派卫立煌攻打晋城的八路军，立刻帮助王葆真联系卫立煌，大力支持王葆真的调停活动，从而为中共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李济深在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期间，尽管受到颇多限制，但其凭借一腔爱国热血和卓越的政治才华，使战地党政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支持团结抗战、保护进步力量的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广泛拥护，却也招致了蒋介石的猜忌。1940年春夏之交，李济深被调离重庆派往桂林，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对此，李济深认为，自己在重庆既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又没有自由，到桂林实是得其所哉。

在桂林工作期间，李济深继续致力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护民主进步人士。当时，宋庆龄和陈嘉庚等人为八路军募集抗战物资，运到桂林需要得到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批准，李济深排除各种阻挠力量，以最快速度批示放行。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国统区迫害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左翼文化人士的状况愈演愈烈。为避免迫害，许多人纷纷离开国统区撤往香港，途经桂林时，向李济深寻求帮助。当时，李济深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掩护张友渔、夏衍等中共党员以及邹韬奋、梁漱溟等大批民主人士安全脱离险境，顺利到达香港。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众多爱国青年被广西警察机关暴力关押，李济深得知后立即将他们安全释放。

为解决抗日物资匮乏、国民党官场腐败成风的问题，李济深还在广西发起“饮食节约运动”，大力宣传节约理念，严格限制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浪费行为。李济深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全家人经常以稀粥度日。不过，李济深对抗日活动从不吝惜，在次子李沛金结婚时，公开声明不摆喜酒，把酒钱和礼金都捐赠军队，以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

李济深还努力推动桂林进步文化工作发展，改善当地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生存状况，帮助他们顺利开展抗日文化活动。当时，冯玉祥为了更好地宣传民主与抗日，开办了“三户图书社”，李济深极力为他掩护，防止有关方面的搜查。陶行知在桂林开办的育才学校，也得到李济深的保护。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迅速沦陷，许多文化人士从香港逃往桂林避难。李济深了解到他们在桂林的生活十分窘迫，特地申请了一笔救济费，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并努力为他们找工作，以渡过难关。

正因如此，李济深再次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和不安。1943年底，蒋介石撤销了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要把李济深调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实际上是想将李济深置于他的监控范围内。李济深断然拒绝了，继续留在桂林开展抗日活动。

1944年8月，在日军猛烈进攻下，桂林告急，李济深邀请多位民主人士商讨日后行动方向，决定以养病名义回到家乡，组织武装力量，继续支持抗战。11月，李济深举家回到苍梧。不久，苍梧亦被日军攻陷。面对家乡水深火热的局势，李济深进一步意识到，必须组织一支当地抗日武装力量，来保卫家乡、保护人民。但这时的李济深，武器装备及经费都不足，也没有实际的军事指挥权，蒋介石的严加防范，使李济深的抗日活动一度陷入困境。李济深曾作诗表达那时内心的苦闷：“舆马分驰到北流，两旁父老尽凝眸。时人哪解余心苦，惆怅将军已白头。”在此困难时刻，李济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鼓励，并于1945年春到达与广西交界的广东罗定，积极收编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组织起了一支抚河支队。这支队伍也不枉费李济深的心血，在与驻广西梧州的日军宪兵队、密侦队作战过程中，俘虏日军曹长和士兵各一人，自己队伍无一伤亡，取得了梧州沦陷以来唯一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抗日军民的士气。

风风雨雨十几载，无法阻挡李济深坚持抗战的决心和步伐。在此期间，尽管抗日行动受到蒋介石的猜忌和阻碍，但李济深没有因为遇到困难而退缩，也没有因为遭受打击而消沉，始终不忘爱国初心，坚持抗战到底，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