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九九丨王安石生日快乐！

除了是文学家，王安石还是著名的政治家，他为了改变北宋百年“积贫积弱”的弊端，而推行了变法。王安石变法，在历史课本上，是被当做正面来宣扬的，然在古代的时候，这场变法实际上充满了争议。更多的是负面评价，甚至曾有人指出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王安石变法推行的政策确实有不妥的地方，如青苗法，本意是为了在荒年，以较低的利息给老百姓贷款、贷粮，防止老百姓借高利贷。王安石当地方官，在地方推行的时候，很有成效。但当他将其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推广的时候，就出现了麻烦，一些官员将这项推广作为了自己的政绩指标，有些人不需要借贷，他们也强制摊派，不仅普通农民，甚至一些富人也必须借，这样就可以上报朝廷，说今年青苗法普及率百分之百了。还有就是将中产之家与贫苦者绑在一起，如果借贷的贫苦者不能还贷，将由中产这些担保人负责还款，结果很多地方赶上自然灾害（熙宁七年，大旱），农民还不起，跑了，中产的家大跑不了，大量破产，返贫。《宋史·司马光传》记载：“今出钱货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道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辗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青苗法后来的利率几乎跟高利贷差不多了，很多政策没有像王安石想的那样，“去重敛、宽农民”，没有减轻民众负担，反而加重了民众负担，如上面提到的青苗法推行方式的弊端，还有就是青苗法农民借的可能是种子，还款的时候要用货币，古代实物货币是有限的，国家是变得有钱了，老百姓就没钱了，再有市易法、均输法，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也损害了一些生产者的利益，还有募役法，官府雇人承担劳役，不愿服差役的，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就行，富人肯定愿意交钱，而劳役的重担就一直落在贫苦大众身上，他们不得休息。王安石变法的初心是民不加赋税而国富，“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目标是国富，然目标是实现了，国家有钱了，前提民不加赋却没能保障，富人、平民都被搜刮，所以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老百姓与富人都不满意。并且官员们把本该全部交给国家的钱中饱私囊，借着新法贪污，更是大失民心，民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逐渐激化。民众越来越贫困，流民在大宋版图上铺卷开来，一直持续到十几年后的宋徽宗时期，流民越来越多，宋江、方腊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壮大的，政府为了对付他们，消耗了不少国力。

王安石为了新法的顺利推行，在任用人上，过于激进，也有失误。凡是赞成变法的就用，不赞成的就贬谪，导致很多小人钻空子——打着变法的幌子而谋求荣华富贵，其德行不怎么样，这些人就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端，蔡京就是其中之一。宋徽宗所用之小人，几乎都是当年靠着新法投机取巧上位的，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时期，提拔的“人才”，实际都成了北宋的掘墓人。

王安石的变法，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引起了党争，使得朝廷的力量在内讧中消耗。虽然司马光、苏轼等人对王安变法有所异议，但他们是君子之争。司马光，我们都熟悉，据说他小时候砸缸救了小伙伴，实际上最早的版本是司马光击“瓮”，瓮中捉鳖的“瓮”，缸是敞口的，容易爬出来，瓮是内卷口，肚大口小。长大后的司马光一直做到了宰相，他是反对变法的领袖，在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时候，他反对，反对无效就去洛阳编写《资治通鉴》去了，后来权力更迭，神宗死后，即位的哲宗年幼，由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就回来主持了废除新法。王安石跟司马光主要是治国理念上的争端，王安石要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国家有钱。虽然司马光一直反对新法，还亲手中断了王安石的新法，但他一直对王安石个人的评价很高，王安石去世后，他也没有落井下石，他建议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谥号为“文”。苏轼并不反对新法，他反对的是操之过急有些不妥，所以王安石掌权的时候，他不得志，而当新法被全部废除的时候，他也反对这么做，认为新法中也有可取之处，结果还是不得志，一贬再贬，王安石去世后，苏轼也没有落井下石，其《王安石赠太傅》中写道，“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评价是极高的，在他看来，王安石不是一般人，简直是生得其所，是专门为某件大事而出现在人间的。他们君子之争，和而不同，与小人佞臣之间的低劣争斗是绝对不一样的。元祐元年，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世。这之后，新法是什么已经不重要，治国理念不同之争演变为私利与权力的斗争，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靠着支持变法上台的被称为新党，即元丰党人（元丰年间，新法推行），一派打着恢复祖宗之制的为旧党，即元祐党人（元祐更始，新法被废除），统治者领导层的变动，一会支持新党，一会支持旧党，从此党争日烈，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激化。

变法滋生了贪污腐败，小人得势，国力内耗，政治内斗，这些都间接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建国才167年的帝国大厦瞬间倒塌了，一个封建王朝一般都能挺个二三百年，北宋却才一百多年，少了的那几十年，或许真的与此次变法埋下的隐患有关系吧。

早期的时候，这场变法不叫王安石变法，而叫熙宁变法，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所以又叫熙丰变法。后来变法失败，几十年后，北宋灭亡，进入南宋，人们总得找个理由，探究灭亡的原因，士大夫们不好直接说皇室的腐败，得找个替罪羊，就直接怪罪到了王安石身上，所以称其为王安石变法，带有贬斥王安石的意味，认为是他的瞎折腾让大宋失去了半壁江山。宋文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评价王安石变法说，国家由统一而分裂，是王安石的罪责，国家分裂而不能再统一，这是秦桧的罪责，这是将王安石与秦桧并列在一起了，“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明朝商辂《续通鉴纲目》里说靖康之变的祸乱始于宋神宗、王安石，他们的罪责不在宋徽宗、蔡京之下，“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

在古代的时候，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基本都是否定的。直到清朝末年康梁变法的时候，梁启超发现王安石这样一位名相的变法，依靠的也是一个年轻的皇帝，也有一个老太后作为反对派，梁启超颇为感慨，于是写了一部为王安石翻案的著作《王荆公》，经过梁启超的倡导，王安石变法的正面形象得以宣扬，肯定的评价逐渐成为了主流。（本文选自《历史的错觉》）

赵运涛，笔名赵九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文学系主任。主要著作《符号里的中国》（中华书局，2021年) 《诗经文学的贵族时代》（东方出版社，2021年）等。

我知道你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