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与毛泽东、周恩来、杨振宁交往剪影
在九三学社历史陈列馆有一幅历史照片，记录了1973年7月周培源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杨振宁的场景。在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背后，蕴藏着一系列意味深长的故事。
1973年7月17日，周培源（左二）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杨振宁（右一）
在上述展陈照片中，周培源和杨振宁分别坐在毛泽东左右两边，周恩来坐在周培源旁边。但起初不是这样的。一开始，周恩来与杨振宁坐在毛泽东两旁，周培源坐杨振宁旁边。毛泽东对周培源说话，由于毛泽东湖南口音重，周培源又多年耳聋，没听清楚，也没听懂，连忙调整助听器。这时，周恩来马上把毛泽东的话翻译成普通话，而且起身让周培源坐在毛泽东的身边，自己则坐到周培源的旁边。展陈照片，记录的正是调换完位置后的这个历史瞬间。
在陪同接见杨振宁之前，周培源与毛泽东已经有过多次亲近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强调：“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300多名专家共同讨论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周培源等66位九三学社社员参加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于1956年6月接见了周培源等科学家，号召大家要立壮志，为迅速实现宏伟目标而奋斗。
1957年，周培源两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聆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讲话。休息时，毛泽东还亲切询问周培源的工作情况，鼓励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64年8月，在北京召开科学讨论会期间，毛泽东接见参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一一为其介绍。第二天，毛泽东专门召见了周培源和于光远，畅谈三个小时，话题涉及科学实验、基本粒子、革命实践等方面。毛泽东要周培源介绍基本粒子的物理学知识，周培源一面拿着画有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的示意图，一面向毛泽东讲解，还把一些名词、数字、人名等写给他看。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都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1973年7月17日，周培源陪同杨振宁走进毛泽东书房，周恩来出门迎接。见到毛泽东后，按照当时的流行语，周培源脱口而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很严肃地看了周培源一眼，说：“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万寿无疆的。”接见中，毛泽东对杨振宁在科学领域的成就感到由衷高兴，也十分关心我国的科教事业和基础理论研究，再次提出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倡导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希望中国的科技成果能够对全人类作出贡献。周培源回忆说：“毛主席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育，终生难忘。”
1962年，周恩来向周培源（右一）、钱三强敬酒。
1949年5月，周培源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那天，周恩来在协和医院小礼堂接见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代表人士。周培源回忆起当天会见的情景：“周总理英姿勃勃，意气风发，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周培源主要从事科技与教育工作，但也时常参与国际科技交流及外事活动，因而与周恩来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与交往。1950年9月，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应英国共产党的邀请，我国派出了以刘宁一为团长，周培源、李德全、涂长望和王铁崖为团员的代表团，赴英国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赴英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全体成员，详细询问出国准备情况，然后说：“你们出国，首先要支持我们的朋友，要宣传新中国的方针政策，对我们的敌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当时朝鲜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代表团到了英国之后工作十分难做。代表团的成员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国，或多或少存在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回国后，周培源把这种思想向周恩来如实汇报，周恩来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而又亲切的批评：“我们是干革命，要有斗争的精神，不能怕困难。在出国活动中决不能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周恩来的话深深触动了周培源。后来在频繁的外事活动中，他始终把周恩来的教导作为行动准则来要求自己，“总理对我那次出国前和返国后的教导，在后来的20多年的外事工作中，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1972年六七月间，杨振宁在参观北京大学和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之后，直率批评科技界理论水平差，认为我们的理工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希望能提倡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7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时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周恩来接着对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经过几天思考，7月20日，周培源上书周恩来，分析并指出了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的原因：一是缺乏具体领导，订了计划，列了重点，却未能真正落实；二是科研单位（主要是科学院）大都把力量投在生产试验工作，而不能集中精力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三是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缺乏统一的、持久的认识，政治运动一来，基础理论研究首先受冲击。就如何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周培源提出两点意见：让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统一对基础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周恩来对周培源的来信非常重视，三天后，作出重要批示：“把周培源同志的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做根据，在国务院教科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 周培源动情说：“周总理为国操劳，日理万机，对于他所要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件，竟这样反复叮咛，使得像我这样有幸亲自聆听过他的教导的人，每一念及，感动得热泪盈眶。”
也正是在周恩来关于要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指示引导下，1972年10月6日，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强调在研究当前生产中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的同时，对那些一时看不出直接应用，但通过长期实践，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基础理论问题，也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1976年1月8日清晨，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周培源号啕大哭不止。10日，周培源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周恩来守灵。多数人站一个班就走了，74岁的周培源站了一个班，又一个班。
作者：段正初
编辑：王富聪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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