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丨馬宗霍迻寫章太炎佚文一則考釋

文丨劉青

荊州市圖書館藏王闓運《王志》二卷，光緒乙未（1895）刊本，為章太炎弟子馬宗霍（1897-1976）之舊藏，卷首有馬宗霍迻寫章太炎論王闓運之文一則，經查此文迄今未刊于世，當為章氏之佚文，其文如次：

馬宗霍於文後記其由來曰：

由此可見，此文為馬宗霍迻寫于1953年（癸巳），原係太炎應蔡人龍（湖南耒陽人，字漁春，曾師從王闓運）之邀為其手抄本《王志》題辭。馬宗霍於青年時亦曾受業于王闓運，平生於王氏之學始終頗為推重。——可能是由於馬宗霍的這種主觀傾向所致，其謂“王、章學術雖不同，然章於竝世作者獨推緗绮之文”，恐未盡合實情，章太炎平生向以“文人”視王闓運，如其在《漢學論下》中謂：

章氏在其《國故論衡·小學略說》中又有所謂“三王不識字”之說，“三王”指王安石、王夫之、王闓運，其謂“此三王者，異世同術，後雖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聲音，譬瘖聾者之視書，其揆一也”[2]。章氏之評固然頗為苛刻，卻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王闓運著述於小學的粗率，在後世學林頗有共識。誠如有論者所言，章氏的評價“雖含學派歧見，但實本于三王文字學之研究實績而言。以今日之後見之明來看，三王之文字學若純從學理角度而言，實多有不足”，即使“在湘學後勁楊樹達看來，亦目為‘遺笑通方’‘喜標新義’”[3]。

章太炎平生學宗清儒，其所謂“文人”一語，由清代樸學的語境看，實有貶抑之意存焉。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文人之多”條謂：“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4]顧炎武之文，可與章氏論王闿運之言相印證。故太炎言“壬翁之才，自不肎（肯）以文人自畫，竭其智力自可與偉長、公理雁行，惜其不為而好箋注經傳，義或自陷，真所謂困於葛藟（藤）者也”之意，實謂王闓運本為文人之才具，充其量或可達到徐幹（偉長）、仲長統（公理）的境界，可惜不甘於此，卻自居經師而箋註經傳，所解之義多陷於自說自話而夾纏不清。——這顯非馬宗霍所理解的正面的“持平之論”。

王闓運治經宗今文，篤好《公羊傳》。《近代名人小傳·王闓運》說：“（闓運）二十八而達《春秋》微言，張《公羊》，申何學。時則學者習注疏，文章皆法鄭、孔，有解釋，無紀述；重考證，略辯論。讀者竟十行輒引幾臥，慨然曰：‘文者，聖人之所托，禮之所寄，史賴之以信後世，人賴之以為語言。詞不修則意不達，意不達則藝文廢，俗且反乎混沌。況乎孳乳所積，皆仰觀俯察之所以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鳥獸蹏迹之跡，其比燦然者也。今若此文之道，幾乎息矣！’遂溯莊、列，探賈、董，發為文章。”[5]可見王闓運自青年時起，主修何休《公羊》之義，然於清儒考據學風不滿，遂入辭章文士之途。

王闓運平生更鐘情於《莊子》，傅宇斌在《湘綺樓日記與王闓運的性格和人格》一文中於此所論頗中肯綮：

故太炎謂王闓運“其學術所至，在世亂心治一言，此仍老氏之術，于新建門下王汝止說亦有似者”，蓋言王氏身心氣質，所近者實為道家佯狂玩世之行，以亂世唯有治心之一途，於儒家則近于陽明後學王艮（字汝止）一脈的狂禪路數。

顯然，太炎於王闓運平素好將儒家經義比附於道家思想的做法是很不以為然的，故謂其“若援引經訓，則取《易繫》可也。必以《公羊》據亂、升平、太平之說相附，則貌同而心異矣。”蓋王闓運以莊子為《春秋》经世之统的传人，對此他在《王志·論經學辭章人品之異》文有一語道及：“老出史官，專論治朮；莊傳《春秋》，但在自治。”[7]然其說並無所本，故太炎認為，若非要以道家思想比附儒家經典，以之解讀《周易·繫辭》或者還可以說得通（太炎此說確有所見，當代學者以《繫辭》與道家有關之論不少[8]），但以之通於《春秋》，則顯然太過牽強附會了，故謂“此亦任翁所謂《春秋》，非莊生所謂《春秋》也”。

由此可見，章太炎的這一則佚文，其對王闓運之學仍然以批評為主，這與其平素相關所論的基本立場全然相符，馬宗霍雖對之有主觀性的曲解，然其迻寫應可信從。

本文转载自《人文论丛》2021年第1辑

刘青，荆州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