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2-12 17:42
李小龙丨“义激猴王”的校勘、义理与小说史语境
由于《西游记》版本中传世的明代刊本稀同星凤，海内收藏绝少，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5年整理此书时 （以下简称“人文本”） ，“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就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摄影的胶卷，并参考清代六种刻本校订整理的”[1]。 也就是说，因为《西游记》存世版本中最早的世德堂本 （以下简称“世本”） 海内并无收藏，校勘工作只能使用胶卷来进行。 就最终的校勘结果来看，所据世本的胶卷很可能并不清晰； 也有可能当初为了整理工作方便，先以某种清刻本为工作本，反校世本，再将反校成果视为世本进行校勘[2]。 总之，整理工作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西游记》一书的接受建立起基本的格局，也不可否认留下了一些讹误。 1980年与2010年，此书两次修订改版，质量也大有提高。 不过，八十余万言大书，初校是其“基本面”，个别疏误难免漏网。 《西游记》版本的特殊性——世本无可置疑的经典地位及其原本的不易得见，又共同推高了人文本的地位，因为其他出版社若印行此书，自然也要以世本为底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样无法真正得到世本，以致市面上大多数整理本都或明或暗地来自人文本。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书影
比如第三十一回的回目，人文本的第一版与第二版均作“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在全书多用道教修炼术语与游戏笔墨的回目中，这个传统的叙事性标目在概括本回故事上中规中矩。然而，这个清楚明白的回目与故事情节之间却稍有枘凿。 于是，2010年第三版便改为“义释”（参见人文本1980年版第369页、2010年版第375页） 。不过，新改的用字也可能并不正确。吴圣昔先生曾发表文章论及此节，指出“明清时代的各种《西游记》版本……并不都是‘义激’，有的作‘义识’，还有的作‘义释’”，并认为后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义识”是说在孙悟空“要下水洗净身上的妖精气”时，八戒“始识得行者是片真心”；而“义释”中的“‘释’是指消除，即消除猪八戒和孙行者之间的成见”。同时认为“义激”“是从清代刊行最早的《西游证道书》本开始的”，并认为“证道书将此回目改为‘义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不妨说是符合实际的。”（《〈西游记〉札丛（之二）》，《文教资料》1996年第5期。） 应该说都很有启发意义，惜未引起学界重视，且尚有未发之覆，故值得重新检讨。
人文本虽云以世本为底本，但此回目中的“义激”二字却来自清代版本：据核历代版本，此二字第一次出现于清初的《西游证道书》（《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本，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三十一回1a） ，此本以后，清代各本大部分都改用“义激”二字。直到今天，受人文社初版本影响，不但市面上大部分《西游记》版本都袭用此字，就是几种严格以世本或李评本为底本的学术性整理本也不例外[3]。更重要的是，随着《西游记》故事的普及，各种改写、翻译、改编以及影视产品更促进了此词的广泛传播：比如1981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郑士金改编，段纪夫绘画之连环画，其中一册即以“义激美猴王”命名；余国藩的英译本标目“Zhu Eight Rules Provokes the Monkey King to Chivalry”也用了chivalry、provokes 两个词来对译此二字（Anthony C. Yu,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1983） ；詹纳尔则译为“Pig Moves the Monkey King Through His Goodness”，用moves和goodness来对译（W. J. F. Jenner. Journey to the West.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2, 1993, 2003） ；至杨洁执导的《西游记》电视剧，第十一集的题目再次进化为“智激美猴王”：这些因素齐心协力，终于把“激”这个原本没有的用字楔进了西游世界之中，成为西游故事中司空见惯的常识。 之所以说“义激”是清人的擅改，是因为笔者曾仔细翻检历来的《西游记》版本，明代诸本如世德堂本（《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页） 、李卓吾评本（日本公文书馆藏本第三十一回1a） 、杨闽斋本（《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第347页） 、《唐僧西游记》本（《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本，第三十一回1a） 等正文均非“义激”，而作“义释”，并无异文。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证道书本的编定者黄周星确实有一部所谓“大略堂西游古本”[4]为据，否则自属擅改。人文本原用“义激”可能是据清本反校世本留下的痕迹，2010年新版已据世本回改。李洪甫先生曾对《西游记》进行细致校勘，应该说，这个字的校勘从版本学上看已经正本清源了。 不过，这一回归明本的校勘结果并不能解决我们阅读时的疑惑，也无法简单将读者脑海中经典化的“义激”替换。原因就在于，如果抛开版本考量，“义激”在与故事的贴合度上确实稍优于“义释”。李洪甫先生在校记中说：“世本回题作‘猪八戒义释猴王’，无误。‘释’，解释。如《国语·吴语》：‘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用于此，当指八戒秉大义释言于猴王。杨闽斋本、李本、闽斋堂本、新说本同世本。人文本改作‘激’，应从世本。[5]”这种解释与吴圣昔先生的意见接近，但不得不说比较牵强，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商榷。 一是“义释”一词在中国古代小说语境中向来并不这样解释。 “义释”一词最早出于《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的陈寿评语中，原话是“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51页） ，一般都会理解为“张飞大义释放严颜”（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04页）。日本学者上原究一据本传中言“飞壮而释之”（《三国志》第943页） 与陈寿之评为一事，并因《华阳国志》中相同内容中又表述为“飞义之，引为宾客”（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99页） ，从而认为“义释严颜”与“壮而释之”意义相同，就是“张飞认为严颜是‘义’而释放他”的意思，还进一步认为“X义释Y”与“X义而释Y”甚至“X壮而释Y”的意思也是相同的，并举了《太平御览》卷841引《陈留耆旧传》云“贼义释之”与卷998引同条材料而云“贼长义而释牧”（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760、4418页） 以证之[6]。其实这并不妥当。在“X义而释Y”的例子中，连词“而”的添加使得“义”与“释”处于并列修饰宾语的位置上，强调Y之“义”而致X将其释放。但“X义释Y”中的“义”却是用来修饰“释”的，强调X此举之“义”，此类用例甚多，如《荀子·不苟篇》云“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王天海注云“义死，为正义而死”（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再如《后汉书·皇后纪上·光烈阴皇后》云“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6页） ，甚至当下仍多有用例，如义赈、义卖、义售、义拍、义捐、义赛、义演等等均相类似[7]。由此可知，这两种表述并不相同。所以，不能因为史事为一就笼统地将不同表述等同：“飞壮而释之”是史家的描述，即张飞以严颜表现豪壮而释放他；但在文末的评语中，陈寿说“飞义释严颜”却是史臣之评价，认为释严颜体现了张飞之“义”：此二处并不能通约。至于《华阳国志》“飞义之”之语，则或是另一种表述，或是袭用史料时有阙字——《太平御览》的例子也与此相同，两处材料出同一书，然表述不同，并不表明不同的语句指向同样的意义，更可能的是卷841在引录时有阙字，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阐释问题，而是一个校勘问题。因此，“义释”在古代文献中，尤其在小说史语境之中，只能理解为“因义而释放”的意思，从未有“秉大义而释言”的用例。
猪八戒来花果山请孙悟空并非自愿，是被白龙马力劝而来，甚至在来的时候先做好了逃的准备，明言“他若不来，你却也不要望我，我也不来了”；到花果山后的心理活动更明显地表露出他的境界：“怪道他不肯做和尚，只要来家哩。原来有这些好处，许大的家业！又有这多的小猴伏侍！若是老猪有这一座山场，也不做甚么和尚了。”所以，在猪八戒来花果山的心理动机中，并无“大义”可“秉”。 这样看来，明本的“义释”尚不如清人擅改的“义激”，因为起码“义激”在文本中尚可找到依据。不过，“义激”也并非原文，它不但没有可靠的版本支持；就与故事的契合而言，也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详下文） 。 如果这两个用语都有问题，那应该是什么呢？其实在明刊本中还出现了一个词：“义识”。 明代诸本虽然正文回目均作“义释”，但其书前总目却不同：世本刊刻模糊，但尚可辨认[8]，李评本与杨闽斋本都极为清晰，均作“义识”。另外，还有更确凿的援证：李评本前有二百幅插图，每回两幅，并分别在版心处刻有一句回目，第三十一回的标题也赫然作“义识”（据日本公文书馆藏本） 。按古籍刊刻的惯例，总目、插图乃至序跋之类在刊行中会较为特别，经常与正文的校刊分属不同的工作流程，就好像现在出版社正文与封面版式设计并不在同一部门一样。因此，在校刊过程中，正文的某些修改未必会与其他部分同步。也就是说，对于刊刻者的修改来说，书前总目与插图上的文字一般会较为滞后，可能会留下未改前的痕迹[9]。就《西游记》而言，现存最早的世本就有一处参证，其正文没有第十八回的分回标志，即十七、十八回牵连未分，这与《红楼梦》庚辰本极为相似——后者也恰是十七、十八回未分开，只是在庚辰本这里，作者本拟将其分为二回，只是暂未分开，故共用一个回目；而对《西游记》世本来说，则由总目与正文刊行体制的参差导致的，因为在书前总目中，此回并不阙（《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世本，目录第2页、正文第420页） 。世本这一文本缺陷对后世影响甚大：杨闽斋本均照刻未改，所以仍在正文中少一回目（《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杨闽斋本，第193页） ；《唐僧西游记》不但照刻，且因将回末诗删去，从而将下回文字并无分行而径接前文，完全泯灭了分回痕迹（《明清小说善本丛刊》影印《唐僧西游记》本，卷四第19叶A面） ；李评本在观音收伏黑熊怪的“有诗为证”后截开，但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即第十七回末没有《西游记》惯用的“且听下回分解”的话头，第十八回开头也没有“且说”、“话表”的习语；直到《西游证道书》，才在十七回末加上“要知向后事情，且听下回分解”的话，又在十八回初加了“却说”二字（黄永年、黄寿成点校《西游记》，第157—158页） 。可见这种情况在世本中并非孤例。 因此，《西游记》明刊本总目与插图的文字很可能标示了更早的来源，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几个明本除《唐僧西游记》外（《明清小说善本丛刊》所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唐僧西游记》本阙总目，故不知其详） 均如此时，更可确信此异文的意义。 通过校勘，只是解决了文献层面的问题，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校勘背后的逻辑。 首先，我们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正如《三国志演义》嘉靖本前二则标目分别为“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到了毛评本就改为“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一样，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正文情节甚至文字的成型当早于回目的确定，虽然目前所见不同版本中，此回回目所用文字有三处异文，但我们承认，无论哪种异文，其所指向的情节文本是基本固定的。 也就是说，作者或承袭、或自创的猪八戒请回孙悟空降妖的情节早已写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作者会选用哪个字来概括这个情节。 其次，笔者曾指出，在中国古典小说形成双对回目之后，每副“对仗回目照应对称情节”，但这里的对称情节并不单单是篇幅对称，很多时候也是叙述意义的对称，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作者将“猪八戒义激猴王”放进回目，当然可知这一情节的重要。同时，笔者还曾讨论过回目作为中国小说作者“画外音”的功能[10]，也就是说，回目中的用字其实在微妙地体现着作者的态度 。 结合上述两点来看，我们应该明白，对回目用字的考辨并非单纯的字词训诂，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需要考虑：一是在作品文本早已固定的情况下，选择哪些情节进入回目表明了作者对这一情节某种意义上的重构；二是回目选择哪些字词来概括某一情节，体现了作者的某种判断。 回到我们讨论的话题上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的“圣僧恨逐美猴王”，是《西游记》取经队伍聚齐之后的第一次分裂。虽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分与合必须符合生活情理的验证，遵循艺术建构的逻辑。就前者而言，清人张书绅即云“猴王恨逐，其势似难再合”（吴承恩著，张书绅评《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页） ：把孙悟空斥逐出取经队伍，可以不必考虑孙悟空的感受，只需要唐僧单方面坚持便可达成；但若要把他请回来，便同时需要孙悟空心甘情愿的配合，这在小说的情理逻辑上便需谨慎从事。就后者而言，孙悟空的回归不但要合于叙事逻辑，还要让读者容易接受，且不能不顾及小说人物形象的设定。所以，从某种程度来看，如何让孙悟空顺理成章地重新归队，就成了一个取经队伍与作者共同面临的艺术难题。那么，第三十一回回目的上句其实在《西游记》情节流程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对这一回目的讨论就不仅仅是咬文嚼字，而是对作品关键情节的体认。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义激”。仅从文献角度即可知，清代版本改用之“义激”，与现存所有明代传本文字均不合，除非发现使用“义激”的明本，否则可以确定清本擅改。这还是文献层面的认定。其实，从义理层面来看，“义激”一词的使用也给情节解读带来了深层的偏差。虽然认为孙悟空回到花果山便如出牢笼、不会再回来，似乎只是猪八戒以己度人的想法，但孙悟空反问猪八戒的话却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我这里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不耍子儿，做甚么和尚？我是不去，你自去罢。但上复唐僧：既赶退了，再莫想我。”所以读者会以为他的归队不过是中了猪八戒福至心灵的“激将法”罢了。小说也确实八面玲珑地给出了相应的支持，揭出猪八戒“请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激”的心理活动，然后便栽赃黄袍怪说“是个甚么孙行者，我可怕他？他若来，我剥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饶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剁鲊着油烹”，这才激怒了孙悟空，从而达成所愿。但这种表层的判断经不起推敲，不但错会了情节，也误解了孙悟空。 在三打白骨精之后，唐僧将孙悟空斥归，主要是听信了八戒的馋言。正如前文所言，猪八戒虽是那个系铃人，却同时也是不愿意做解铃人的尴尬人。他来花果山时并不敢据实以告，也就是说为了自己，他并不愿意直接给孙悟空这个台阶，而是希望对方能自动回归，从而免除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关于此点，清人张书绅看得很深透，他在第三十回的回末评云：“猴王之放逐，其端虽起于尸魔，其实由于八戒。此回偏用他去请，大是难事。不难于请，而难于见面；不难于见面，更难于启齿，实在令人难以动笔。”（张书绅评《西游记》，第376—377页。） 正因知道这一点，白龙马在劝八戒时才说“他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有仁有义”四字就在向八戒表明此次请回孙悟空的关键所在。所以，此四字非常重要，清人陈士斌评云：“仁义之道，惟信为主……人而无信则无以立。行者拒八戒而不行者，恶其言之不实也。言一不实，则无以成契合而善行藏。”（《古本小说集成》影印《西游真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10—711页。） 其实，就连《西游记》正文也以“义结孔怀”的诗句开篇。由此可知，孙悟空之所以看到八戒来请，不立刻便回，并非真的要在花果山“自由自在”，他首先要求的是八戒“说实话”，即“信”，由此希望得到唐僧或八戒对前事的和解性姿态，这是重新归队的借口和台阶。然而，这些思量却被八戒自作聪明的“激将法”改变了，张书绅评云：“看他奇奇怪怪想出一绝妙的过渡，顺手插入并无痕迹，写得可憎可爱、可怜可笑，非只令猴王意转，即读者亦觉其心回，真妙笔也。”（张书绅评《西游记》，第376—377页。） 与很多评点者一样，坠入对八戒以谎言激怒孙悟空这一情节的赞叹中去了，这种对激将的技术性方式的赞赏，其实是对孙悟空仁义之心的抹煞。 事实上，这里的“激将”法与其说是猪八戒智计的成功，不如说是孙悟空借坡下驴的将计就计。如果孙悟空确无归意，就不会先把八戒放走，却又派小猴暗随并立刻捉回，还仔细盘问实情。陈士斌又有评语说：“忠臣去国，不忍一日忘君；大圣归山，岂忍一日忘僧！可见前之不去者，非其本心；拿回八戒，正思同往耳。”（《西游真诠》，第711页。） 是看到了其中曲折的精当之语。虽然孙悟空听到八戒的激将之语也表示非常生气：“这妖怪无礼，他敢背前面后骂我！我这去，把他拿住，碎尸万段，以报骂我之仇！”并且还加了“报毕，我即回来”六个字；八戒也一点都不呆，立刻辨别出了重点，赶快接口说：“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了妖精，报了你仇，那时来与不来，任从尊意。”但是，这些其实都是说给对方听的场面话，我们看当群猴拦道时孙悟空的话就知道了，他说：“小的们，你说那里话！我保唐僧的这桩事，天上地下，都晓得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他倒不是赶我回来，倒是教我来家看看，送我来家自在耍子。如今只因这件事，──你们却都要仔细看守家业，依时插柳栽松，毋得废坠。──待我还去保唐僧，取经回东土。功成之后，仍回来与你们共乐天真。”在这里，孙悟空紧接着的两处表态完全相反，二者之中必有一假一真，而对自己统领的群猴自然不必有所虚饰，当可确定他对猪八戒的说法只是一种策略。 明白了孙悟空的心史，还要重新讨论八戒，毕竟我们关注的这个回目是以他为主语的。但此时猪八戒是怎么想的，作者并未述及。在兄弟二人“过了东洋大海”时，孙悟空要去海里洗澡，并解释说“你那里知道，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这时，作者才写到猪八戒的态度：“八戒于此始识得行者是片真心，更无他意。”这才是作者指认的本回最关键文字，从“始识得”三字便可知道，八戒开始对孙悟空要认真归队的说法还是将信将疑的：一方面是孙悟空转变太快，为他始料未及；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源于思想境界的限制，他虽然很想请回大师兄，但在潜意识里，却仍不敢相信美猴王会真心实意地放弃如此家业而重作行者。有了孙悟空要洗去妖气的举动，他才真正“识”得师兄不计前嫌复归之真心，陈士斌在此评云：“行者下海净身，乃是洗心涤虑；八戒识得行者是片真心，更无他意。此时金木交并，而信行乎其间，何事不济哉！”（《西游真诠》，第713页。） 这段评语既揭出了“识”字，同时也表出了“义”字，也就是说，猪八戒终因师徒之义而识得猴王之真心了。这一理解也符合前文对“义释”的分析，且与回目对句“智降”的“因智而降”合拍。其实，小说史中也有相近的用例，如清代嘉庆年间的《粉妆楼》便有“粉金刚义识赛元坛”这样的回目（《粉妆楼》，《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即“因兄弟义气而结识”之意[11]，可为援证。 所以，就明本而言，正文与目录、图题的用词不同是一个事实。而就义理来说，前节已细论“义释”之不妥，本节又深入考察“义识”与情节的对应，可见，目录与图题所用的“义识”应是作者原文，正文所用的“义释”可能是同音致误，此误或许源于小说史经典情境的影响。 总之，孙悟空在全书中曾两遭斥逐并回归。相对来说，第二次是师徒四人最后一次重申前盟（其解决甚至用了同至西天的方式） ，与此次从乌合之众到同心同德的跃升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作为取经队伍事实上的核心，孙悟空取经意志究出于自觉抑或被迫，自然是取经队伍能否成立的逻辑根基，对此节的误认会影响到读者对整个取经事业的实现程度及其意义的评定。此字之辨析虽为考据之末节，却对作品义理的梳理与建构有着重要的标定意义。 在解决了校勘以及校勘背后的义理问题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最初的“义识”为何会被误为“义释”，并且，在后来的流传中没有复正为“义识”，反而变本加厉地被改为“义激”？我们需要分别就“义释”与“义激”的小说史语境进行探讨。 就“义释”的择用而言，既有校刊者因同音而误改的原因，也有《三国志演义》经典情境的影响。为了论证后者，我们需要分别论述以下几点。 笼统来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与《西游记》都算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之开山，但不得不承认，前两部作品尤其《三国志演义》还是产生更早，也一直是其他章回小说仿效的经典。即便从事实影响的角度来考察，也不得不承认《西游记》确实受到过《三国志演义》的影响。比如有学者即曾指出《西游记》第二十一回孙悟空到须弥山让道人通报时说的名字太长，道人说“老爷字多话多，我不能全记”，与《三国志演义》中“三顾茅庐”中童子对刘备说“我记不得许多名字”之类如出一辙；还举了唐太宗添寿与赵颜添寿、孙悟空求雨与于吉求雨、孙悟空求见时观音在竹林观鱼与后主见诸葛亮时后者在竹林观鱼、“既生老孙，怎么又生此辈”与“既生瑜，何生亮”的表述等（张强《论三国故事对〈西游记〉的影响》，《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1期） ，虽然个别细节尚可商榷，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其实，这篇文章还遗漏了一些更重要的细节。比如第七十四回描述二大王的外貌是“卧蚕眉，丹凤眼”，第八十回说三藏“耳垂肩，手过膝”，显然是对《三国志演义》中关羽与刘备形象的模仿。最有趣的是第七十回，国王要准备干粮让孙悟空去降妖，孙悟空说“似这三千里路，斟酒在钟不冷，就打个往回”，然后国王“捧着一杯御酒递与行者”，孙悟空说“且放下，等我去了来再饮”，与《三国志演义》中“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某饮了上马。关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的经典情境如出一辙；第八十一回再一次仿写了“温酒斩华雄”的经典情境，孙悟空说：“你把书收拾停当与我，我一筋斗送到长安，递与唐王，再一筋斗回来，你的笔砚还不干哩。”
《李卓吾评批西游记 》插图
这些细节都表明，《西游记》受到《三国志演义》的影响是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志演义》建立了很多经典情境，“义释”也是其中之一。
明刻本三国演义《新刻绣像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 前文已指出，“义释严颜”最早出自《三国志》，后来的《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都在相应位置有阴文所刻的标题“张飞议摄严颜”（《三分事略》，《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三国志平话》，《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第108页） ——巧合的是，此二处也因同音而误刻。笔者曾指出，“这些小标题实际上正是分回标目的直接前源”[12]；直到《三国志演义》形成后，嘉靖本中出现了“张益德义释严颜”的标目：可见“义释严颜”的经典化经历了正史、平话与章回小说的层累才最终得以完成。 事实上，这一经典情境的影响在《三国志演义》故事内部便开始了。华容道关羽私放曹操的情节在正史中是没有的，《三国志平话》的描写是：“曹公寻滑荣路去。行无二十里，见五百校刀手，关将拦住。曹相用美言告：‘云长看操，亭侯有恩。’关公曰：‘军师严令。’曹公撞阵。却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关公赶数里复回。”（《三国志平话》，第83—84页。） 可见虽然有了基本情节，但曹操逃走却并非关羽私放。直到嘉靖本，将其改为曹操以旧恩求告，并引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典故，关羽“义重如山”，终于放了曹操，于是，此节标目就变成了“关云长义释曹操”（《三国志通俗演义》，第486—487页） 。我很怀疑此处的改动可能受《三国志》前引“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的影响：这两句表述中的后一句已经经典化为“义释”的情节模式，《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就连类而及，将原本并非指华容道一节的“羽报效曹公”也依“义释”的模式重新加工了。甚至，这一影响还延伸到了毛评本中，嘉靖本中“黄忠魏延献长沙”一节，到了毛评本，给了一个“关云长义释黄汉升”的回目，其实，这节故事与“义释”一词无法匹配，倒是黄忠用箭虚射与曹操所引庾公之斯的典故颇为相类。可以说，“义释严颜”确实是被《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的关目，毛宗岗评之云：“翼德生平有快事数端：前乎此者，鞭督邮矣，骂吕布矣，喝长坂矣，夺阿斗矣。然前数事之勇，不若擒严颜之智也；擒严颜之智，又不若释严颜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则勇有余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后，则勇有余而智亦有余。” （罗贯中原著，毛宗岗评改，穆俦等标点《三国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16页。） 从此即可看出评点家对“义释严颜”的态度，可以说这是张飞形象中最浓笔重彩的部分。 前文论及“义释”在《三国志演义》中即已开始产生影响，后世小说效仿者尤众，即如《水浒传》便也出现了两次用例：第二十二回的“朱仝义释宋公明”和第三十二回的“锦毛虎义释宋江”[13]。而且，后世袭用时无不继承了“义释严颜”的经典叙事模式。 比如《英烈传》有两条回目用到此词，一是“太祖义释陈兆先 福寿忠即死集庆”，二是“常遇春义释亮祖 徐寿辉僭位改元”。在后一例的正文中，常遇春说：“朱亮祖言词相貌，诚有大将之才，况临死不惧，实为大丈夫之志。昔日张翼德义释严颜，乃成收蜀之功。我今义释朱亮祖，以取江西。若何？”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即常遇春之释朱亮祖，实效法张飞之释严颜。不但如此，其情节也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比如在“义释严颜”中，义释的关键在于张飞大怒，而严颜对此怒之不屑一顾，《三国志演义》中是这样写的：“飞大怒，喝左右斩来。严颜喝曰：‘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英烈传》中常遇春抓到朱亮祖后，朱亮祖说“今我不幸，既以被执，愿请一死足矣”，“遇春听言大怒，喝左右斩之。亮祖曰：‘大丈夫要杀即杀，何必发怒！’即纵步而行，略不回顾”（《皇明英烈传》，《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第174页） 。再如《隋唐演义》第五十四回，原或相当于《大唐秦王词话》第二十七回的部分，但回目与正文中均无“义释”的字眼，然其正文却仍可看出《三国志演义》的影子，在程咬金来到李世民面前时，“秦王仔细一看，认得是程知节，不觉怒气填胸，须眉直竖，击桌喝道：‘你这贼子，今日也自来送死了！可记得当年孤逃在老君堂，几乎被你一斧砍死！孤今把你锅烹刀磔，方消此恨。’程知节哈哈大笑道：‘咱当时但知有魏，不知有唐。大丈夫恩不忘报，怨必求明。咱若怕死，也不进长安来，要砍就砍，何须动气。’”（褚人获编撰，侯会校点《隋唐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465页。） 与张飞义释严颜之写法如出一辙。 可见在《三国志演义》以后，“义释”已经成为古典小说以民间想像来简化复杂的军事、政治转变的套路化表达。也就是说，“义释”并非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套语”，而是暗含了复杂情节逻辑的经典情境；明代《西游记》校刊者之所以选择“义释”，自然也不是作者在设计回目时乞灵于《三国志演义》的套语，而是校刊者在改动时，有意无意地希望以这两个字的借用，唤起读者对于《三国志演义》经典情节的阅读期待，从而为《西游记》的经典化张本。 基于以上逻辑推演，《西游记》受了《三国志演义》的影响，《三国志演义》使“义释”经典化，经典化后的“义释”被后世许多小说移用——那么，《西游记》在第三十一回突然出现一个与故事内容不相吻合的“义释”标目，即可推测是受到《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前引上原究一先生文认为《西游记》这里原本当即“义释”，他先是统计了“万历以前刊行的白话小说版本的回目”，发现了十一例“义释”，只有两例“义识”，其中《水浒传》的一例又可证明当为“义释”，所以，只剩下我们讨论的这一孤例了。因此他认为这“有可能是‘义释’的误刻”，并推测这只是一个对“X义释Y”的“诙谐处理”，即“‘X义释Y’应是X抓住Y，然此处却是相反”，“故此回目可能是作者为了取笑猪八戒之俗而故意用了‘X义释Y’形式”。之所以作出这样过于奇特的理解，关键在于上原先生将“义释”视为“白话章回小说回目中的常见套语”来考察。虽然从“套语”的角度来审视“义释”一词的使用自有其学术意义，但这一视角却没有考虑到“义释”这一所谓的“套语”是如何形成的。易言之，在“套语”的视角下，我们只会看到抽离叙事的程式化表达，而无法充分估量这种表达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叙事模式对此后叙事艺术的影响。所以，上原先生统计的十一个例子中有一个例外，就顺理成章切削这个例外，以使其合乎套语的“套路”。这种视角倾向于作为套语要求的一致性原则，却忽视了作为经典叙事模式对后世叙事情境的吸附与形塑。 因此，《西游记》明刊诸本的校刊者之所以不解“义识”而将其改为“义释”，不仅仅是二词音同的契机，其背后有着更复杂的语境，即后起的《西游记》对已成经典的《三国志演义》的追摹。 就我们所讨论的内容而言，“义识猴王”的桥段并没有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所以校刊者不明其义，可能认为此处有误字；之所以改为“义释”，则因为“义释”是早在《三国志演义》中便已建立起来的经典化情境。虽然明刊诸本因各种原因选用了“义释”，但此词与《西游记》故事的契合度很低，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策略并不成功。因此，到了清代的《西游证道书》，校刊者便需要重新调配。于是，他们又切换了新的典源，那就是“义激”。有趣的是，这个新典源仍然出自《三国志演义》。 与前一节一样，我们仍需要讨论几个逻辑环节，其中，《三国志演义》影响了《西游记》已不必赘述。那么，需要讨论的便是“智激”的经典化以及《西游记》的改用是否受了它的影响。 “智激”故事本来就是《三国志演义》中最流播人口的桥段，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相关的两条标目是“诸葛亮智激孙权、诸葛亮智说周瑜”。在“诸葛亮智激孙权”一节中，诸葛亮心中暗想，“此人只可激，不可说。且等他问时，便动激言，此事济矣”，孙权醒悟后也说“原来孔明有良谋，故以言词激我”，可知“智激”本来是用在孙权身上的。而在“诸葛亮智说周瑜”条中，最后总结时说“后史官单道激孙权，说周瑜诗曰”云云（《三国志通俗演义》，第426、428、434页） ，可知在作者那里，“激”和“说”确实是分开用的。其实，这个“说”字也有来源，《三国志平话》中的图题即“鲁肃引孔明说周瑜”（《三国志平话》，第78页） 。不过，诸葛亮对周瑜的说辞其实也是“激”，但相邻标目均以“诸葛亮智激”开头，似乎过于重复，所以下句便因而换为“智说”了。 在进入毛宗岗本后，这些标目在被合并的同时也有了新的改动：前一句因与上句“诸葛亮舌战群儒”组成双回目，主语不能重复，便改为了“鲁子敬力排众议”——其实，本回中的鲁肃颇类于相声中的“捧哏”，根本谈不上“力排众议”，只是为了更换主语罢了；后一句又需要与下句“周瑜定计破曹操”组合，上句的宾语与下句的主语重复，便改为“孙权决计破曹操”。正因为前一回中把“诸葛亮智激孙权”改成了“鲁子敬力排众议”，反倒解放了“智激”一词，从而可以顺理成章地用在这一回的回目中，变成了“孔明用智激周瑜”。再加上诸葛亮智激周瑜时，坐实了杜牧“无中生有，死中求活”（谢枋得《叠山先生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语，参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05页） 而成的“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典故，从而凿空虚设出为后人艳称的情节来，以至“智激”二字竟固化为“诸葛亮智激周瑜”这一情节的常用标签。虽然毛宗岗本比《西游证道书》稍晚，但三国故事中的“智激周瑜”并不会等毛本的回目问世后才产生它的影响。 那么，《西游证道书》将此回标目改为“猪八戒义激猴王”，是否受《三国志演义》影响呢？由于黄周星是此书的“主要编纂评点人”，他既在文字上“大量删改修订”，又“施加评点”，所以，书中评点也是编纂者、修订者的意见。本回在猪八戒以谎言激怒孙悟空的情节下，评点者加评说：“绝妙激法，尤胜卧龙之激周郎。”（黄永年、黄寿成点校《西游记》，前言第35、39页，第261页。） 由于“义激”一词在此前的版本中并未出现，《西游证道书》是目前所知第一个使用此词的版本，加上此书对原百回繁本做过一些删节和修改，再考虑此处评点以“卧龙之激周郎”来作比照：综合考量，这里之所以用“义激”代替“义释”，并不仅仅出于对回目与正文配合的考虑，还有着在叙事层面重新规划“用典”的考量：即以《三国志演义》“诸葛亮智激周瑜”的经典情节为八戒激悟空的新蓝本。 “义激”的选用为《西游记》此段重要的情节改换了新的“门庭”，这一改换的暗含之意，就是用诸葛亮虚增“挟二桥于东南兮” （嘉靖本） 这样莫须有的句子激怒周瑜，来类比猪八戒谎称黄袍怪不敬之语来激怒孙悟空。 改动之后，三国故事在接受与审美上的强大影响便提升了西游故事经典化进程中的接受度。正因如此，我们在前一回的总评之中还看到，评点者对此节故事进行了评赏，说“求之愈急，而应之愈缓，不过借以处呆子耳。然亦是文章家自然之理势。若使一请即行，又何异村学究直解”，在此铺垫之下即大赞云：“此一回文字，妙绝今古。盖以左史之雄奇，而兼庄子之幻肆者，稗史中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请问施耐庵《水浒传》中，何篇可以相敌耶！”（黄永年、黄寿成点校《西游记》，前言第35、39页，第250页。） 这里的“此一回故事”所指自然不是第三十回的“邪魔侵正法”，而是横跨前后二回的“猪八戒义激猴王”。作者在正文评点中所说的“尤胜”还只是评点家的套语，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关系；而在这里，评者巧妙地避开了典源，因为对典源的攻击同时也会导致自我意义的损耗，于是意味深长地拿出与《三国志演义》相提并论的《水浒传》来充当比较的背景，这样就可以明目张胆甚至肆无忌惮地扬此抑彼了。不过，这个新的“义激”也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细思其与情节的对应，会发现有几处扞格。 首先讨论“义”字。如果说来时的猪八戒全无大义可秉的话，至激将时却已经有“义”在其间了：一方面搬出了师父和菩萨，另一方面也道出唐僧遇难的实情，并有“万望哥哥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情，千万救他一救”之语，这自然是以义感之。只不过，“义”在情感，而“激”属谋略，二者搭配，颇不协调。其实，后人也发现了这一参差，开始对“义”字动刀，作者后世的“诤友”即沿世本刊刻者及黄周星之故辙，开始行使“点铁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为枳的义务和权利” [14]：《西游正旨》就改作了“计激”（《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西游正旨》，第三十一回1a） ，以“计”替“义”，就意味着以技术的设计替换了情志的表达，要更合理一些。那么，后世的校刊者为什么不直接用原典的“智激”来解决这一问题呢？这或许有两方面的困难。 一是回到《西游记》原文中，我们会看到，八戒在去花果山时全无成算，本来想将孙悟空哄骗回去，如果不能成功，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在八戒突然想“请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激”的时候，不过是一个临时起意的想法。从八戒来说，既无全盘的规划；从作者来看，也无叙事的策略，根本算不上“智激”。虽然历代的评点者对此情节颇为赞赏：如李贽在此评了个“妙”字（古众校点《西游记》，第416页） ；汪评如前所引亦大加称赏；张书绅对此节更是揄扬备至，他说：“猴王恨逐，其势似难再合。看他想出一请将不如激将，顺手牵转，实有绝处逢生、断桥得路之妙。是以知文章不能开者，无以逗波浪之奇；不能合者，无以见篇章之妙。大开大合，手笔之灵巧毕矣。”（张书绅评《西游记》，第378页） 但把这些赞赏之词放回到《西游记》的情节中去，会令人觉得过于夸大。原因或许在于，评点者在评赏此节的时候，未必没有《三国志演义》“智激周瑜”之桥段横亘于胸，因彼及此，故发谬赞。但诸葛亮智激周瑜的情节营构确可见“大开大合”的“篇章之妙”，与《西游记》此处猪八戒的小伎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第三十一回回目的上半句，没有把整回的回目放在一起考察。 此回目的下句是“孙行者智降妖怪”，把二句并置而观就会知道，下句的第四个字是“智”字，则上句同样位置绝不可能再用“智”字。而且，本回最关键的情节是孙悟空降妖，相对来说，猪八戒的情节并不重要，所以在回目修辞性考量中，上句自然要为下句让路，便只好放弃“智”字了。不过，到了杨洁执导的《西游记》电视剧，其编者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西游故事借力于《三国志演义》的考量与困境，但其分集的单名标目却无意中摆脱了命名的修辞性束缚，所以，“智激美猴王”终于在西游故事系统中出现，可以算是弥合了黄周星以三国故事为典源的初心。更要承认，这种弥合也正是在黄氏“激”字引导下，此节故事在三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向三国原典积聚势能的必然结果。
杨洁执导的《西游记》电视剧
其次，再讨论“激”字。这个字的使用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它高估了猪八戒在请回孙悟空时的小伎俩，低估甚或忽略了孙悟空在这一情节中的主动性。也就是说，在《西游记》的传播中，校刊者（或者次要作者们） 希望通过对《三国志演义》经典情境的借用来加强自己的传播力量，但却陷入一个悖论之中：即借用的经典情境一方面提高了《西游记》相关情节的知名度，但另一方面却也遮蔽或消解了《西游记》相关情节的真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阻碍了新的情节经典化进程。 不过，或许也有读者感觉“义激”颇为符合对作品的阅读感受，其实，这应当是来自古典小说阅读的惯性影响，与前文所云“‘义释’成为古典小说以民间想像来简化复杂的军事、政治转变的套路化表达”一样，激将法的使用也已套路化，而且比“义释”更为普泛，成为促使难以转圜之情节反转的撒手锏。 然而，正如《水浒传》中吴用以激将法促使林冲火并一样，这一套路不过是把情节中的情感力量谋略化的表现——在很多小说尤其是演义小说中，尚有因政治逻辑的介入而产生的合理性；在《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取经团体的形成本来就应归于一“心”，若以谋略充当情节的动力，则会在更深层次上对作品的力量产生消解。绾结而言，“义激”与“义释”乃至“智激”虽然有来自传统经典情境的加持，但终与作品情节较为疏离，使解读陷入两难。因此，仍当回到原本的“义识”——此二字虽无经典情境的背书，但《西游记》巨大的影响力足以使“猪八戒义识猴王”成为新的经典，已经不需要以削足适履为代价来以《西游记》之“狐”假《三国志演义》之“虎威”了。因此，关于“义识猴王”的讨论虽然是一个非常细微的点，但或许也可作为《西游记》冲出《三国志演义》的笼罩并经典化的一个注脚。 [1]吴承恩著，黄肃秋注释，李洪甫校订《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第1页。按：本文引用《西游记》正文，除特殊说明外，均引自本书，不另注。
[2]曹炳建先生曾梳理人文本的讹误，并“怀疑人文本的真正底本并不是世德堂本，而是新说本”（《人文本〈西游记〉讹误举隅》，《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4期）。
[3]如吴承恩著，（明）李贽评，古众校点《西游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14页（其《校点后记》曾举此例说：“唯第三十一回，目录原作‘义识’，正文回目作‘义释’，均不通。”）；李天飞校注《西游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20页。按：就目力所及，用“义释”者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百家汇评本〈西游记〉》、里仁书局2008年版《西游记校注》（其书原即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回目所选为“义激”，校语称“原作‘义识’，正文回目作‘义释’，皆误，从世本改”）及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版《西游记》（有趣的是，其目录与正文皆用“义释”，然插图中仍用“义激”），而用“义识”者仅吴圣昔、俞素卿编选《西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参见《西游证道书》结尾笑苍子跋语，黄永年、黄寿成点校《西游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57页。
[5]吴承恩原著，李洪甫整理校注《西游记整理校注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4页。按：此校亦有小误，新说本无论目录还是正文，均同其他清本作“激”而非“释”，参《新说西游记》，《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本。
[6]［日］上原究一《论白话章回小说回目中的常见套语“义释”》，陈庆元主编《明代文学论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68—677页。另，作者原有《“义释”考》一文，发表于日本《东方学》第一百十三期，前文为此之摘译，感谢上原先生赐示其大作消息。
[7]笔者对以上语例虽有此种看法，然亦不敢自信，请教了专研古汉语语法的李聪兄，得到肯定，并赐示“义卖、义捐”诸语例以证之，谨致谢忱。
[8]《西游记》（世德堂本），《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目录第4页。李洪甫《西游记整理校注本》（第2、6、483、494页）细勘了世德堂本，仍漏校了这一重要异文。
[9]如李小龙在《“三言”标目异文考论》（《文献》2011年第4辑）一文中曾论及与“三言”有关之例。
[10]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460—461，343页。
[11]感谢评审专家对用此条回目援证的质疑，促使我重新思考了“义识”的解释方式，调整了文章的论述。
[12]李小龙《试论中国古典小说回目与图题之关系》，《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
[13]由于《水浒传》版本复杂，各本用例多寡不同，此仅以常见的容与堂本统计。另外，有趣的是，容与堂本第六十九回正文作“宋公明义识双枪将”，而目录与图题却作“宋公明义释双枪将”，与《西游记》之例不同，这里却当以“义释”为是。分别参见《水浒传》，《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容与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目录第13页及正文第665、999、2246、2247页。
[14]钱锺书先生评林纾语，《钱锺书集·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91页。
李小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典文献学。曾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必也正名：中国古代小说书名研究》《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异闻集校证》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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