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医不能治急症

我2000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临床经典研究生的时候，伤寒教研室组织了一届全国仲景学术研讨会，我作为会务人员有幸第一次看到了李老投寄的《破格救心汤救治心衰》，读到“破格救心汤”能让人起死回生，真是激动不已。

我从实习开始一直到当中医多年，用纯中医手段，别说起死回生，有时连感冒发烧都退不了，所以看到能“起死回生”真有前所未有的激动，很想知道这是何方神圣？当时这篇论文正好由我誊抄，审阅老师在上面打了很多大叉叉。

当时观念不止是冲突，你想想用附子别说100克、200克，偶尔用3克、5克都说你要慎之又慎！那时候完全不能接受。我记得会议结束之后的当天晚上还专门搞了一个小范围的讨论，专门把李老请了过来，让他介绍一下他的想法，当时基本上就是对李老的质疑。

陈长青：我是学生嘛，在边上端茶倒水，当时质疑他的人有一片，指责他不严谨，问他有没有西医检测报告，有没有诊断标准。你说这他哪有呢，只是西医说心衰，我们就跟着西医说是心衰，中医又没有心衰病的诊断病名，所以那时候的质疑声非常多。

我记得只有三个人，没有质疑他，也没有表态支持他。会议结束我和另外一个同宿舍的同学小蒋跟李老在一起谈了三天四夜，我在临床中积累了很多疑难问题，到2000年我也做了十几年医生了，我跟李老请教，比如说乙肝怎么治、肾结石怎么治、前列腺肥大怎么治。基本上除了睡觉就是聊这个。记得当时我们买了几包瓜子，一起坐在西提二马路的珠江边的石凳子上，李老抽着烟，小蒋嗑着瓜子，我做着笔记，不停的聊，回到学校旅馆还一直谈到深夜。我们最后送他回山西，在广州火车东站里的快餐店吃饭都还在聊这个中医。

李老就是巴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灌给你，他非常希望有人能理解，用他这一套方法，所以他毫无保留的，你问他啥他直接告诉你。他主要是讲经验，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就像《伤寒论》条文，太阳病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紧，用麻黄汤主治，至于为什么，现在给你讲解你也不明白，以后你慢慢去体悟。

当年我过完年，年初三就从湖北去了山西灵石他家，在那呆了半个月后直接回学校，我那时候正在读硕士，从2000年一直到2013年他老人家去世，我跟了他整整13年。

陈大夫创办的汉古中医开业，李老和陈大夫在现场

因为当地都知道，李老能治大病急症，很多急症会想到请李老看一看，想到去请中医的人去会诊。以前也有治好一些急危重症的中医师，但是像李老这样把急危重症的效方集验成册，按照他那个招，“依样画葫芦”，就能解决问题，这就太少见了。医院也有老中医去会诊，也能治疗一些急危重症，但很零散、不系统，成系统的只有李老。

李老这个人很率真。有一次与他跟诊后走路回家，走着走着他人就不见了，然后发现他蹲在象棋摊子边上看人家下棋，一直到看到结束他才回家吃饭。我2004年硕士毕业以后没能留在广州，回湖北他还专门给我寄了漫画类的杂志，怕我心情不好。他很爱看电影，特爱看武侠片，记得当时陪他看过《剑雨》这个电影，基本上他来广州，只要能抽出时间都会陪他去看武侠电影。

陈长青：他就是传说中一天只用一根火柴点烟的烟民，一根接着一根，有时一天三到四包，有一回我见他两条烟一个礼拜就抽完了。

陈长青：用古人的话讲就是精神矍铄，只要说中医就两眼放光，目光如炬。有时我翻翻跟他合照，你会发现他的目光总是投向遥远的地方。他不关注其它事情，你跟他说无关中医的事情，他就“啊”、“哦”的敷衍着。只有说到中医，他才两个眼睛看着你，镜片后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

非常好。有一次我们在广州华夏饭店吃饭，正吃着呢，他突然起身走了，大家都不知所措。我跟过去，看见他在酒店门口给一个病人看病，他看完蹲在那里开完方子，又回来接着吃。

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病人他问一两句，然后摸摸脉，就开出了方子；有的病，他也要看半个小时，这我亲眼见过。没有可能一摸脉就开方子，就像张仲景说“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

这些疗法一方面是自己民去间收集，更主要的是广泛阅读名老中医经验，也包括清朝的《验方新编》等等，中国古代医籍记载这些单方验方很多。

这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原理，现在中医忽视古人一直很重视的“辨病”治疗，这个单方验方就是针对这个病的。比如说西药利福平针对的就是肺结核，不论你咯不咯血，不论你是胖还是瘦，不论你是不是阴虚火旺，都给你吃利福平。这个药针对的是这个病因，把病因消除了，你的身体就慢慢复原。民间的单方就是针对病因，这不需要你有多少辨证论治的功力，只要你认得这个病。现在这样的方子越来越少了，单纯的病也越来越少而综合症越来越多，所以民间绝招没以前管用了。

比如说乙肝病毒怎么解决，结石怎么化掉，蛋白尿怎么消除等等，单靠辨证论治怎么能解决。

治结石的一种药粉—金沙牛粉。像这种方子还是有很多的。

追求的就是辨病论治、辨证论治、辨体论治和辨时论治的统一。单方验方就是辨病论治的体现，是对病治疗，而且是比较单一的病，大家为什么后来把单方结合到辩证体系里面？因为辩证是针对整体的调节，而单方是针对局部问题的解决，针对具体病因的消除。所以单方是中医现在更要大力去发展的，是提高疗效的关键。实际上西药就是单方，每一个西药特别是有针对性的单方。

这就涉及到中医的研究方法问题，从上世纪20年代提取麻黄素开始，那个时候开始提倡中西汇通，中西结合，一直到现在。这些方法实际上是用西医来解释中医、改造中医，事实证明这是失败的。

但中医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能吸纳当代最先进科学技术手段，才能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能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疾病。过去一百多年的方法，实践证明都行不通。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

钱学森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长期研究中医，是很少见的，他提出的这个方法，我坚信是最先进、最管用的。他提出这个方法本来是用于国防决策，他发明了这套研讨厅系统，进行辅助决策，把各种影响因素输入计算机，计算机根据它的模型给出一个参考方案。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辅助决策。

中医看病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决策过程。它是基于每个老中医头脑里已经建立的疾病模型，看诊时快速搜索出来，与当前面对的病人进行对照，找出一个最为接近的模型，然后根据当前病人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的调整，最后做出一个针对这个病人的个体化诊疗方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法”来研究中医。

没错，我们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被证实是失败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一样的研究过中医，他不只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所以我们采用他的方法来研究中医，创新中医。所谓的创新，我们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提高疗效，把病治好。

过去一个老中医，一辈子就总结一个医案，往往都是把治好了的病记录在上面，没治好的基本上就没记录下来。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把失败的成功的都放进去，这样有利于总结失败的经验。更关键的是，我们希望组织一批中医专家、数据分析专家、信息工程专家，把我们的经验都聚集在一起，汇聚大家的智慧，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建立一个模型。

比如说糖尿病，这么多专家每个人怎么想的，通过这个系统讨论后得出一个方案，再用这个方案来治糖尿病，若干年后，再把这些病例拿出来讨论总结，看糖尿病的疗效，再一次提出新的方案，修改模型。这就是从实践上升为理论，理论再指导实践，循环往复，不断提高。

但是以前最多就是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但他的能力远远达不到这样的广度，他只是个人的经验集。比如说我在广东看病，去东北看病行不行？有地域局限、有经验局限、有知识结构局限等等。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综合集成研讨法方法才是真正能够让中医创新、提高临床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这个研讨已经做了四年了，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要通过远程研讨系统讨论两个小时。

那肯定的，起码我们的学生都在这里，学生从我们汉古李可中医学堂毕业了，只要当医生就能加入系统。这是我们中医的希望，真正的核心。

陈大夫正在给学生上课

那是我们看病的一个新的模式。我们叫“辨病、辨证、辨体质、辨时空”，就是把辨病论治放在首位。

实际上要想提高疗效首先是辨病，这也是西医在临床疗效上胜过中医的原因，西医主要是辨病论治。本来中医就是辨病论治的，只是建国以后，我们把它弄得太高了，过去的医书，从《伤寒论》开始就是先辨太阳病，没有说先辨太阳证的。这实际上有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现在临床疗效下降跟我们太过于注重辨证论治有很大关系。

还有就是要辨体质。体质怎么辩呢？我们现在有九种体质，就我们对疾病的定义来看，气血阴阳失调就是病了，所以讲九种体质，在中医的思维里面应该是九种病态了，不是体质。所以我们根据黄帝内经的体质理论，研究开发了汉古中医体质评测系统。用“五行理论”、“阴阳理论”来分析，这个体质是和五脏的功能强弱有关系的，是与所处的时空密切相关的。之所以某人有容易患某病的倾向，是和他五脏的阴阳虚实程度是有关系的。这才是体质。

辨时空就是辨五运六气。比如说按照黄帝内经理论，今年是水运太过、寒湿太重，就容易得脾胃消化系统的病；如果火运太过，容易得心脏方面的病。这是中医的五运六气，更是中医的瑰宝，后面因为我们的研究手段和投入的人力等因素，造成对天文历法传承的丢失，所以我们很难理解。我们对《黄帝内经》中最重要的七篇大论，就讲也讲不明白，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有一个张汝州老先生，已经去世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破解了史记中的历术甲子篇，我们现在才能还原到当年的天象，不还原我们就理解不了运气学说。

刚刚起步吧，很少人，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譬如第一任中科院院长竺可桢先生，当年全国建了三百多个物候观测点，现在就剩下十几个了，也都是业余的了。所以我们现在对物候的观察几乎出于空白的状态。观察物候是我们判断运气太过与不及的最重要指标。

比如说今年广州的桃花是什么时候开，我们希望是年三十的时候开，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买桃花。如果今年气候来早了，没到年三十桃花就都谢了，这一年的五运就是太过。那气候就是来迟了，到了年三十，桃花还没有盛开，那这一年的五运就是不及。这就是物候和五运的关系，非常紧密。中医来讲正常的时令到了，桃花就要开，来得早、来得迟都是对疾病和身体有影响的。

有的，唐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记录不同的气候环境产生不同的物候，当然也会产生不同的病候。比如住在高山上和山沟里的人容易得寒湿。物候和气候跟疾病谱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我们讲环境医学嘛，但到了中医讲物候，讲五运六气，讲运气学说，反倒认为不科学了？换个人讲就认为是不科学的，西方人讲的就科学的。

这就是中医讲的太过和不及，气候来得太早、太过了，就容易产生传染病。人体相对来讲就是土运太过、木运太过，是通过这个来观察的，现在没有这个物候观测点，各地的变化也不知道，没有数据的统计就没法建立这个模型，就没办法预测了。如果这个人细心观察物候，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可能知道今年流行什么病，如果这个医生没注意这个就是盲人骑瞎马了。

有啊，因为我们没认识到它的价值。我现在得到这个数值，就是因为大家又来研究物候了，这个德国做的最好，他们的物候观测点最多。

我在大学也教过几年的方剂学，那时候讲七情配伍，君臣佐使。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了古中医的圆运动理论后，建立了这个模型，知道阳气的升降运动。如果这个明白了，用药的时候需要升还是降，得按照这个来选药组方。

陈大夫在原产地考察山药

对的，无论你讲的逆向思维还是什么，那就是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它是怎么来的。像《神农本草经》一样讲柴胡苦平，那后世有的说柴胡主升，也有的说降。他本来就没有讲升降，只讲性味。那我们现在做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做一个中药法象药理研究，分析中药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以及升降浮沉，分析他背后蕴藏的原理，用这个法象来分析就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

就是一个新的中药理论，过去的中药书里有一些零碎的记载，但不成系统，没有统一的解释原则。我们还是采取钱学森的综合集成研讨法来进行研究，来建立这个模型。取象比类是中医药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要遵循药物的形、色、气味、质地、产地、生长节气等药象特征，来探索中药药效的原理。法象药理我们已经做了三年多了，现在做了七八十个药了。

比如升肝，肝气主升。我们讲肝气郁结要疏肝理气，从我们理解的，春气通于肝，天生就是主升的，那它郁结了就是春天突然来了一场倒春寒，万物就都被冻结了。所以我们的肝气郁结就是太寒了，这个时候只有暖肝温肝才能使肝气舒畅。所以我们用黄芪、桂枝，如果太寒的就用吴茱萸或者干姜之类的，我们治疗抑郁症就是扶阳升肝气。

现代中医讲阴阳都是用的具体的例子，白天为阳，黑夜为阴；前面为阴，后面为阳；都是具体的例子，要是碰到新的东西呢？比如这个杯子的阴阳怎么讲？我们只有用相对概念的时候，才提到阴阳，这个在学术上是很难成立的。实际上中国人最早提出阴阳是讲的四时的变化，所以《黄帝内经》讲，没有单独的讲阴阳，都是讲四时的阴阳，没有四时就没有阴阳，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寒来暑往，就不存在阴阳。那寒来暑往最大的变化是温度，最后我们讨论阴阳的问题，就是说阴阳是一个变化趋势，温度上升就是阳，下降的就是阴。推论起来，增长趋势的也是阳，减少趋势的就是阴。所以阴阳的本质应该是讲趋势。任何东西把这个本质抓住了就好分了，但是按照现代中医阴阳的概念上就不好分了。

变化的趋势，往正气旺的方向走就是阳，反之则阴。

我们就说三阴证，就是向死的趋势了，我们会用附子、干姜之类的。

这个“病”，中医西医有不同的理解。中医讲在气血阴阳、脏腑功能失调的情况下，就认为他有病了。所以我们病的概念比西医广，西医一定要有具体病因的，到达人体的组织功能结构发生了改变，而且损伤了他的社会功能和劳动能力。所以西医对没有病，但自觉不适的人群，最后提出了一个亚健康的概念。就是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病因，也没有丧失什么能力，就说他是亚健康。所以中医和西医讲的病是不同的。

从病的定义不同来说，西医认为病因没除就是没好。比如说肺结核，结核杆菌没有被杀灭，就是没好；中医不一样，你达到正常的协调平衡状态就是没病。西医是要去除病因，中医是要调节气血阴阳脏腑功能，通过启动自己的调节修复功能，达到新的平衡状态就是好了，这就是中医、西医的差别。

这就是两个概念了，如果我们真能把病毒杀死那就是好事了，多数情况下是很难杀死的。比如说乙肝病毒，现在西药有很多药，但是感冒病毒太多了，不同时间还会产生新的不同的感冒病毒，这就不好办了，西医就的难办了；但是中医通过调节气血脏腑功能，让他自己把这个病毒产生的反应消除掉，所以就会出现发汗、腹泻、甚至出疹子的反应，使身体达到一个平和态。

首先这个医生能做一个全科医生，才能谈得上去做专科医生。中西医都是一样的，如果说西医不是全科医生是专科医生，这个水平是很难提高的。要先做好全科医生才有可能做好专科医生。现代这么多病治不了，就是因为分科太细了，看眼睛的不管鼻子，但眼睛和鼻子是通过鼻泪管相通的。现在都本末倒置了。

恰恰相反，很多很重的病都会找到我们。因为他们有的是去到医院没有办法了才找的我，说实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死马当活马医。现在我们也有些不一样的，比如发烧、哮喘这种病也会先找到我们，甚至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因为有疗效放在这里。

不存在这个，当时有什么条件就用什么。比如说一个大出血的病人，快休克了，我们就会重灸百会穴灸达一个多小时，两个艾柱绑在一起重灸；又比如说一个病人痛得冷汗淋漓的，肯定就一针扎下去；如果说一个人正好是发烧了，就会边灸边用一些成药小柴胡之类。高烧不退的还可以放血，针刺、汤药同时进行。你手边哪个措施最快、最方便就用哪个。

前不久去江苏，也是一个急重症的交流会。我们讲了三个案例都是心衰的，有扩张性心肌病、梗阻型心肌病、风湿性心脏病的。还有很多急性发作的哮喘、癌症晚期、腹水等等。

也看情况，具体说一个案例就明白了。有一个肝癌晚期的患者，在医院高度腹水，路都走不了，躺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他也吃不下东西。那么首先就是要他能吃，我们用李老的“救胃汤”，让他开胃，恢复他的胃气。李老反复强调所有的大病、重病，在危急关头都是要救胃气，要恢复心肾的阳气，只有把阳气救回来了才能治病。

我觉得治愈的标准要中西医结合。既要中医讲的症候消失，也要西医讲的指标消失，检测没有问题。比如说肾炎，肿消、血压正常、能吃能睡、能干活，但是蛋白尿一直不消，也不能说是好了。一定要蛋白尿彻底消失你才能说肾炎彻底好了，而中医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的。

亚健康不产生是不可能的。人吃五谷杂粮，都有七情六欲，更何况现在又有这么多的污染，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只能说是尽量让他偏差小一点。如果说人的亚健康情况能消除掉，人就长生不老了。所以那个可能性是没有的，我们只能尽量让他晚得病、得小病，当然最理想状态是不得病，但是不得病的人是少之又少。理论上讲起居、饮食、情志都能够调节好，那确实能少得病，但实际上这很难做到。

我们的治病思路是“辨病、辨证、辨体质、辨时空”，这四者结合再加上我们用的综合集成研讨法。我们研讨了这么多年，拿出来的治病方案才行之有效，学生初学期间只要依样画葫芦就行了，等以后临床积累多了再去体悟发挥。

真正成熟的中医是可以复制的。一个中医坐在那里看病，摸完脉看完病，他就坐在那里思考，因为他脑袋里是有模型的，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模型。他把他的模型调出来与你的模型相比对，找到一个最契合的模型，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做适当的调整。刚刚我就讲，辨证是放在次要的位置。不过首先得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我脑袋里放了很多病例模型，比对了你就是这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对的十有七八，就是十个病能有七八个有效，这是比较高的疗效，一下子疗效就提高了。

不是我们不辨证论治，而是我们把这个工作已经做在前面，通过这个系统已经把很多老专家的精髓汇聚在一起，建立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脑袋里，我们还会收集很多案例，不断地调整，我们的诊疗规范有的已经改了三稿了。看起来我们是依样画葫芦，说起来你这个不会随机应变，实际上如果每一个人都随机应变，那就是没有规律可循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培养的学生成长这么快。

我们现在正在打破。慢，首先是我们脑袋里建立的病例模型不准确，第二用药量不够。两个主要原因，药量不足和辨病不准，或是辨病不真实，我们对病的认识没有真正反映病因病机的变化规律。

我觉得和中医不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关，迫切需要改变的是中医理论体系。你看像我们讲的古中医理论，很少人能接受。我们建立汉古中医是希望探索一条能应用古中医的理念、纯中医的方法来治病、防病、促进健康的新路子。从中医理论体系的建设，从中医理论的架构的重建一直到临床实践、到科研方法，这些都需要重建，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远远不止这些。

－活动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