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无人买单的超长生育假：岂止是女性的不能承受之重？
凤凰网原创 | 本来该话题的关注点是正确的，即“谁来承担延长产假的成本”，却被一些言论带到了“如何迫使企业全盘接收成本”上。照着这个趋势下去，会进一步造成大众与企业之间的对立。
近日，全国各地密集出台女性产假延长政策，在法定产假98天的基础上进行大幅上调。例如河南省与海南省，生育后休假天数达到190天。还有一些省份按照生育数逐级上调，以浙江为例，一胎可休158天，二胎与三胎均可休188天。
各地出台这一系列政策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刺激生育。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跌破1%，这个数据比号称“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要低。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意味着中国人口极有可能在2025年前进入负增长时代。
“休产假”，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其中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主要有女性、男性、企业、社会和政府。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女性想要更长的带薪产假，企业想要降低用工成本，政府也想降低财政支出。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此消彼长，直接决定了该政策的长远影响。
各地政策出台后，微博发起了名为“生育假成本全由企业买单不现实”的话题讨论，阅读高达1.2亿。其中，粉丝量高达450万的某大V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企业，其观点就是人在公司上班，公司却把育儿责任推给个人，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白嫖女性家务劳动”。此中谬误，根本毫无逻辑可言。本来该话题的关注点是正确的，即“谁来承担延长产假的成本”，却被类似言论带到了“如何迫使企业全盘接收成本”上。
照着这个趋势下去，会进一步造成大众与企业之间的对立。社交媒体的舆论话语，偏离了理性讨论的范畴。
在中国网络上，流行着一个段子：当雇主审视女性候选人时，如果对方还没生育，会被默认未来要请两次产假（生两个）；如果已经生了一个，那雇主默认一定会生第二个；如果已经生了两个，雇主会认为你照顾孩子太忙，无法安心工作。不论怎样，总有一套说辞适合你。
在面对企业招聘歧视和用人歧视方面，是否能够借助法律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呢？法律只是途径之一，且更适用于事后的维权。但企业为了生存，完全可以从源头上避免此类劳务纠纷和维权事件。所以，在这方面，法律的现实效果必然不如人意。
首先，《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定，但违法依然是普遍性的。
另一方面，歧视可以做得非常隐晦以至于无法界定，比如企业完全可以将工作能力作为理由，拒绝女性候选人。因此，大众期望的“让企业承担产假成本同时通过法律禁止企业招聘歧视”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能够实现，拉高企业的成本，也必然导致企业的投资回报率降低；当企业家发现办企业不如打工时，企业也就随之解散。
所以，如此发展下去，一旦（可能已经发生）这种性别歧视现象成为职场的潜规则，会发生什么？最直接的后果是GDP增速下降。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国经济总产出（Y）由三个因素的乘积决定：综合技术水平（A）、投入的劳动力人数（L）和投入的资本（K）。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会导致参与劳动人数降低，最终拖累GDP。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5岁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至今一路下跌，从73.24%跌至60.57%（2019年）。只是由于在过去30年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市场（L上升）和科技进步（A上升）等因素，冲淡了其对GDP的负面影响。如今人口红利已经见顶，而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的影响）甚至开始下跌（来自于2018年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未来GDP增速会对女性群体在劳动中的缺失愈发敏感。
同样，这只是企业降低对女性员工招聘所带来的显性成本。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隐伏在水面之下，影响更加深远。伴随着更多的女性主动或被动离开职场，女性地位下降，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加剧，最终会引发社会结构的改变。
两性不平等的加剧，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从宏观上看，是贫困。根据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披露的研究结果显示，性别越不平等，国家越贫困。女性由于某些不合理规定而无法参加劳动，或者被禁止进入某些领域，导致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获得土地、教育、贷款等资源，从而陷入贫困。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年龄在25至34岁之间的极端贫困人口男女比例为100：122。
对大众而言，更容易感受到性别不平等导致的微观变化——它们就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
首先，女性经济上不独立和家庭暴力有直接关系。在家庭生活中，更高的收入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家庭地位，没有收入的一方会成为另一方的附属品。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经济地位，让她们在婚姻生活里有更多退路。毕竟越是依附于男性，越难以脱离一段关系。延长生育假使女性就业处于劣势，实际削弱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
其次，性别不平等导致生育率降低。早在201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中心学者Mikko Myrskylä等人就已经证明了，在高度发达国家，对生育率的积极影响主要取决于高度的性别平等。同时，更平等的家庭劳动分工也增加了生育二胎的可能性，比如提高父亲在育儿中的贡献。现实状况是，中国社会依然保留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文化。这是一种性别上的刻板印象，更是一种性别的不平等。那些在网络上控诉“丧偶式育娃”遭遇的女性，究其根源，便来自于此。男性在养育后代中的缺位，无疑会影响女性生育二胎的积极性。毕竟，谁会想再来一次“丧偶式育娃”呢？
再者，性别不平等导致更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实施了30余年的计划生育叠加全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中国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根据2019年的数据，在中国14亿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00万。不论是“一孩”时代，还是“多孩”时代，只要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鸿沟不断扩大，就会必然导致选择性终止妊娠以及“不生儿子不罢休”的现象。中国的偏远农村地区，便是这种现象的缩影。在农村，对体力劳动而言，男性是壮劳力，天然比女性有优势。没有男性的农村家庭，在农村处于弱势，容易被村里人“欺负”。看似不合理，“生儿子”却是非常理性的选择。
在职场的弱势导致女性社会地位降低，此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还可以做进一步推论，例如无法脱离家庭暴力导致的恶性案件增加，这都是可预期的。
性别歧视下的社会负担：
人口老龄化、职场歧视与年轻的家庭
性别不平等，会让男性更具有优势吗？有这样疑问的人往往认为，作为男权社会里的压迫者，男性会取得诸多好处，从而拒绝改变。但真实情况是，男性一样是性别不平等的受害者。沃伦·法雷尔在《男权的神话》中写到：“如果两性中只有一方是赢家，其实双方都是输家。”
对自杀率的分析，也能看出一些端倪。2019年全球男性自杀率为每10万人12.6人，高于女性（每10万人5.4人）。如果性别不平等真的让男性受益，为何会有更多的男性自杀？当男性在谴责“996”加班制度，被迫支付高昂的彩礼以及被自愿“买房买车”时，能否意识到这本身就是性别不平等带来的结果之一？性别的刻板印象，让社会认为男性应当承担这一切。
伴随着延长产假，女性在职场上地位更加弱势，会发生什么？男性可能要面临一人至少抚养6人的窘境。
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如今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为2.62人，三口之家是主流。这意味年轻人结婚之后，夫妻二人需要供养双方父母4人，以及至少1个孩子。
这是一个脆弱的、无法承受冲击的家庭架构。这种家庭任何一方都不能失业，也无法接受没有收入的全职母亲的存在。否则，抚养结构就会从两人抚养5人，变成1人抚养6人。如果有二胎乃至三胎，矛盾会更加突出。从延长产假到导致男性家庭压力陡增，这个逻辑链条似乎被男性忽视了。在上文提高的微博话题讨论区，点赞数最高的10条评论皆出自女性，最高为1.4万；而男性似乎刻意保持了缄默，或是认为这与他们无关？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部分城市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截至2020年，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有149个。老龄化程度越严重，意味着年轻人要更加努力工作，去抚养全社会的老人。抚养比是衡量指标，意思是老年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为45.9%，即每100个劳动人口养活45.9个老年人口。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预测，到2055年，该数字会上升至75%。
在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老龄化速度快，且中国的老龄化还是“未富先老”。根据中欧国际商学院的预测，2022年，整个中国都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那时，人均GDP不过才1万多美元。当美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该数字是4万美元。
老龄化速度快与“未富先老”，反应在微观上，则是压在每个年轻人肩膀上的重担。此时，整个国家和全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女性积极参与到劳动中去，而延长产假的影响却与此背道而驰。
产假作为一项政策诞生于1919年11月。为了实现更公平的劳工标准，国际劳工组织规定12周带薪产假属于“医疗必需品和社会权利”。此后的几十年，带薪产假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并且写进了法律。今天，发达国家的产假福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百多年前规定的12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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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多为福利国家，这些国家在产假政策上堪称慷慨。比较产假的天数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产假期间的工资（成本）谁来支付。以法国举例，简单地说，女性享有16周产假，孩子出生前6周，出生后10周。产假期间，法律认为雇佣合同暂停。法国社会保障局会支付生育女性产假期间的工资，称为生育津贴。生育津贴的计算方法是，该女性在产假前3个月的工资总额再除以91.5，这是每天能拿到的金额，每14天结算一次。同时还规定，产假结束后，返回原工作岗位，如果其他员工在期间涨薪，则该员工也要涨。
在英国，女性享有39周产假。前6周，可以获得该员工平均工资（怀孕18-26周取平均数）的90%。剩下33周，每周发放151.97英镑或者平均周薪酬的90%，二者取最小者。这些工资全部由雇主发放，但雇主可以从英国税务局以及海关总署获得补偿。
相比欧洲，美国则是一个极端。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带薪产假政策的国家，这与欧洲的高福利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更加担心的是，类似的权利会促使人们“从纳税人资助的政府获得资金”，也即担心该项权利会成为某些人的赚钱手段。在美国个人主义盛行的文化中，它们认为报酬必须基于劳动。
另一方面，联邦层面一直没有就产假政策达成共识。根本原因是对“谁提供资金”这一问题存在分歧。根据民意调查，只有47%的人支持政府应当为此买单，更多的人希望雇主买单。然而，带薪产假会提高雇主成本从而降低就业水平。
对比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产假政策，不论是高福利还是没有福利，它们共同点在于，一定要提前理清“产假成本由谁承担”这一核心问题。
反观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统一且明晰的相关规定。没有规定，相当于默认企业照单全收。配套政策应当尽快出台，一旦全社会形成了“女性雇佣成本高于男性”的固有认知，再纠正就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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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刘 军
编辑丨萧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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