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审核员，走进残酷数字游戏

那条消息，在2月4日当天抵达李晋华的手机——前同事发来消息说，公司有位审核员疑似在家中突然晕倒，现在正在抢救。

很快，同事又发来消息，说那位审核员最后抢救无效，去世了。李晋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紧接着是难过和后怕。他也曾是B站武汉分公司的一名审核员，工作的一年多里，他习惯了眼前快速切换着视频画面，手指机械地点按着功能键，节假日的轮班、熬夜的疲倦、关节的酸痛，他都再熟悉不过。最疲惫的时候，他跟同事开过玩笑：“感觉自己快要猝死了，公司是不是得有人猝死了，才能够改好一点？”曾经的玩笑话，一语成谶。

2月8日，B站对外回应，称审核员“暮色木心”因突发脑出血去世，最后附上了一些新的改进措施：增加招聘1000名审核员，降低人均工作压力；加强关注审核员身体健康，组织体检，增设健康咨询室。

然而，这些举措和李晋华已经没有关系了。过年前，他已经和主管领导提出了离职的想法，对方并没有太多挽留，“他也许习以为常”。多位B站受访者都曾表示，每一年年底，是大批审核员的离职时刻。

离职不只是发生在B站。半个月前，叶蕾从成都字节跳动的审核岗位离开了。她和李晋华一样，找不到审核员这份工作的意义。叶蕾回国前，在QS世界排名前100的一所英国院校拿到了传媒专业硕士学位，同为审核员的同事们知道她的学历后，总是一脸惊讶地问：“你一个留学生，为什么要来做这种工作？”

那时的叶蕾不知道“这种工作”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这里是字节跳动，一家头部大厂，她和房东说起来在成都的国际金融中心办公时，对方评价：“那一定是份好工作。”

入职培训时，叶蕾发现，和自己一起参加复审培训的新人，几乎都有留学背景。这几年来，大厂光环吸引着年轻人加入其中，学历内卷甚至蔓延到审核员身上。一位互联网公司负责人曾在去年接受投中网采访时提到：“2015年前后审核员的工作只需要专科学历，但是现年必须是本科起步，甚至得是一本。”叶蕾后来得知，自己是今日头条复审部门最后招进的一批留学生，一些高材生们会像叶蕾一样，短暂地感受一下大厂的光环，体会到螺丝钉的滋味，最后选择离开。

鲁达也是如此，入职前，他对这份工作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在大厂里刷视频是个不错的选择”。2019年，他从一所一本大学土木专业毕业后去工地实习，某一个夜晚，他躺在工地的钢板房里，看着不远处市区写字楼里灯火通明，决心一定要去那里上班。转专业找工作并不容易，看了一圈，鲁达发现，审核员没有专业门槛限制，而且正好缺人。

鲁达先去一家公司面试，没有通过。他总结起原因：“当时对方问我，你住得离公司近吗？我就老实地回答了不近。后来上网查了才知道，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可能是，很晚下班的话你方便回家吗？”

到了B站面试，同样的问题又被抛出：“你能接受轮班吗？”“你住得离公司近吗？”鲁达想着网上的标准答案，一一点头，他成为了B站武汉分公司的一名审核员，在格子间工作的心愿达成，但那些面试时隐藏的问题，之后也一一暴露出来。

起初，这只是一份单纯的审核工作。

毛侃帅曾在三家大厂做过审核员，2016年他加入B站，此时，审核部门像其他部门一样坐落在上海。

他的记忆中，当时整个B站的审核团队不过一二百人，一个人就能负责一个板块分区的稿件审核，被分到一些小众板块时，“审着审着就没稿了”。有时，用户会投稿来一些海外电影，两三个小时的时长，他能加速看完全片而不选择跳过，“生怕有什么不合适的画面出现”。

不过后来，这样的审核几乎不可能了。去年，李晋华审到过时长为9小时的投稿视频，他快速地滑动光标，点击切片（切片指每5秒左右的一帧画面），不到20分钟，审核完毕。

2016年的B站刚刚上线了大会员制度，媒体对它的报道还停留在“二次元社区”，而真实世界里，很多人是第一次在北京地铁、城市公交、京广高铁上看到代表B站的22 娘、33 娘和囧字形的小电视形象。一直到2016年年底，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了，才让B站的名字开始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两年后，毛侃帅所在的审核部门从上海搬去了武汉，主管领导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搬迁条件——升职为某一个审核小组的组长。

在外界看来，这是一条“整治”后的必经之路。2018年7月，先是央视新闻批评了 B 站含有内容低俗的动画作品，一周后，B站凌晨发布的一则公告里承认其被国家多部门约谈，要求缴纳罚款并整改，整改措施之一是“加强审核团队建设、扩编一倍以上审核人力”，毛侃帅搬入的武汉新审核中心，承诺将在那个7月投入运营。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互联网公司。为了能追上用户增长带来的内容膨胀，审核员像毛细血管一样密集地铺开来。2018年年初，《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里写道：“未来今日头条审核团队预计要破10000人。”紧接着的4月，快手也宣布紧急扩招3000名审核员。

审核员们都深知，目前的AI审核技术距离取代人工还有很遥远的距离。2020年4-6月，Youtube曾尝试用AI审核代替人工审核员，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审没有人参与的初审。但这项计划在9月份被叫停了，YouTube大批返聘了在年初解雇的人工审核团队。

量变再一次发生在2020年，李晋华和毛侃帅都明显地感受到，疫情之后，B站审核的稿件量变多了。“宅家”的人们带来了线上业务的增长，2020年第一季度，B站的月均活跃用户同比增长70%，达到了1.72亿，日均活跃用户同比增长69%，达到了5100万。

这年3月，几位UP主在知乎上分享自己稿件审核的进度，有人表示，投稿了1分30秒的视频，17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动静，有人附议说，自己4分钟的视频，24小时过去了还没审好。一位UP主说，以前投稿，顶多30分钟就过审，但现在一两天过去还不答复，“还以为我号有问题，辛辛苦苦答了一百题，重新开了个号上传，依然如此”。

增长带来的压力，最先传导到审核员这一端。那阵子，B站的审核工作量开始有了具体的要求：每位审核员每天的审核必须达到1250条。彼时，李晋华刚入职不久，最初的任务量是审核700条，后来逐渐增多变成800条、1000条，到第三个月，与老员工一致，1250条。

1250条意味着什么？

按当时12小时工作制计算，审1250条，意味着一位审核员不吃不喝不休息，每60分钟需要审核至少104条视频，一条视频的审核时间绝对不能超过2分钟。训练到后来，审核员们处理一条视频的时长能控制在20秒、30秒左右，也只有这样的速度，才能保证自己拥有一些喘息的空隙。

这是一场数字追逐游戏。大厂们像一艘艘巨轮，追逐着更好看的用户数据、更海量的互动内容，而审核员们则像巨轮的每个齿轮，追逐着不断高升的任务量，每小时转动的次数要多点，多点，再多点。

三个月后，李晋华发现，其实“1250”也不是终点。随着B站逐渐破圈，一个年轻人的二次元社区最终成为泛文化社区，变化延伸至审核员这头，某一天，李晋华的任务量变成了每小时审核量不得低于125条。再后来，随着时间推移，需要完成的每日审核总量不断攀升：1300、1350、1400，后来停在了1450条。

每一天，悬挂在显示屏幕上的审核数量都拉紧了审核员们的神经。为了完成每小时125条的审核量，李晋华觉得一天被切割成“量够了”的小时和“量不够”的小时。当“量不够”的小时到来前10分钟，他会赶紧上厕所、倒水，然后进入机械式操作键盘的状态。

闪动的电脑屏幕上，正中间的窗口自动播放着视频，“通过”“打回”“锁定”三个功能键决定这篇稿件的去向。遇到后两种情况时，审核员需要打字写下原因。李晋华的右手长时间弯在鼠标上，酸痛感袭来，抵达手腕、肩颈、腰部。

在数字追逐游戏中获胜的唯一方法是压缩时间。为了能多喝水，李晋华曾准备了一个550毫升的大容量水杯，可往往一天过去，喝不了几口，等下班时一看，杯子里的水几乎还满着。

虽然中午休息时间规定是1个小时，但李晋华发现，周围同事们吃饭只花半个小时，当那个“量不够”的小时到来时，吃饭可能被压缩到10分钟，或者直接一边吃饭，一边审稿子。因此，便利店的三角饭团，是他午餐最常见的选择，方便、快速。还有些时候，李晋华会选择直接熬过”量不够“的那个小时，不吃。他算不清，已经多少次，吃上午饭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就是经常，可能外卖到了，但我没时间下去拿”。

在爱奇艺，叶依婷经历着另一种形式的数字追逐游戏。她审核的是爱奇艺的信息流广告，与大厂们自动分发任务的机制不同，2020年上半年，爱奇艺的广告审核尚没有接入分发机制，还需要靠审核员们“拼手速”接单。

所有待审核的广告，都会被丢入一个群聊，审核员们自行抢单。经常是叶依婷还在打字回复，群聊中就有人发出了审核结果。为了在这场游戏里居于前位，有人特意买了有侧键的新鼠标，将鼠标设置为侧键刷新，可以一“点”到位，比普通鼠标能更快刷新群聊抢到单；还有人在浏览器安装自动刷新插件，点击一次，刷新三遍。

虽然公司每季度才算一次绩效进行排名，但事实上，每天、每周、每个人的审核数据都会被公布。明面上，爱奇艺没有其他大厂那样具体的数字要求，但叶依婷感觉到，自己像被蒙住眼睛的赛马，只能靠周围马匹的动静来确定目标，不知终点地往前奔跑。

抵达终点的代价是，审核员的个人时间像海绵里的水一样，被挤压，再挤压。

疫情后，连同每日任务量一起衍生出的，还有带班制度。B站审核员有两种班制，一种是每天工作8小时、做五休二的行政班，另一种是12小时工作时长、做一休一的三班倒轮班。如果是前一种班制，加班是难免的，如果做的是后一种，带班则是强制性的，意味着一个审核员每个月休息的那15天里，仍有4～5天，需要在家待命4个小时。

B站前员工鲁达的理解是：“似乎是疫情让叔叔（B站董事长兼CEO陈睿）发现了，我们在家也能办公，于是就开始了带班制度。”

“虽然我们一整天里才带班4个小时，但会很累，因为刚经历完前一天的12小时工作。而且带班时，只有加满两个小时才可以计入调休工时，如果是1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相当于给公司白干。”李晋华说。

很多时候，所谓的“前一天工作”也可能不止于12小时。鲁达记得，自己有一次值通宵班，从前一天晚上9点半上到了第二天中午11点半。走出大厦，撞上明晃晃的日光，他有些恍惚，只听见胸腔里的心跳声不断地加快。

李晋华有时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心脏一抽一抽地疼，但他从没想过去医院，“哪有时间去检查，连门都不想出，你休息的那天只会想着睡觉”。去年夏天，他做了一整个月的噩梦，梦里也在不停地审稿，稿子里出现的，多是白天见过的血腥画面。

大厂的审核部门都会设置舆情会，会上主要讲的是审核当天需要格外注意拦截的视频样本。有时是高清的车祸画面，血溅当场，有时是跳楼视频，人体变成一滩肉泥，还可能是凶案现场，断头、断手。李晋华每次都让同事先看，再问“恐怖吗”，如果太过恐怖，他就选择不看，可午夜梦回，一些过往的画面就变成了梦魇。

审核员是触及世间恶意最末梢的神经，有时，投稿人的戏弄也会找上门来，李晋华就被UP主的视频吓过几次。第一次遇见时，是一段拍摄农村夜空的视频，无云的夜空里闪烁着星光，让人觉得沉静、安宁，李晋华正投入地盯着画面看，突然间，星空不见了，屏幕出现了一个扮成厉鬼的人，他吓得差点儿叫出了声。

这是几乎每个B站审核员都有的经历，鲁达被吓到时没什么反应，而办公室里另一个女生尖叫之后，当场哭了起来。至于那些被打回的稿件，等审核员们再收到时，在标题或是简介处，偶尔还会出现类似“审核员死全家”的谩骂。

除了恐惧，噩梦里还有另一种压力。就在几天前，李晋华还能梦见，自己不小心让一个问题严重的视频过审了，他到处问同事该怎么办，梦里等着处分下来的那种着急、慌张，让他喘不过气来。

叶蕾刚接触到审核工作的那阵也常做噩梦，也同样是血腥的画面重现，或者梦见自己犯了错、手足无措。今日头条的复审需要为视频稿件定级，初审通过的视频，根据主题会有相应的定级标准。在飞书文档里，这份标准长达几万字。与叶蕾一起参与复审培训的还有3名海龟应届生，但培训和他们在留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基本没什么关系。按部就班的规则执行让叶蕾极其不适应，错了太多次，主管着急地对她说：“都告诉过你多少遍，怎么还是错的？”

啪，叶蕾紧绷的弦断了。一个中午，她看着自己88%的准确率哭了起来，而新员工的定级准确率要求达到90%。“但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别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能做好？”

审核员的工作设定是，一定要努力去完成任务，无论它是一路飙涨的1250条、1450条，还是90%的准确率。

在字节跳动，绩效和审核稿件的数量、质量直接挂钩，在被分为A、B、C、D四个绩效的等级中，拿到过两次D，员工就会被淘汰。

就像生产牛奶的工厂一样，每一天，审核员们审过的稿件都会由质监部门进行抽查。在今日头条，如果你的评判等级被相关质监部门发现错误会扣1-2分，如果是更高级的质监部门发现了这个错误则会扣掉4-8分。“这就意味着你冲A无望，只能保C。”叶蕾的准确率后来也不太不稳定，最终，她还是在某个月拿到了一个D。

来自准确率的压力、绩效的压力，让叶蕾每天走入大厦前，都会在楼下抽根烟，“得做好心理建设，才能去上楼上班”。

上楼后，8小时的工作因为重复而无限冗长，尽管成都字节跳动没有加班，但这8小时，在一周内会以“早、中、晚、通宵班”四种形式出现。这就意味着，如果晚班之后接了早班，你的生物钟刚调转到昼伏夜出的模式，又要面对第二天7点到到岗的早起。有几次，叶蕾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索性直接睁眼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洗漱、又去上班。

一年下来，到了体检时刻，叶蕾的同事们总是被查出各种问题，肾结石、肾炎、胃炎等等，尽管没有直接的依据，但大家总是忍不住地联想：可能是这份作息不规律的工作所引起。脱发、肥胖也不可避免。叶蕾在成为审核员的一年内，像皮球一样鼓起，胖了20斤。李晋华见过最严重的例子，是办公室里的一名同事，一年里胖了40多斤。而他自己，在经历过几个通宵班后，头上出现了斑秃。头发覆盖的表面下，一块硬币大小的头皮裸露出来，已经一根头发都不剩了。这是身体对李晋华发出的警告，但他没有办法，一直等到回归白班作息后，头发才重新长出。

100多年前，在福特工厂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此后，流水线总是在告知人们应该站在哪里，做些什么，以及如何把劳动转换成最终的产品。玛丽·L·格雷在《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里写道：流水线不仅没有在人和机器之间引入新的劳动分工，反而使人们丢失了对自己工作节奏的掌控，以及相互协调和委托他人工作的能力。

审核员就像互联网时代里的流水线工人，站在传输内容的传送带前，等着一份份任务到来，做着机械、重复的劳动，一旦传送带的速度被调快，他们也只能跟着更快地劳动。

不是没有异议。与数字赛跑的游戏一度在B站内部引发过不满。一开始审核KPI加量时，有人坐在工位上还会直接说，“阿B总是想要我猝死了吧”“叔叔只认钱”。愤怒的情绪在工位上传递着，只是，始终没有人停下那只审核的手。

李晋华知道的唯一一次反抗是，有同事在家带班时，刻意减缓了审核速度，而反抗的最终结果是，这名同事的当月绩效直接被降到了最低档。

也许是因为愤怒的人太多，公司很快召开了一次大会，所有审核人员都参加了这场会议，主管在会上说明了“员工不能在工位摔键盘、发脾气”。愤怒的火焰被浇灭了，当李晋华和同事再次因为工作量上升而感到愤怒时，办公室里再也没有人说话了。整片工位陷入了一种默契的沉静，只留下一连串敲击键盘的声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生气再多，鲁达空闲下来时还是会刷B站，因为他所感兴趣的UP主们多是大V，他们的稿件有单独的审核部门，他在工作中不太能看到自己喜爱的视频。更多时候，他打开B站，一条条视频中会夹杂着审核员的招聘信息，打开后发现要求栏里写着“能接受夜班，能抗压”，他只能苦涩地笑笑。

2021年除夕前夜，年终奖入账的短信发送到鲁达的手机后，他立马向领导提了离职。心照不宣地，同组另外有三个同事也选择了要走。

鲁达还是喜欢B站的，走之前，他研究过是否有内部转岗的可能，但是土木专业毕业的他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最终放弃了。叶蕾也曾希望自己还能留在字节，可是部分转岗要求里有一条写着“半年内绩效没有D”。“大厂里的所有人都是螺丝钉，一个孔眼对一个钉，比如我想转运营，可是运营部门有自己的螺丝钉了。”

叶蕾想起自己最初来成都工作的理由：因为这里有好吃的东西，有慢节奏的生活。成都字节内容质量中心所在的写字楼就在最繁华的春熙路上，从叶蕾所在的工位望出去，整条街上，24小时营业的火锅店、烧烤店、奶茶店前聚集起了成群的年轻人，不远处，府南河边的老年人悠然散着步、茶馆里的中年人打着麻将，聊着天。叶蕾觉得，只有自己，在屏幕前为了不到几千元的月薪，消磨着人生。

大厂的光环甚至辐射不到审核员。叶蕾从不会和别人说自己是一名审核员，更多时候，她都说自己在字节做新媒体工作。一些明白的大厂人听到这里，就会说：“你怎么不去北京？成都那边不都是偏执行类的非核心工作嘛？”

的确，过去一年，叶蕾只是审着别人的稿件，“光做审核是不会有产出的，而我上学学的一切都是在教我如何创作视频。这份工作不适合我”。

鲁达选择早早抽身，他已经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当了一年的运营。“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像在当公务员一样，每天朝九晚六，做五休二，从不加班。”新工作任务不高，工资也比原先审核员的5千月薪更高，他格外满意。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选择权。毛侃帅做了三份审核员工作后，在30岁之前才告别了这个行业。在行业浸泡了八九年，他至今也不觉得这份工作有什么问题，“这就是工作，我是为了赚钱而工作的，我不做了，是因为挣得太少了，我有家庭要养”。

低薪、疲倦、自我价值感丧志，是大家选择离开审核岗位的原因。

李晋华几乎是在离职那天第一次见到傍晚的光谷软件园，园区最中心景观湖的湖水在夕阳下熠熠闪光。没有任何留恋，像每次下班一样，李晋华头也不回地钻进人群，那栋玻璃幕墙筑起的写字楼终于被抛在身后。

在一个盛产内容、流水审核的时代里，即使不是李晋华，不是这里，也不是此刻，顺着网络涌来的海量信息，依然一刻不停地被AI筛选，被系统分发、被人工审核，被传递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流水线上的那条传送带，只会更快地转动起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大厂审核员，走进残酷数字游戏